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新的市民生存形态－－论池莉作品的转向详细内容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08
内容摘要：9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的创作精神不断分化着，作家们逐渐从一种“共同的话语”世界中分离出来，他们的写作立场、精神追求、艺术表现形式更属于个性特征，各自构造着自己的写作空间。池莉在分化中确定了自己的创作道路，她的写作充满了对生活的思索。这种思索来自实实在在的现世生活，来自池莉自身对生活的反复咀嚼与不尽的体恤。她有目的地使自己成为一个大众型的作家，代表着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的融合。同时，她不断在自己的创作中注入新鲜的时代生活之流，尝试着对以往叙事进行改革，并以对人们的精神世界的探索来丰富自己的创作深度。通过不断对艺术个性的自觉追求，对人生此在的质询，池莉逐步在盘旋与嬗变中形成属于自己的风格，走向成熟。
关键词：日常化民间叙事智性风格女性意识大众传播媒介
我一直觉得池莉是个具有独特意义的作家。这种独特倒不在于她的小说开创了什么崭新的文本范式，也非她确立了什么独具匠心的经典叙事。严格地说，她的小说离经典还有相当的距离，其表述的粗糙和驾御故事的疏欠都是显而易见的，但她却成功地找到了当下某些特定阶层市民生存的本真状态，并十分冷峻地择用了符合那种阶层自身逻辑的话语方式，从而使她的小说在全面认同某种新型市民生存本相中既为作品找到了广泛的阅读对象，又揭示了我们这个由经济等级代替政治等级所形成的新的社会、家庭秩序及其矛盾的焦点。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作家，池莉敏感地捕捉着社会生活的际变，并相应调整着自己的写作姿态。而另一方面，在文学受到冲击趋向多元的传媒时代，池莉在保持了自我创作本色的同时也努力完成一种仪式，一种向大众文化的蜕变。本文试图通过比较“新写实”时期与近几年来的池莉小说创作来探究她的这种敏锐积极的探索与嬗变。
一、生活之动：烦恼人生之外的烦恼
有人说，池莉“醉心于宁静的没有变化的生活”，此言不虚。池莉擅长写计划经济下几近停滞的人生景观，在这方面是公认的高手。《烦恼人生》中，物质匮乏状态下衣食住行的烦恼，乃至吃喝拉撒睡中无所不在的微扰，耗尽了人们的心力，剥夺了起码的生趣。《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上班即聊天、斗贫嘴，生活枯燥乏味，人们穷极无聊。《白云苍狗谣》中，由于缺乏正当的竞争机制，单位中钻营为癖，懒散成风。《紫陌红尘》中，再单纯的青年，也会为刁钻世故的环境所污染，精神大幅度滑坡……总之，生活像一潭死水，由于淤积不动而自行腐臭下去。看来，池莉热衷于历史的定格了的世态人心，对于波诡云谲的商海人生，久久不曾涉路。这不意味着她不屑涉路，或不敢涉路，只因她所熟悉的城市工薪阶层，是经济转轨中起步最晚、行动最慢的一批人。她周边的环境，迟迟未给她足够的素材，未显示出急需性、紧迫性。于是，她的创作的“转轨”，也就相应地晚了一步。近年来，从《化蛹为蝶》、《午夜起舞》、《汉口永远的浪漫》、《云破处》、《来来往往》、《小姐你早》、《不要与陌生人说话》、《致无尽岁月》等作品可以看出，池莉的题材重心，正在发生战略性转移，正在“由静态人生素描，转为动态人生速写。由社会结构内部关系的社会静力学研究，转为历史过程、社会变迁等社会动力学研究。”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池莉，她的感受结构，不是封闭、僵化的，而是开放的、无边界的，因而也是有活力的，能与时代共进的。有学者这样讲：“历史上有些作家，不能跨越他所代表的那个历史时代，只能属于一个历史时期。而有些思想不凝固、不停滞的作家，则能与时代共进。”池莉当属她赞许的后一种人。池莉能够紧紧按住生活的脉搏，随时察觉它在节奏、韵律方面的新变，从而使其作品显示出强劲的生活动感，甚至给人以日新月异、目不暇接的速度感。
池莉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变动，确实十分敏感。对转型期这风云际会的时代，更有强烈的感应。她曾说：“现在的城市生活无时无刻地发生着急骤的变化，荣和辱、富和穷、相聚和别离、爱情和仇恨等等，皆可以在瞬间转换，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历史阶段，希望与困惑并存，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撞击起了比物质世界更大的波澜。我的小说，便在这波澜中载沉载浮。”由于池莉这种感知的敏锐性，风起云涌的时代浪潮，流泻于她的笔端。
纵观这一阶段池莉的小说，此在的世俗生活虽然依旧是其创作的主源，但是作品人物的生活舞台已经不再囿于家庭或家族生活的小圈子，而是更多地渗入市场经济的因子。与新写实时期作品在艺术处理上有意淡化或不刻意强调背景因素（前者如《不谈爱情》、《太阳出后》，后者如《烦恼人生》）不同，近期作品大都有一个十分确定的时代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当今时代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发展商品经济的滚滚大潮。例如《你以为你是谁》的背景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经济转轨，《化蛹为蝶》和《午夜起舞》、《来来往往》的总体背景是商品大潮和市场经济所构造的特定环境。确立这样的背景，让她笔下的人物置身于这种确定的社会环境之中，显然不是像“河北三驾马车”那样，意在揭示城乡经济转轨和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矛盾与问题，而是以这种确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作为她笔下人物生活和活动的世俗舞台，同时也将世俗生活具体化为充斥于我们这个时代和城乡社会的各种欲望与诱惑，让她笔下的人物在其中载沉载浮，演尽人生的各种悲欢离合，遍尝世间的万般喜怒哀乐，“以此来显示她的人生哲学应对环境的特殊效用与力量。”
在描画出客观的生活场景同时，池莉也开始将笔触深入到人的内心深处，展现人的心态的迁移与观念世界的嬗变。比如描写经济转型期社会心态的失衡。这种失衡在《不要与陌生人说话》中的徐红梅身上表现得最为严重。徐红梅毕生在计划经济下滥竽充数，是个被计划经济毁了的人。她愚蠢而又傲慢，无能而又狂妄，各方面的素质都无法胜任市场经济下的激烈竞争，是一个被历史列车急转弯时甩下的落魄者。她对自身的落伍怨天尤人、自暴自弃；对经济致富者、事业成功者、人生得志者有强盛的嫉妒心与报复欲；对每一种新事物都不顺眼，对更新过快的生活不适应。于是她故意找茬儿，胡搅蛮缠，无理取闹，以求不满的负面心理能够得到宣泄。这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情绪。平均主义下的心理平衡被打破后，许多人产生利益比较上的不公平感；在优胜劣败的实力竞争中收入下降，造成了沮丧心态。
而社会时机的转变蕴涵着巨大的时间价值，生存环境与氛围的变动势必导致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方式的异变，重塑人格特征。透过近期的池莉小说可以看到，当年印家厚式诸如住房条件的窘迫、上班行程的艰难、工作环境的人事纠纷此类的生存烦恼已经荡然无存了，取而代之的是康伟业式的如何成就“不如意”婚姻之外的婚外恋情的生活烦恼。如果说生活对印家厚意味着压抑、磨损心志的沉重的话，那么康伟业那儿，生活则变成了无法承受之轻了。即便同样面对蛮横粗俗的妻子，印家厚虽然厌倦和遗憾，但又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可是面对段莉娜的“阶级斗争”，康伟业所选择的是最最符合自己经济身份的解脱方式－－找情人。而对于女人而言，人生最重要的已经不再是如何苦心经营嫁一个好丈夫，以便就此摆脱困窘的出身（如《不谈爱情》中的吉玲），而是如何在社会和婚姻中寻求一种新的自我，毕竟女人已经从经济上开始全方位的独立了。我想，至少在池莉看来，当初计划经济下的中国人，清心寡欲、知足长乐，没有欲望，也少有动力，人人循规蹈矩、谨小慎微。现在商品经济使人们的欲望急速膨胀，暴富者的先例令人们跃跃欲试甚至胆大妄为。正如《云破处》中说到的：“……现在是人胆量都大了一圈”，尤其是男主人公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池莉所注重的就是人的这种从胆小向胆大的变化，并借此表现社会的进行时态。从新写实阶段的“人生”系列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池莉倾向于强调人的现实存在的受动性，因而她笔下的主人公更倾向于接受这种受动性的制约和限制，不能充分地发展自己的“自然本性”，发挥自己的“自然能力”，做他们所爱做的和能做的事情，但却能在受动的人生中通过自我体验去求一种心理上的顺应和平衡。他们因而时常表现出一种类似于儒家所说的“怨而不怒”的处于中和状态的性格特征。那时的池莉就是以这种注重当下体验的人生模式，为在充满矛盾的困境生存中的印家厚们构建了一种重要的精神支撑。相对而言，池莉的近期创作无疑更注重表现人的能动性，更注重描写人在现实生存中的积极能动的生活追求，甚至与中国传统伦理所格格不入的叛逆性。她笔下的人物也因此而一改印家厚们的知足能忍、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表现出一种不知满足、不安现状的拼搏和进取精神，在他们身上，“怨而不怒”的中和性格已经消失殆尽，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发扬蹈厉的棱角和锋芒。他们已经不能满足于像印家厚们那样仅仅依靠自我体验去获得对幸福的心理感受，而是要现实地抓住幸福的每一个真实的瞬间，尽可能地使自己的欲望最大限度地得到现实的满足。这些人物往往有很强的内在冲动，又常常显得野心勃勃和信心十足，他们不怕困难，敢于冒险，在金钱和美色方面都能够获得现实的成功，他们因此显得志得意满、趾高气扬，他们是时代的弄潮儿，深谙时代的游戏规则，是生活的强者，是人们追慕和艳羡的对象。在这些人物身上，池莉不再像描写印家厚们那样，把他们的人生欲望压抑到最低限度，而是相反，让他们张大他们的人生欲望，发展他们的“自然本性”，发挥他们的“自然能力”，尽可能地使他们的欲望得到满足。在这儿，人的受动性只是池莉为他们设置的一个道德底限，以便从道德上规范过度膨胀的物欲。“正因为有这个终极限度存在，池莉的近作对当今时代过度膨胀的物欲，也因此有一种比较清醒的批判意识”。此刻的池莉已不再是那个执著于武汉小市民的生活琐事、婚丧嫁娶、生儿育女的，并自称为“小市民”的新写实作家了，而开始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视角关注社会转型并运用自己的敏锐的洞察力去看待社会并分析社会问题。
总之，如果说作为新写实中坚的池莉其题材选取及关注层面主要集中在作为核心家庭的人的世俗生活，并力图表现凡人在琐碎困窘的俗世中遭遇着个体与外在环境的冲突的话，那么近几年的池莉则将镜头聚焦于以经济关系为主要交谈方式的人的生存现状，并对生活之变、个体之变，及家庭的内部情爱冲突进行了挖掘。
二、叙事之变：告别民间叙述手法
20世纪90年代初期，作为新写实中间力量的池莉连同其他“同志者”在叙事模式上对传统现实主义与先锋文学进行了“刻意颠覆”和“精心反叛”。他们在书写生活时，摈弃了现实主义的“启蒙话语”和先锋的“个人话语”，不再以某种政治激情、某种观念为先导，去俯视、分析、解释、评判生活，而是隐匿“主体性”，采用民间话语，担当民间话语的转述者，以民间的意识去感悟、体味、咀嚼生活，让生存本身的艰难困苦浮出海面，显露于世。这时的池莉作品中，没有波澜壮阔、如火如荼的人生盛典，没有叱咤风云、壮怀激烈的时代骄子，只有老牛拉车似的平庸生活和与之浑然一体的印家厚、赵胜天们。我们无法在《烦恼人生》、《不谈爱情》等作品中找到情节的戏剧化、因果化，情节模式变成了以自然时间为序的纷繁扁平的日常生活，并且环环相扣、因果相应。生活的24小时就是买豆腐、看孩子、送礼、上班、挤车、找保姆、换房子……池莉以十分随意的口气告诉我们，生活就是这些琐碎与争吵构成的平庸，反正，信不信由你。
同时，池莉一直严格遵循一种“民间的叙述手法”，完全不用或是避免使用那些会使小说看起来比较吃力或是比较陌生化的手法，比如说倒叙或是插叙，或是根据作者的思绪来结构或是打乱一个故事。也许池莉认为那是一种匠气，因为她认为“只有生活是冷面无情的，”“我像一只猎犬那样警惕地注视着生活。我反反复复做着一件事：用汉字在稿纸上重建仿真的想像空间。”池莉的小说努力依照时间的流程叙事，尽力将故事处理成粗砺鲜活的生活流。或许，也正是因此，许多普通读者因为其小说中那种几乎与真实生活完全一致的细节、人物行为、生存环境甚至那种喧嚣涌动的生活流而被打动。池莉还采取了近距离或无距离的视角，将一个个普通人在日益商品化的社会中的物质世界的不如意，精神世界的压抑、苦闷，纳入其小说的表现空间，“将社会和人的物质和精神的零散化投影为文学的零散化图景。”她借助零度情感的后现代方式把罩在普通人头上的神圣光华驱散，还原生活的本真状态，直抵生活的内在肌体，与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相对抗，关心此岸人生，以日常自在的方式向自己解释存在的意义。
然而，虽然池莉在新写实时期的小说创作在表达人的存在问题时开拓了一条新路，可是平实的世俗价值观念和对理想的摒弃，对环境的一味退却又显然不是池莉所追求的精神品位。同时，零度的创作状态也将使作品人物停留在表层状态，削弱表达的空间。于是，池莉选择了变通。
反观近期的池莉创作，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池莉叙述立场及目的指向的改变，这形成了她崭新的智性风格。其实，从《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开始，池莉已经着意于以知识分子的立场从琐碎表达转入带有哲学意味的表达，从平庸的生存状态中发掘诗意。而1994年的《绿水长流》和1995年的《化蛹为蝶》，池莉更加“形而上”，一改面目地在作品中加重理性色彩的投入。如她自己所言，“我的文学创作将以拆穿虚幻的爱情为主题之一。”由“不谈爱情”到“拆穿爱情”，即开始了她小说创作的变更的目的性，“拆穿虚幻爱情”的进步，表明池莉已经从对消极状态的所谓真实“零度情感”的再现，走向一种对热情和理解的呼唤，走向了对作品的直接干预。《化蛹为蝶》中，尽管制作的粗滥随处可见，但她故事结构的叙事节奏和风格已与前大相径庭，即从琐碎的生活流的呈现转入极富跳跃性的梗概叙述，她那出色的真实而琐碎的再现已经退却得一干二净，加大了目的性的跳跃，奔向那个与现实相距遥远的理性之巅，从而加深了其思辨力度。其次是池莉叙述语言的转变。新的池氏叙事语言我认为是一种文人气与市民气相杂的语言，文明又略显张扬，在笔力较弱时它往往会铺张得一发不可收拾，直达到煽情的地步，但它的伸缩性极强，随着笔力的精粹，语句间会出现的意蕴深厚的空间。其表现之一便是：单字、单词、单句的表达力度甚至超过了长句、复句。在《致无尽岁月》中，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有的时候，闭上眼睛把头一摇，就可以感觉到生命的速度是飞。”结尾处又呼应道：“十几年的岁月在他和我之间倏忽地就过去了！如旷野的灰色野兔在奔跑。”池莉是在借时间的流速来喟叹萌动青春的一去不回。这样的情感流泻通篇可见，使小说蒙上了一种诗韵，尽管笔者从未认为池莉是个诗人，但其小说的诗化倾向确是在某一瞬间俘获了读者。再看《化蛹为蝶》，单就题目而言，就很有意思。这是一个达成句式，“为”，即变化之意，表示有终结点的一种变化，对于新质的达成，这是脱胎换骨的变，甚至是飞跃性的突变，给人以深刻的灵魂蜕变感。在《黑鸽子》中，庄严对马腾跃说起自己当年的恋情：“那些日子我最喜欢看的就是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当然，这种书现在是没人看了，太古典了，现代人谁还耐烦看它。”这里将“过去”与“现在”作对比，给人以鲜明的社会变更感、历史流变感。但这还只是句子表层的语用学意义，还有深层的情感褒贬功能：既有对往事的怀念，又有对现状的无奈，还有对自己的嘲笑。暗示出时代失去控制的畸变性，社会没有方向的漂移感。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池莉已经在思考一些关于人生的哲学问题，更趋于厚重与成熟了。
从叙事形式上看，偶然性、戏剧性的大量袭用也使近年的池莉小说增添了浓郁的智性色彩。池莉的小说仍然带有极强的写实特征，但又明显地区别于“新写实”时期的那个她，这不仅是因为她的近作在审美意蕴上带有更多的隐喻意味和生命潜在状态的探讨，还由于她对先锋叙事的某些成分的借鉴。这样一来，即可以摆脱纯粹的写实主义对现实生活原相的过分依赖，又不会卷入先锋叙事所形成的文本迷营中。在《云破处》中，池莉将故事围绕金祥和曾善美两夫妻展开，但在时间安排上，则有意识地将其切为白天和晚上两块，白天是延续着过去的白天，白天完全成了假象；只有到了夜晚，大门和防盗门一道道锁好，每扇窗户的窗帘一幅幅垂下，一个空间、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就此形成了。因此，发生在白天的故事如何并不重要，那只是一种程式、一种仪式，甚至只是一种表演；而晚上的情形则不同了，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上演的一切无论是否符合情理，符合逻辑，却绝对是有意义的。金祥和曾善美白天在钢铁设计院里、在雪亮的群众眼睛里做着该做的、能做的事儿和说着可说可不说的话；到了夜晚，情形就不同了。一次偶然性的聚会，曾善美知道了金祥的一段经历，并推测他可能是“杀”死自己父母兄弟的“凶手”。于是，两个人的战争开始了，冲突夜复一夜地开始了，在日渐激烈的碰撞复碰撞中，夫妻间互知了原来所不知的对方，最终以曾善美手刃金祥而结束。看上去，这是一桩发生在子夜的复仇血案，但一切都源自一个既复杂又质朴的偶然事件：工厂占了农民的地还不让农民的孩子进去玩，偶尔溜进去被逮住还要被推出来摔下流鼻血，11岁的金祥于是扔了一条河豚的内脏在食堂的鱼头豆腐汤里，这与其说是蓄谋杀人还不如说是恶作剧更贴切。可就是这个11岁孩子的恶作剧，导致了曾善美的家破人亡，导致了她后来被姨夫强奸，被表弟诱奸，导致了不孕的毛病，导致了31年后的午夜杀人案。偶然性作为一种对叙事节奏的有效控制，为《云破处》增添了很多戏剧化的审美效果，给读者提供了更多的阅读悬念。而结尾更富戏剧意味：曾善美“复了仇”，却竟然什么事也没有，一个冤大头小老板替她顶了罪，至于金祥的“投毒案”也只是在曾善美这里有个了结，对公家而言这仍是一桩悬案。“三十一年过去了，现在对几个主要嫌疑人的监控还没有撤消，含毒的鱼头豆腐汤至尽还被保存着”，“是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生来就模模糊糊，到处留下的都语焉不详的人生片段，把他周围的人和事，把生活和历史都搅得似是而非了呢？”作品就此戛然而止，留给读者更多的想像和关于人生的思索。
关键词：日常化民间叙事智性风格女性意识大众传播媒介
我一直觉得池莉是个具有独特意义的作家。这种独特倒不在于她的小说开创了什么崭新的文本范式，也非她确立了什么独具匠心的经典叙事。严格地说，她的小说离经典还有相当的距离，其表述的粗糙和驾御故事的疏欠都是显而易见的，但她却成功地找到了当下某些特定阶层市民生存的本真状态，并十分冷峻地择用了符合那种阶层自身逻辑的话语方式，从而使她的小说在全面认同某种新型市民生存本相中既为作品找到了广泛的阅读对象，又揭示了我们这个由经济等级代替政治等级所形成的新的社会、家庭秩序及其矛盾的焦点。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作家，池莉敏感地捕捉着社会生活的际变，并相应调整着自己的写作姿态。而另一方面，在文学受到冲击趋向多元的传媒时代，池莉在保持了自我创作本色的同时也努力完成一种仪式，一种向大众文化的蜕变。本文试图通过比较“新写实”时期与近几年来的池莉小说创作来探究她的这种敏锐积极的探索与嬗变。
一、生活之动：烦恼人生之外的烦恼
有人说，池莉“醉心于宁静的没有变化的生活”，此言不虚。池莉擅长写计划经济下几近停滞的人生景观，在这方面是公认的高手。《烦恼人生》中，物质匮乏状态下衣食住行的烦恼，乃至吃喝拉撒睡中无所不在的微扰，耗尽了人们的心力，剥夺了起码的生趣。《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上班即聊天、斗贫嘴，生活枯燥乏味，人们穷极无聊。《白云苍狗谣》中，由于缺乏正当的竞争机制，单位中钻营为癖，懒散成风。《紫陌红尘》中，再单纯的青年，也会为刁钻世故的环境所污染，精神大幅度滑坡……总之，生活像一潭死水，由于淤积不动而自行腐臭下去。看来，池莉热衷于历史的定格了的世态人心，对于波诡云谲的商海人生，久久不曾涉路。这不意味着她不屑涉路，或不敢涉路，只因她所熟悉的城市工薪阶层，是经济转轨中起步最晚、行动最慢的一批人。她周边的环境，迟迟未给她足够的素材，未显示出急需性、紧迫性。于是，她的创作的“转轨”，也就相应地晚了一步。近年来，从《化蛹为蝶》、《午夜起舞》、《汉口永远的浪漫》、《云破处》、《来来往往》、《小姐你早》、《不要与陌生人说话》、《致无尽岁月》等作品可以看出，池莉的题材重心，正在发生战略性转移，正在“由静态人生素描，转为动态人生速写。由社会结构内部关系的社会静力学研究，转为历史过程、社会变迁等社会动力学研究。”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池莉，她的感受结构，不是封闭、僵化的，而是开放的、无边界的，因而也是有活力的，能与时代共进的。有学者这样讲：“历史上有些作家，不能跨越他所代表的那个历史时代，只能属于一个历史时期。而有些思想不凝固、不停滞的作家，则能与时代共进。”池莉当属她赞许的后一种人。池莉能够紧紧按住生活的脉搏，随时察觉它在节奏、韵律方面的新变，从而使其作品显示出强劲的生活动感，甚至给人以日新月异、目不暇接的速度感。
池莉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变动，确实十分敏感。对转型期这风云际会的时代，更有强烈的感应。她曾说：“现在的城市生活无时无刻地发生着急骤的变化，荣和辱、富和穷、相聚和别离、爱情和仇恨等等，皆可以在瞬间转换，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历史阶段，希望与困惑并存，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撞击起了比物质世界更大的波澜。我的小说，便在这波澜中载沉载浮。”由于池莉这种感知的敏锐性，风起云涌的时代浪潮，流泻于她的笔端。
纵观这一阶段池莉的小说，此在的世俗生活虽然依旧是其创作的主源，但是作品人物的生活舞台已经不再囿于家庭或家族生活的小圈子，而是更多地渗入市场经济的因子。与新写实时期作品在艺术处理上有意淡化或不刻意强调背景因素（前者如《不谈爱情》、《太阳出后》，后者如《烦恼人生》）不同，近期作品大都有一个十分确定的时代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当今时代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发展商品经济的滚滚大潮。例如《你以为你是谁》的背景是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经济转轨，《化蛹为蝶》和《午夜起舞》、《来来往往》的总体背景是商品大潮和市场经济所构造的特定环境。确立这样的背景，让她笔下的人物置身于这种确定的社会环境之中，显然不是像“河北三驾马车”那样，意在揭示城乡经济转轨和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矛盾与问题，而是以这种确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作为她笔下人物生活和活动的世俗舞台，同时也将世俗生活具体化为充斥于我们这个时代和城乡社会的各种欲望与诱惑，让她笔下的人物在其中载沉载浮，演尽人生的各种悲欢离合，遍尝世间的万般喜怒哀乐，“以此来显示她的人生哲学应对环境的特殊效用与力量。”
在描画出客观的生活场景同时，池莉也开始将笔触深入到人的内心深处，展现人的心态的迁移与观念世界的嬗变。比如描写经济转型期社会心态的失衡。这种失衡在《不要与陌生人说话》中的徐红梅身上表现得最为严重。徐红梅毕生在计划经济下滥竽充数，是个被计划经济毁了的人。她愚蠢而又傲慢，无能而又狂妄，各方面的素质都无法胜任市场经济下的激烈竞争，是一个被历史列车急转弯时甩下的落魄者。她对自身的落伍怨天尤人、自暴自弃；对经济致富者、事业成功者、人生得志者有强盛的嫉妒心与报复欲；对每一种新事物都不顺眼，对更新过快的生活不适应。于是她故意找茬儿，胡搅蛮缠，无理取闹，以求不满的负面心理能够得到宣泄。这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情绪。平均主义下的心理平衡被打破后，许多人产生利益比较上的不公平感；在优胜劣败的实力竞争中收入下降，造成了沮丧心态。
而社会时机的转变蕴涵着巨大的时间价值，生存环境与氛围的变动势必导致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方式的异变，重塑人格特征。透过近期的池莉小说可以看到，当年印家厚式诸如住房条件的窘迫、上班行程的艰难、工作环境的人事纠纷此类的生存烦恼已经荡然无存了，取而代之的是康伟业式的如何成就“不如意”婚姻之外的婚外恋情的生活烦恼。如果说生活对印家厚意味着压抑、磨损心志的沉重的话，那么康伟业那儿，生活则变成了无法承受之轻了。即便同样面对蛮横粗俗的妻子，印家厚虽然厌倦和遗憾，但又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可是面对段莉娜的“阶级斗争”，康伟业所选择的是最最符合自己经济身份的解脱方式－－找情人。而对于女人而言，人生最重要的已经不再是如何苦心经营嫁一个好丈夫，以便就此摆脱困窘的出身（如《不谈爱情》中的吉玲），而是如何在社会和婚姻中寻求一种新的自我，毕竟女人已经从经济上开始全方位的独立了。我想，至少在池莉看来，当初计划经济下的中国人，清心寡欲、知足长乐，没有欲望，也少有动力，人人循规蹈矩、谨小慎微。现在商品经济使人们的欲望急速膨胀，暴富者的先例令人们跃跃欲试甚至胆大妄为。正如《云破处》中说到的：“……现在是人胆量都大了一圈”，尤其是男主人公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池莉所注重的就是人的这种从胆小向胆大的变化，并借此表现社会的进行时态。从新写实阶段的“人生”系列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池莉倾向于强调人的现实存在的受动性，因而她笔下的主人公更倾向于接受这种受动性的制约和限制，不能充分地发展自己的“自然本性”，发挥自己的“自然能力”，做他们所爱做的和能做的事情，但却能在受动的人生中通过自我体验去求一种心理上的顺应和平衡。他们因而时常表现出一种类似于儒家所说的“怨而不怒”的处于中和状态的性格特征。那时的池莉就是以这种注重当下体验的人生模式，为在充满矛盾的困境生存中的印家厚们构建了一种重要的精神支撑。相对而言，池莉的近期创作无疑更注重表现人的能动性，更注重描写人在现实生存中的积极能动的生活追求，甚至与中国传统伦理所格格不入的叛逆性。她笔下的人物也因此而一改印家厚们的知足能忍、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表现出一种不知满足、不安现状的拼搏和进取精神，在他们身上，“怨而不怒”的中和性格已经消失殆尽，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发扬蹈厉的棱角和锋芒。他们已经不能满足于像印家厚们那样仅仅依靠自我体验去获得对幸福的心理感受，而是要现实地抓住幸福的每一个真实的瞬间，尽可能地使自己的欲望最大限度地得到现实的满足。这些人物往往有很强的内在冲动，又常常显得野心勃勃和信心十足，他们不怕困难，敢于冒险，在金钱和美色方面都能够获得现实的成功，他们因此显得志得意满、趾高气扬，他们是时代的弄潮儿，深谙时代的游戏规则，是生活的强者，是人们追慕和艳羡的对象。在这些人物身上，池莉不再像描写印家厚们那样，把他们的人生欲望压抑到最低限度，而是相反，让他们张大他们的人生欲望，发展他们的“自然本性”，发挥他们的“自然能力”，尽可能地使他们的欲望得到满足。在这儿，人的受动性只是池莉为他们设置的一个道德底限，以便从道德上规范过度膨胀的物欲。“正因为有这个终极限度存在，池莉的近作对当今时代过度膨胀的物欲，也因此有一种比较清醒的批判意识”。此刻的池莉已不再是那个执著于武汉小市民的生活琐事、婚丧嫁娶、生儿育女的，并自称为“小市民”的新写实作家了，而开始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视角关注社会转型并运用自己的敏锐的洞察力去看待社会并分析社会问题。
总之，如果说作为新写实中坚的池莉其题材选取及关注层面主要集中在作为核心家庭的人的世俗生活，并力图表现凡人在琐碎困窘的俗世中遭遇着个体与外在环境的冲突的话，那么近几年的池莉则将镜头聚焦于以经济关系为主要交谈方式的人的生存现状，并对生活之变、个体之变，及家庭的内部情爱冲突进行了挖掘。
二、叙事之变：告别民间叙述手法
20世纪90年代初期，作为新写实中间力量的池莉连同其他“同志者”在叙事模式上对传统现实主义与先锋文学进行了“刻意颠覆”和“精心反叛”。他们在书写生活时，摈弃了现实主义的“启蒙话语”和先锋的“个人话语”，不再以某种政治激情、某种观念为先导，去俯视、分析、解释、评判生活，而是隐匿“主体性”，采用民间话语，担当民间话语的转述者，以民间的意识去感悟、体味、咀嚼生活，让生存本身的艰难困苦浮出海面，显露于世。这时的池莉作品中，没有波澜壮阔、如火如荼的人生盛典，没有叱咤风云、壮怀激烈的时代骄子，只有老牛拉车似的平庸生活和与之浑然一体的印家厚、赵胜天们。我们无法在《烦恼人生》、《不谈爱情》等作品中找到情节的戏剧化、因果化，情节模式变成了以自然时间为序的纷繁扁平的日常生活，并且环环相扣、因果相应。生活的24小时就是买豆腐、看孩子、送礼、上班、挤车、找保姆、换房子……池莉以十分随意的口气告诉我们，生活就是这些琐碎与争吵构成的平庸，反正，信不信由你。
同时，池莉一直严格遵循一种“民间的叙述手法”，完全不用或是避免使用那些会使小说看起来比较吃力或是比较陌生化的手法，比如说倒叙或是插叙，或是根据作者的思绪来结构或是打乱一个故事。也许池莉认为那是一种匠气，因为她认为“只有生活是冷面无情的，”“我像一只猎犬那样警惕地注视着生活。我反反复复做着一件事：用汉字在稿纸上重建仿真的想像空间。”池莉的小说努力依照时间的流程叙事，尽力将故事处理成粗砺鲜活的生活流。或许，也正是因此，许多普通读者因为其小说中那种几乎与真实生活完全一致的细节、人物行为、生存环境甚至那种喧嚣涌动的生活流而被打动。池莉还采取了近距离或无距离的视角，将一个个普通人在日益商品化的社会中的物质世界的不如意，精神世界的压抑、苦闷，纳入其小说的表现空间，“将社会和人的物质和精神的零散化投影为文学的零散化图景。”她借助零度情感的后现代方式把罩在普通人头上的神圣光华驱散，还原生活的本真状态，直抵生活的内在肌体，与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相对抗，关心此岸人生，以日常自在的方式向自己解释存在的意义。
然而，虽然池莉在新写实时期的小说创作在表达人的存在问题时开拓了一条新路，可是平实的世俗价值观念和对理想的摒弃，对环境的一味退却又显然不是池莉所追求的精神品位。同时，零度的创作状态也将使作品人物停留在表层状态，削弱表达的空间。于是，池莉选择了变通。
反观近期的池莉创作，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池莉叙述立场及目的指向的改变，这形成了她崭新的智性风格。其实，从《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开始，池莉已经着意于以知识分子的立场从琐碎表达转入带有哲学意味的表达，从平庸的生存状态中发掘诗意。而1994年的《绿水长流》和1995年的《化蛹为蝶》，池莉更加“形而上”，一改面目地在作品中加重理性色彩的投入。如她自己所言，“我的文学创作将以拆穿虚幻的爱情为主题之一。”由“不谈爱情”到“拆穿爱情”，即开始了她小说创作的变更的目的性，“拆穿虚幻爱情”的进步，表明池莉已经从对消极状态的所谓真实“零度情感”的再现，走向一种对热情和理解的呼唤，走向了对作品的直接干预。《化蛹为蝶》中，尽管制作的粗滥随处可见，但她故事结构的叙事节奏和风格已与前大相径庭，即从琐碎的生活流的呈现转入极富跳跃性的梗概叙述，她那出色的真实而琐碎的再现已经退却得一干二净，加大了目的性的跳跃，奔向那个与现实相距遥远的理性之巅，从而加深了其思辨力度。其次是池莉叙述语言的转变。新的池氏叙事语言我认为是一种文人气与市民气相杂的语言，文明又略显张扬，在笔力较弱时它往往会铺张得一发不可收拾，直达到煽情的地步，但它的伸缩性极强，随着笔力的精粹，语句间会出现的意蕴深厚的空间。其表现之一便是：单字、单词、单句的表达力度甚至超过了长句、复句。在《致无尽岁月》中，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有的时候，闭上眼睛把头一摇，就可以感觉到生命的速度是飞。”结尾处又呼应道：“十几年的岁月在他和我之间倏忽地就过去了！如旷野的灰色野兔在奔跑。”池莉是在借时间的流速来喟叹萌动青春的一去不回。这样的情感流泻通篇可见，使小说蒙上了一种诗韵，尽管笔者从未认为池莉是个诗人，但其小说的诗化倾向确是在某一瞬间俘获了读者。再看《化蛹为蝶》，单就题目而言，就很有意思。这是一个达成句式，“为”，即变化之意，表示有终结点的一种变化，对于新质的达成，这是脱胎换骨的变，甚至是飞跃性的突变，给人以深刻的灵魂蜕变感。在《黑鸽子》中，庄严对马腾跃说起自己当年的恋情：“那些日子我最喜欢看的就是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当然，这种书现在是没人看了，太古典了，现代人谁还耐烦看它。”这里将“过去”与“现在”作对比，给人以鲜明的社会变更感、历史流变感。但这还只是句子表层的语用学意义，还有深层的情感褒贬功能：既有对往事的怀念，又有对现状的无奈，还有对自己的嘲笑。暗示出时代失去控制的畸变性，社会没有方向的漂移感。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池莉已经在思考一些关于人生的哲学问题，更趋于厚重与成熟了。
从叙事形式上看，偶然性、戏剧性的大量袭用也使近年的池莉小说增添了浓郁的智性色彩。池莉的小说仍然带有极强的写实特征，但又明显地区别于“新写实”时期的那个她，这不仅是因为她的近作在审美意蕴上带有更多的隐喻意味和生命潜在状态的探讨，还由于她对先锋叙事的某些成分的借鉴。这样一来，即可以摆脱纯粹的写实主义对现实生活原相的过分依赖，又不会卷入先锋叙事所形成的文本迷营中。在《云破处》中，池莉将故事围绕金祥和曾善美两夫妻展开，但在时间安排上，则有意识地将其切为白天和晚上两块，白天是延续着过去的白天，白天完全成了假象；只有到了夜晚，大门和防盗门一道道锁好，每扇窗户的窗帘一幅幅垂下，一个空间、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就此形成了。因此，发生在白天的故事如何并不重要，那只是一种程式、一种仪式，甚至只是一种表演；而晚上的情形则不同了，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上演的一切无论是否符合情理，符合逻辑，却绝对是有意义的。金祥和曾善美白天在钢铁设计院里、在雪亮的群众眼睛里做着该做的、能做的事儿和说着可说可不说的话；到了夜晚，情形就不同了。一次偶然性的聚会，曾善美知道了金祥的一段经历，并推测他可能是“杀”死自己父母兄弟的“凶手”。于是，两个人的战争开始了，冲突夜复一夜地开始了，在日渐激烈的碰撞复碰撞中，夫妻间互知了原来所不知的对方，最终以曾善美手刃金祥而结束。看上去，这是一桩发生在子夜的复仇血案，但一切都源自一个既复杂又质朴的偶然事件：工厂占了农民的地还不让农民的孩子进去玩，偶尔溜进去被逮住还要被推出来摔下流鼻血，11岁的金祥于是扔了一条河豚的内脏在食堂的鱼头豆腐汤里，这与其说是蓄谋杀人还不如说是恶作剧更贴切。可就是这个11岁孩子的恶作剧，导致了曾善美的家破人亡，导致了她后来被姨夫强奸，被表弟诱奸，导致了不孕的毛病，导致了31年后的午夜杀人案。偶然性作为一种对叙事节奏的有效控制，为《云破处》增添了很多戏剧化的审美效果，给读者提供了更多的阅读悬念。而结尾更富戏剧意味：曾善美“复了仇”，却竟然什么事也没有，一个冤大头小老板替她顶了罪，至于金祥的“投毒案”也只是在曾善美这里有个了结，对公家而言这仍是一桩悬案。“三十一年过去了，现在对几个主要嫌疑人的监控还没有撤消，含毒的鱼头豆腐汤至尽还被保存着”，“是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生来就模模糊糊，到处留下的都语焉不详的人生片段，把他周围的人和事，把生活和历史都搅得似是而非了呢？”作品就此戛然而止，留给读者更多的想像和关于人生的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