作为艺术家的易卜生：易卜生与中国重新思考详细内容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08
在返回作为艺术家的易卜生之前，我觉得有必要简略地描述一下中国语境下的文化现代性的形成及其特征，因为这一未完成的大计与易卜生在中国的接受密切相关。众所周知，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知识分子向来以拿来主义而闻名。也就是说，为了反对封建社会和传统的习俗，他们宁愿从国外，主要是从西方，拿来或挪用一些现成的理论概念，将其创造性地转化为中国本土的东西，应用于中国本土文化产品的创造和批评。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思潮和各种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就体现了这种极具功利性的实用态度，因此建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便成为他们知识生涯中的重要任务。毫无疑问，中国的文学艺术家和理论批评家对这一至今仍有争议的话题均作出了不同的反应甚至争论，因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对五四所导致的中国文学传统的剧烈变化持一种敌视的态度，认为这正是现代中国的文化殖民化的开始，所以他们试图把五四这个案子翻过来。但是历史是在前进的，倒退显然是没有出路的。正是在五四的年代里中国文学才开始了走向世界的进程，并得以跻身世界文学主流进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中国文学通过对各种西方文学潮流和大师的翻译介绍，开始逐步走出封闭的领地，接受各种西方文化学术潮流和批评理论的影响。因而毫不奇怪，今天的文学研究者往往将翻译文学也当作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16)在所有翻译过来的西方文学大师中，易卜生无疑是其中的极少数同时对中国文学思想和创作技巧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者之一，这一点完全可以从五四运动的主将胡适为《新青年》编辑的：易卜生专号中见出。(17)也许正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易卜生本人的巨大和持久性影响所致，易卜生才一度被当作一位预示了中国当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崛起的革命思想家的。同样，也正是由于鲁迅、胡适等新文学运动的主将们的努力，一种带有鲜明本土特色的易卜生主义便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诞生了。如果我们并不否认翻译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话，那么我们也应该承认，这种易卜生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翻译过来的或人为建构的产物，主要是用来抨击中国的黑暗社会现实以及封建的社会和文化习俗。因此在我看来，探讨易卜生之于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意义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仅仅将他视为一位革命的思想家而忽视了他的艺术成就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首先是一位具有强烈的先锋意识的艺术家，他不仅为同时带的读者观众而写作，同时也为未来的读者观众而写作。这也许正是我们为什么要在今天的中国文化语境下讨论易卜生的原因所在。他不仅与中国的文化现代性大计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他还深刻地激发并影响了中国的文学家和戏剧艺术家的创作思想和艺术技巧，促进了中国现代话剧的诞生。
就中国的现代性而言，我在此不妨花费一些篇幅来讨论它与西方的现代性的差别。既然我们并不否认中国知识分子擅长于拿来主义，也即将国外一切适合我们国请并为我所用的东西统统拿来，这在五四运动时期尤为突出，几乎当时所有在西方风行的文化思潮和文学思想统统被引进中国，并滋生出某种形式的变体，因此从比较文学的接受-影响之角度来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便成为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任务。(18)首先，我们应承认,，即使存在这样一种中国的现代性的话，那它也依然是从西方语境中引入的一个舶来品，尽管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化和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因此，也如同其它地区的现代性一样，作为全球现代性大计之一部分的中国的现代性也具有了自己的整体特征和排他性。它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密切相关，所以也就有着鲜明的功能性和启蒙因素。这样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自然会很容易地将易卜生当作自己的精神领袖和先驱，因为他的戏剧对人类和社会的种种邪恶都予以了尖锐的批判和抨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忘记，文学启蒙所产生的效果首先应体现在审美方面，然后才体现在思想观念方面。人们只有通过阅读或观赏文艺作品才能获得思想上的启迪和审美快感。因此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对易卜生对中国现代话剧的诞生和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给予高度的评价，因为这一新兴的戏剧艺术形式在中国语境下的诞生恰恰是中西文化交流和互动的必然产物，它打破了所谓中国文化本真性的神话，为某种不中不西但却同时兼有二者所长的混杂的戏剧体裁的诞生铺平了道路，而这正是中国的戏剧得以与世界戏剧艺术进行平等交流对话的一个基点。随着当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全球化步伐的日益加快，易卜生之于中国现代戏剧艺术的意义将越来越显示出来。在易卜生及其戏剧艺术的影响和启迪下，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一批兼通中西文学艺术的戏剧艺术大师：曹禺、洪深、欧阳玉倩等，他们创作出一批具有易卜生精神特征的优秀戏剧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们精心刻画出一批令人难忘的易卜生式的人物。因此，易卜生的形象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实际上发生了某种形式的变形，它超越其本真的(authentic))特征，而是成了一个建构(constructed)的形象。既然易卜生已经成为向所有当代理论建构和阐释开放的一个西方经典，既然不同的文化语境中的易卜生学者建构出了不同的易卜生，那么我们中国的易卜生研究者为什么就不能结合易卜生的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和创造性转化重新建构一个中国语境下的易卜生呢？对于这一点我将在本文最后一部分予以阐发。
建构一种易卜生化的美学原则
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我将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莎士比亚化(Shakespeareanization)的美学原则的建构的启发下，结合易卜生的艺术成就以及其对现代戏剧艺术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产生的广泛影响提出我自己的美学建构：易卜生化(Ibsenization)。我认为，当今的国际易卜生研究界正经历着一个从意识形态批评到审美阐释的转折，也即具体地说，从思想层面来评价易卜生主义到从审美理论层面来阐发易卜生化的转折过程，而在这个转折过程，我们中国的易卜生研究者需要从中国的文化知识立场和审美视角出发作出自己的理论创新和建构，以便迅速地使中国的易卜生研究乃至整个外国文学研究达到和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境界。当然，在当今这个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理论的建构与理论的旅行是密不可分的。在这里我首先想到的是赛义德在80年代初出版的论文集《世界、文本和批评家》(The World, he Text and the Critic, 1983)中收入的一篇著名论文，也就是那篇广为人们引证的《旅行中的理论》(Traveling Theory)，在那篇文章中，赛义德通过卢卡契的物化(reification)理论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区的流传以及由此而引来的种种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旨在说明这样一个道理：理论有时可以旅行到另一个时代和场景中，而在这一旅行的过程中，它们往往会失去某些原有的力量和反叛性。这种情况的出现多半受制于那种理论在被彼时彼地的人们接受时所作出的修正、篡改甚至归化，因此理论的变形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毫无疑问，用这一概念来解释包括易卜生的创作在内的西方现代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以及所导致的误读和误构状况是十分恰当的，用来解释易卜生对中国现代话剧的影响也是十分恰当的。对这一论点所产生的世界性影响赛义德虽然十分明白，但他总认为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反思和阐述。在他于2000年出版的一部专题研究文集《流亡的反思及其他论文》(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中，收入了他写于1994年的一篇论文《理论的旅行重新思考》(Traveling Theory Reconsidered)，在这篇论文中，他强调了卢卡契的理论对阿多诺的启迪后又接着指出了它与后殖民批评理论的关系，这个中介就是当代后殖民批评的先驱弗朗兹·法农。这无疑是卢卡契的理论旅行到另一些地方的一个例证。在追溯了法农的后殖民批评思想与卢卡契理论的关联之后，赛义德总结道，在这里，一方面在法农与较为激进的卢卡契（也许只是暂时的）之间，另一方面在卢卡契与阿多诺之间存在着某种接合点。它们所隐含着的理论、批评、非神秘化和非中心化事业从来就未完成。因此理论的观点便始终在旅行，它超越了自身的局限，向外扩展，并在某种意义上处于一种流亡的状态中。(19)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重复了解构主义的阐释原则：理论的内涵是不可穷尽的，因而对意义的阐释也是没有终结的。而理论的旅行所到之处必然会和彼时彼地的接受土壤和环境相作用而且产生新的意义。可以说，赛义德本人的以东方主义文化批判为核心的后殖民批评理论在第三世界产生的共鸣和反响就证明了他的这种旅行中的理论说的有效性。而我们以此来描述易卜生的戏剧在不断的旅行中所产生出的新的意义也是十分恰当的。但是与赛义德的理论旅行所不同的是，易卜生的创作的理念和戏剧艺术程式的旅行也和阿多诺、卢卡契以及法农等大师的理论旅行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得取决于翻译的中介和另一民族话语转述。我想这一点尤其对我们的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和中国文学作品在整个世界不断地旅行有着最重要的启示。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易卜生及其作品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东西方文学家和理论批评家的不断阐释和建构，其中从意识形态角度建构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易卜生主义，在西方的语境中以肖伯纳的建构最为有名，在中国的语境中则以胡适的建构最有影响力。显然，我并不想否认他们这些有着重要意义的理论建构及其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现代性的巨大影响，但我在此却要呼吁在中国的易卜生研究界出现一种美学的转向。如果我们承认莎士比亚剧作的巨大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把握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精神之脉搏、并达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之境地的话，那么我将继续提出这一结论：易卜生的剧作，尤其是他的后期作品，同样准确地把握了19世纪末的世纪末精神之脉搏，达到了现代主义和先锋主义完美结合的境地。在这方面，我认为，在探讨作为艺术家的易卜生及其剧作方面，我们仍有着漫长的路要走，但至少在目前，将他作为一位艺术家来研究将大大有益于将其视为一位思想家或批判现实主义者来研究。
(1)这里仅列举近几年的几次影响较大的关于易卜生研究方面的国际研讨会：易卜生与现代性：易卜生与中国国际研讨会（1999年6月26-28日，北京），第九届国际易卜生国际学术研讨会（2000年6月5-10日，贝尔根），易卜生与艺术：绘画，雕塑和建筑国际研讨会（2001年10月24-27日，罗马），易卜生与中国：走向一种美学建构国际研讨会（2002年9月12-16日，上海），国际易卜生研讨会和戏剧节：《玩偶之家》的翻译与改编（2002年11月8-14日，达卡）等。
(2)关于易卜生在20世纪中国的接受，我认为下列专著值得一读：何成洲的博士论文《易卜生与中国现代戏剧》(Henrik Ibsen and Chinese Modern Drama), Oslo: Unipub Forlag, 2002；谭国根(Kwo-kan Tam)的《易卜生在中国：1908-1997》(Ibsen in China:1908-1997)，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1；以及王忠祥的《易卜生》，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上述这三部著作都是在对易卜生的原著（或借助于英文译本）进行细读和研究之基础上写出的，代表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水平。
(3) Cf. Wang Ning, Multiple Codes in Ibsen’s Drama, in Meng Shengde et.al. eds., Ibsen Research Papers,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Press, 271.
(4)詹姆逊于2002年7月31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公开演讲中对现代性问题作出了全新的阐释，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他自己以往的观点。
(5) 关于易卜生于1882年3月16日给他的出版商的信件，参阅Einar Haugen, Ibsen’s Drama: Author to Audience, Minneapolis: Univ. of Minnesota Press, 1979, 3.
(6) 我这里尤其应当欣慰地指出，在易卜生的剧作艺术想象力的影响和启迪下，一些具有鲜明的先锋意识的中国戏剧导演，如吴晓江和孙惠柱等，通过重新翻译和理解易卜生的一些剧作，如《玩偶之家》、《海达·高布勒》、《群鬼》和《培尔·金特》等，已经将他们重新搬上中国的戏剧舞台，从而使得这些老的经典作品在当代中国重新产生了新的意义。
(7) Cf. Douwe Fokkema & Elrud Ibsch, Modernist Conjectures: A Mainstream in
European Literature 1910-1940, London:Hurst & Company, 1987, 1-47.
(8)Malcom Bradbury & James McFarlane, eds., Modernism:1890-1930, Penguin Books, 1976, 499.
(9) 有关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对易卜生的剧作的研究，参阅下列论文：Charles R. Lyons, Ibsen’s Realism and the Predicates of Postmodernism, in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Ibsen, Vol. 8 (1994), 185-204; Wang Ning, Postmodernizing Ibsen: Toward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n-de-Siecle, in Maria Deppermann et. al. eds., Ibsen im europaischen Spannungsfeld
zwischen Naturalismus und Symbo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1998, 295-307.
(10) Cf. Wang Ning, Postmodernizing Ibsen: Toward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n-de-Siecle, in Maria Deppermann et. al. eds., Ibsen im europaischen Spannungsfeld
zwischen Naturalismus und Symbo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1998, 295-307.
(11)Haugen, Ibsen’s Drama: Author to Audience, 74.
(12) Ibid., 3-4.
(13)Cf. Brian Johnston, Text and Supertext in Ibsen’s Drama, University Park & Londo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 7.
(14)Ibid., 9-27.
(15)Cf. 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81.
(16)参阅王宁，《现代性、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重构》，载《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
(17) 在这本专辑，胡适的长篇论文《易卜生主义》尤其值得一读，见《新青年》，第四卷，第6期（1918）：第489-507页。
(18)关于西方文艺思潮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和启迪，参阅乐黛云、王宁主编，《西方文艺思潮与20世纪中国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9) Cf. Edward Said,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4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