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话语与文艺学学科反思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08
我们再回到文艺学。在哈贝马斯看来,“法兰克福日尔曼语言文学家大会”之后,德国文艺学乃至整个德国语文学的致命错误在于彻底放弃了其社会关怀,人为地把自己限定为一项研究使命,从而把自己导向了科学主义的研究取向,具体表现为以文艺学为核心的语文学在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当中迅速地完成了其制度化过程,拼命地强调其科学使命,极力地回避社会担当:
它(语文学———引注)更多的是一种研究方向,而没有充分发扬其与就业和培训系统、阅读公共领域以及政治公共领域之间的联系。职业准备、一般培训以及公共的自我沟通等诸多功能,在日尔曼语言文学那里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履行。⑩
换个角度说,德国文艺学乃至整个德国语文学的失误就在于放弃了对政治公共领域和文化公共领域的关注,忘记了自己在研究目的和职业准备之外,还肩负着塑造社会的神圣使命。而正是由于对自身所承担的使命缺乏自我意识和反思意识,德国文艺学乃至整个语文学才要么采取思想史的研究路径,全心全意地关注所谓“封闭的非理性主义文学”,要么完全沦为政治话语的附庸而失去了其学术意义。为此,哈贝马斯呼吁人们要充分认识到由洛文塔尔(ＬｅｏＬ ｗｅｎｔｈａｌ)、阿道尔诺(ＴｈｅｏｄｏｒＷ.Ａｄｏｒｎｏ)开创并在斯冲迪(ＰｅｔｅｒＳｚｏｎｄｉ)那里得到大力发扬的批判的文学社会学研究路径的重要性,因为他们把审美结构的内在性和社会实践的外在性结合了起来。
三
通过对文艺学在西方精神科学语境中发展历史的重建,我们发现,文艺学还是大有可为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才能恢复起文艺学的历史关联和现实关联,让文艺学在后民族结构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我们可能已经注意到,哈贝马斯在阐述文艺学的社会功能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不动声色地告诉了我们重建文艺学的思路,即以批判的文学社会学作为取向。
对于文学社会学,我们并不陌生,但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我们过去所熟悉的是经验的文学社会学,由于缺乏规范的批判性而需要加以淘汰。换句话说,批判的文学社会学和经验的文学社会学虽然都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但后者强调的是文学与社会之间的机械关系,因而成为了庸俗的文学社会学,而前者则要把文学领域作为社会分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方面要明确文学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重视社会语境对于文学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更强调文学自身的固有规律,这就是文学作为社会文化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所具有的批判功能。换言之,强调文学的社会批判功能,就是要阐明文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绝不允许文学与社会之间存在任何一种形式的决定关系。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提出这样的主张,那就是:在对法兰克福学派所主张的批判的文学社会学加以再批判的基础上,把它和中国语境结合起来,对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加以反思和重建。说得简单一点,就是要把批判的维度引入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当中。我们都很清楚,当代中国文艺学所面临的危机是由社会(包括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和政治(包括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急剧转型造成的,因此,当代中国文艺学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更好地揭示国内社会和国内政治以及国际社会和国际政治的转型。或者说,如何更好地明确和发挥文学的社会批判功能和意识形态批判功能。
要想明确文学的批判功能,首先还得搞清楚批判的内涵。也就是说,我们要搞清楚文学批判和我们一般所说的政治批判和经济批判究竟有什么不同。批判理论作为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这个问题有着自己的独特理解。作为批判理论的奠基人,霍克海默在就任社会研究所所长之际曾对“批判”有过专题论述,后来又在不同的地方作过进一步的阐明。在霍克海默看来,和经济批判、政治批判不同,哲学批判并不是要对这样或那样的东西进行谴责,或对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提出抱怨,也不是一种单纯的否定和驳斥;相反,哲学批判是一种知性的和实践的努力,它反对不加反思而纯粹习惯地接受主流观念、行为方式和社会关系。哲学批判作为一种努力,就是要让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取得和谐,让社会生活与时代的一般观念和目标取得一致,把现象和本质区分开来,对事物的基础加以研究,一句话,真正对事物有所认识。
霍克海默虽然是从哲学的角度对“批判”范畴进行阐述,但由于哲学和文学等在批判理论那里被归入同一个领域,即相对于政治和经济的文化领域,因此,霍克海默对于哲学批判功能的论述显然也适用于文学。
明确了“批判”范畴的内涵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在于:“批判”的途径是什么?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看,批判的途径就在于建立一个“文学公共领域”。而所谓“文学公共领域”,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在市民公共领域中占据中介地位,不仅是市民公共领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更是市民公共领域的一个催发因素和表现因素,还为市民公共领域提供了安身立命的机制(咖啡馆、沙龙和文学团体)。而“文学公共领域”发挥批判功能,其根本目的还在于培养和训练公众,使个体通过阅读和讨论进入文化共同体。换言之,使个体在完成社会化的同时成为国家的公民,也就是成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主人。
我们不能不提醒人们对眼下文艺学学科当中的诸多观念和诸多做法抱以谨慎的态度。比如,风行一时的文艺学学科建设就不能不让人感到担忧。原因很简单,文艺学学科建设的一个根本动机是要把文艺学树立为一门严格的科学,并且让文艺学的研究规范起来。上文指出过,这是一种典型的科学主义学科观念,在西方已经受到深入的批判,而今在汉语世界却大行其道,这不能不说是暴露出了文艺学学者对于自身所承担的社会使命缺乏应有的认知,他们在现实面前不是采取退缩的策略,就是采取迁就的方法,从而把文艺学的学科使命由“教化”降低为“培训”。
因此,当代中国文艺学的首要使命或许就在于重新焕发起教化的冲动,促使“文学公共领域”在中国快速形成并长足发展,为个体在社会和国家两个层面上实现一体化提供广阔的空间,也为我们寻求民族认同(包括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奠定牢靠的基础。把文艺学与中国的民族认同结合起来,或许还是一个新的课题,这就需要我们采取一种开放的姿态,在不同学科内部和文学与社会之间建立互动关系。一句话,中国的文艺学需要一种跨学科的关联和广阔的社会关联。
不过,需要留意的一点是,哈贝马斯的“文学公共领域”概念也面临着重重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全球化层面上实现有效的转换。值得欣慰的是,哈贝马斯本人完成了重建的任务。在转向政治哲学的时候,哈贝马斯提出了一种重要的概念———“后民族结构”,认为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和国际文化的主体已经遭到了挑战,各种跨国组织、跨国公司和跨国文化机构等的建立,要求创立一种扬弃民族国家的新的世界秩序。在这种新的世界秩序当中,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在哈贝马斯看来,后民族格局的重点在于建立一种全球性的政治公共领域和文化公共领域(包括文学公共领域)。
由单个民族国家的文学公共领域向后民族格局中的文学公共领域的转换,迫使我们对我们的民族认同也要作出相应的调整。这样就触及到了中国文艺学的另一个重要使命:要积极投身到全球化的语境当中,为我们在后民族格局中建立民族认同寻找新的资源。换言之,我们要在不同文化语境之间采取一种开放的立场,为中国的文艺学建立一个跨文化的关联。
然而,文艺学学科一度盛行着这样两种观点,一种是所谓的“失语说”,另一种则是所谓的“接轨说”。前者强调中国当代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压迫下失去了自己的话语能力和话语系统,因此主张采取积极的抵抗姿态,重建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后者则要求干脆放弃自己的立场,完全投入到西方理论的话语场域之中。仔细分析一下,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这两种立场表面上是从跨文化的角度在检讨中国文艺学学科的话语建设问题,但骨子里却是反对跨文化逻辑的,因为支持他们的是一种单维的民族趋向,或者说,是一种“非此即彼”式的自然主义民族概念:要么坚决捍卫自我而贬低他者,要么彻底放弃自我而拥抱他者。
那么,中国的文艺学在跨文化维度上究竟应该如何展开重建呢?这里需要提请注意新葛兰西主义从国际关系角度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概念所做的发挥。按照新葛兰西主义的看法,跨国意义上的领导权不是指一个民族国家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主导权,而是指跨国社会化的共识模式,包括阶级关系、意识形态关系以及统治结构和共识结构等,一句话,主要是指文化领导权。
由此可见,我们从外在视角结合认同话语反思和重建文艺学,在跨文化层面上就是要通过文学的社会批判功能,建立起一种世界性的市民社会和全球性的“文学公共领域”,为国际领导权的转变,即从政治领导权和经济领导以及军事领导权向文化领导权的转变提供现实基础和创造未来可能。而且,在世界性市民社会中,我们要把握住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 ,促使以社会主义为取向的当代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格局中能够通过话语的力量参与并获得国际文化领导权,以便批判和抵制资产阶级文化的单向全球化。
① 参见拙著《交往理性与诗学话语》,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174页。
② 参见泰勒《承认的政治》,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90页。
③ 参见马克瑞尔《狄尔泰》,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0—38页。
④⑤⑥ 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1页,第25页,第25页。 ⑦⑧⑩ 参见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页,第8页,第24页,第29页,第70—133页。
⑨ 关于哈贝马斯的“团结”概念,请参阅其《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3—50页。
参见洛文塔尔《文学中的资产阶级意识》(ＬｅｏＬ ｗｅｎｔｈａｌ,Ｄａｓｂ櫣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ＢｅｗｕβｔｓｅｉｎｉｎｄｅｒＬｉｔｅｒ ａｔｕｒ,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198ｌ,ＳＳ.7-18)。
参见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39—257页,第255—256页,译文有改动。
参见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4页,第35—47页。
关于文化领导权概念,参见《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27—428页。 关于国际文化领导权概念,参见新葛兰西主义的论述《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葛兰西主义》(ＨａｎｓＪ櫣ｒｇｅｎＢｉｅｌｉｎｇｕｎｄＦｒａｎｋＤｅｐｐｅ,“Ｇｒａｍｓｃｉａｎｉｓｍｕｓｉｎｄｅｒ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ｋｏｎｏｍｉｅ,”Ｄａｓ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Ｈｅｆｔ5-6,Ｂｅｒｌｉｎ,1996,ＳＳ.730-732)。
参见拉克劳、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2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