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话语与文艺学学科反思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08
关键字：认同话语 文艺学 反思
比较文学界一度大谈特谈学科危机和学科反思。当时我曾写文章凑过热闹,从现代性批判与学科重建之间的关联提出了自己的粗浅看法,认为应当把学科话语与社会话语以及政治话语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比较文学学科重建寻找一条新的出路①。相隔不到十年,危机意识却从比较文学这样的新兴交叉学科渗透到了文艺学这样的“老牌”学科当中。可以说,对文艺学进行学科反思,进而在反思的基础上实现学科重建,是摆在每一位文艺学学者面前的紧迫任务。
我们欣喜地看到,文艺学学科反思正在逐步展开,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反思一般所采取的视角依然拘泥于文艺学学科自身。换言之,文艺学学科反思所采取的基本上都是一种内在视角,而忽视了外在视角的重要性。所谓外在视角,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概括为这样一种立场:把学科危机与社会危机、政治转型紧密结合起来加以研究。具体而言,就是我们应当把文艺学当作一种现代性话语,从现代性反思和批判的角度寻找到一条克服文艺学学科危机的途径,并由此对文艺学学科加以重建。
本文试图从这样一种外在视角出发,引入“认同话语”,对文艺学学科加以反思。所谓“认同话语”,是近年来承认政治的一个核心范畴,它关注的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对于他(他们)是谁以及他(他们)作为个体(共同体)的本质理解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试图追问的是:在当下中国语境中,文艺学对于建立我们的个人认同和集体认同(也就是我们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究竟还能不能有所作为?如果还能有所作为,又该如何作为?
一
从外在视角出发反思文艺学,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才能证明文艺学作为学科制度所具有的现代性特征。换言之,我们必须从现代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明确文艺学作为一种现代性话语、而且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现代性话语所具有的内在关联和外在关联。
就当代文艺学学科历史而言,我们一般都把它追溯到前苏联,认为中国的文艺学学科是前苏联学科制度的直接翻版。这样认为,倒也基本符合历史事实,但意识形态色彩未免太浓。或者说,这种观点仅仅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追溯中国文艺学学科的起源,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文艺学学科内部的发展路径。为此,我们需要强调一点:文艺学首先是一种学科话语,是以现代社会分化为前提的学术分化的产物,其次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而宽泛地说,文艺学作为一种学科话语,应当是精神科学(Ｇｅｉｓｔｅ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的一个重要领域。因此,对文艺学历史的反思,首先应当从精神科学的历史着眼。
关于精神科学的起源和自我理解问题,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按照德国思想家狄尔泰的理解,所谓精神科学,应当涵盖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而精神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可以说是对自然科学的反动和纠补。换言之,精神科学的形成也好,自我理解也好,都离不开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紧张关系③。因此,正如以华勒斯坦为首的“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所指出的:
在整个十九世纪,各门学科呈扇形扩散开来,其所秉持的认识论立场各不相同。一端首先是数学,其次是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另一端则是人文科学(精神科学),其中哲学的地位最高,然后是对于形式艺术的研究。④
值得注意的是,华勒斯坦他们在明确了精神科学的历史定位之后,随即强调其“研究主题”和“学科名称”也是在19世纪提出来的。按照他们的理解,精神科学的研究主题一共有六个,并相应形成了六个不同的学科领域: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以及后来的东方学。
问题出现了:我们在华勒斯坦他们提供的学科分类中似乎找不到文艺学的影子。其实不然,认真阅读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华勒斯坦他们曾补充交代说文艺学的兴起另有源头。在他们看来,文艺学实际上是东方学逐步演进的结果。他们认为,随着东方学的不断制度化,出现了一门在英语世界被称为古典学的科学,其研究对象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欧洲自身的古代,另一个则是不同于现代欧洲的其他各种文明。而且,这种古典学首先是一种文学理论(文艺学):
古典学家试图创建一门独立于哲学(和神学)的学科,在此过程中,他们将自己的研究对象规定为各类文学(不光是哲学家所承认的那一类)、艺术(以及新近出现的附属学科考古学)和历史的结合。这种结合使古典学实际上接近于同时出现的其他一些以研究各主要国家之民族文学为重点的学科。⑤
“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把作为古典学的文艺学单列出来,从某种意义上也反映出文艺学在现代学科格局中的独特性以及他们对文艺学所抱有的特殊理解:关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而且,他者是双重意义上的———时间意义上的自身古代和空间意义上的其他文明。此外,华勒斯坦他们理解的另一个特殊性在于揭示出了精神科学(包括文艺学)的两个重要特点,实际上同时也揭示出了精神科学(包括文艺学)的两个重要关联:一个是精神科学(包括文艺学)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勾连关系。对于这一点,华勒斯坦他们有着清楚的意识。因为他们认为,精神科学展示给我们的是欧洲历史的发展轨迹:
先是古代,随后是野蛮人的征服,通过教会确保了连续性;然后是文艺复兴,希腊—罗马的遗产被重新吸收进去;最后是现代世界的建立。⑥
另一个则是精神科学(包括文艺学)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关于民族认同,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加以理解:首先是欧洲范围内的民族认同,其次是欧洲与非欧洲之间关系语境中的民族认同。我们不难看到,华勒斯坦他们注意到的主要是欧洲与非欧洲之间关系对于欧洲民族认同的重要性。或者说,他们关注的是精神科学与欧洲外在认同之间的关系。按照他们的看法,精神科学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制造了二元对立,为欧洲民族的现代认同奠定了基础:在时间上,欧洲人认为,古代文明不过是一个单一、连续的发展过程的早期阶段,现代作为古代的延续,构成了西方文明的顶峰;而在空间上,欧洲之外的所有文明都没有自身的历史,他们不过是由众多史实构成的叙事,没有任何进步的趋势,所以尚未步入现代社会,也永远不会步入现代社会。由此可见,精神科学(包括文艺学)的兴起和演化,实际上伴随着的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抬头和发展。
二
由于华勒斯坦他们把重点放在对精神科学当中欧洲中心主义的揭示上面,因而忽视或没有足够重视精神科学当中所涉及到的所谓欧洲范围内的民族认同问题。换言之,如果我们把欧洲中心主义当作精神科学的外在取向和负面因素的话,那么,精神科学的内在取向,即在单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确立民族认同,则应当是一种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积极因素。因此,如何从积极意义上去具体明确和发展文艺学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了一个新的理论难题。
这个难题在哈贝马斯那里找到了答案。哈贝马斯以德国为例,对精神科学的内在取向作出了深入的思考,为我们重新认识精神科学、特别是其中的文艺学的现代建构意义提供了启发。在法兰克福大学的一次集会上,哈贝马斯曾以《何谓民族?》为题,对德国三月前革命时期(Ｖｏｒｍ ｒｚ)精神科学中的政治自我理解进行了阐述,其目的是想为德意志民族认同的建立寻找到学术和思想的双重资源,并希图把这些资源进一步挖掘出来,批判性地运用到他所谓的“后民族结构”当中,为建立后民族认同铺平道路⑦。
哈贝马斯选取1846年日尔曼语言文学家在法兰克福举办的大会作为契机,对德国精神科学的世界观作了分析,并且对德国语文学(文艺学)的非政治的自我理解提出了批判。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法兰克福日尔曼语言文学家大会”显示了双重目的:一个是学术意义上的,目的在于把学术研究制度化,进而为学术交流、特别是跨学科的学术交流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另一个则是政治意义上的,目的在于结束德国的四分五裂状态,为德国的统一作出应有的贡献。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日尔曼语言文学家的此次行动以失败告终。也就是说,他们未能实现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目的:促进德国的统一,让德国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跻身于欧洲舞台。那么,失败的原因何在呢?哈贝马斯认为,失败并不是由于历史造成的,其原因应当到精神科学自身内部去寻找。换言之,日尔曼语言文学家此次行动的失败,不是由于外部因素造成的,而是反映出德国精神科学在世界观上的严重缺陷,这就是它们所主张的自然主义民族概念。
这种自然主义民族概念在格林(ＪａｃｏｂＧｒｉｍｍ)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众所周知,格林在中国因童话故事而家喻户晓,其实,他更是一位杰出的语文学家和法学家。在这次“法兰克福日尔曼语言文学家大会”上,他直接引导了德国精神科学的自我理解的形成。在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时候,他有意识地把对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界限的厘定引向了对精神科学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认为“语言、诗歌、法律和历史当中的人性内容,比动物、植物和化学元素离我们的心灵要近得多”⑧。由此,格林进一步指出,精神科学的首要任务不在于对人的内在价值和尊严作深入的探讨,而在于为民族精神提供坚实的基础。在他看来,一个民族就是由说同一种语言的人组成的集体。换言之,一个民族就是一个语言共同体。民族精神的创造性集中体现在这个民族的语言当中。这样,精神科学在与自然科学划界过程中,就与民族认同纠缠到了一起。
但哈贝马斯认为,以格林为代表的精神科学家把民族还原为语言共同体,实际上暴露出了一种自然主义的民族概念。而自然主义的民族概念所追求的不外乎是想在空间和时间上明确划定一个民族的范围。这种主张一方面反映出了当时德国知识分子乃至德国民众在民族认同上的焦虑,但另一方面也暗合了德国的民族主义的文化传统。在哈贝马斯看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就是在民族国家作为国际行为主体的时候,这种主张是有其建构意义的。但我们也不应当忽视其负面作用,这就是建立在自然主义民族概念基础上的排他性的政治认同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比如反犹主义、纳粹统治等。
那么,如何才能克服自然主义民族概念的负面后果呢?哈贝马斯主张建立一种“抽象的团结”⑨,以便推动民族认同由作为民族精神的民族向作为国家公民以及世界公民的民族的转化。或者说,推动民族认同由民族格局向后民族格局转变。为此,他呼吁必须形成一个涉及到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公共领域和一种共同的政治文化,以便各个不同的民族能够形成一种集体的认同意识。可见,哈贝马斯是想扬弃掉精神科学中的欧洲中心论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以便再一次把精神科学与民族认同和作为跨民族认同的后民族认同牢固地联系起来。
比较文学界一度大谈特谈学科危机和学科反思。当时我曾写文章凑过热闹,从现代性批判与学科重建之间的关联提出了自己的粗浅看法,认为应当把学科话语与社会话语以及政治话语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比较文学学科重建寻找一条新的出路①。相隔不到十年,危机意识却从比较文学这样的新兴交叉学科渗透到了文艺学这样的“老牌”学科当中。可以说,对文艺学进行学科反思,进而在反思的基础上实现学科重建,是摆在每一位文艺学学者面前的紧迫任务。
我们欣喜地看到,文艺学学科反思正在逐步展开,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反思一般所采取的视角依然拘泥于文艺学学科自身。换言之,文艺学学科反思所采取的基本上都是一种内在视角,而忽视了外在视角的重要性。所谓外在视角,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概括为这样一种立场:把学科危机与社会危机、政治转型紧密结合起来加以研究。具体而言,就是我们应当把文艺学当作一种现代性话语,从现代性反思和批判的角度寻找到一条克服文艺学学科危机的途径,并由此对文艺学学科加以重建。
本文试图从这样一种外在视角出发,引入“认同话语”,对文艺学学科加以反思。所谓“认同话语”,是近年来承认政治的一个核心范畴,它关注的是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对于他(他们)是谁以及他(他们)作为个体(共同体)的本质理解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试图追问的是:在当下中国语境中,文艺学对于建立我们的个人认同和集体认同(也就是我们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究竟还能不能有所作为?如果还能有所作为,又该如何作为?
一
从外在视角出发反思文艺学,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才能证明文艺学作为学科制度所具有的现代性特征。换言之,我们必须从现代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明确文艺学作为一种现代性话语、而且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现代性话语所具有的内在关联和外在关联。
就当代文艺学学科历史而言,我们一般都把它追溯到前苏联,认为中国的文艺学学科是前苏联学科制度的直接翻版。这样认为,倒也基本符合历史事实,但意识形态色彩未免太浓。或者说,这种观点仅仅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追溯中国文艺学学科的起源,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文艺学学科内部的发展路径。为此,我们需要强调一点:文艺学首先是一种学科话语,是以现代社会分化为前提的学术分化的产物,其次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而宽泛地说,文艺学作为一种学科话语,应当是精神科学(Ｇｅｉｓｔｅ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的一个重要领域。因此,对文艺学历史的反思,首先应当从精神科学的历史着眼。
关于精神科学的起源和自我理解问题,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按照德国思想家狄尔泰的理解,所谓精神科学,应当涵盖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而精神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可以说是对自然科学的反动和纠补。换言之,精神科学的形成也好,自我理解也好,都离不开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紧张关系③。因此,正如以华勒斯坦为首的“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所指出的:
在整个十九世纪,各门学科呈扇形扩散开来,其所秉持的认识论立场各不相同。一端首先是数学,其次是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另一端则是人文科学(精神科学),其中哲学的地位最高,然后是对于形式艺术的研究。④
值得注意的是,华勒斯坦他们在明确了精神科学的历史定位之后,随即强调其“研究主题”和“学科名称”也是在19世纪提出来的。按照他们的理解,精神科学的研究主题一共有六个,并相应形成了六个不同的学科领域: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以及后来的东方学。
问题出现了:我们在华勒斯坦他们提供的学科分类中似乎找不到文艺学的影子。其实不然,认真阅读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华勒斯坦他们曾补充交代说文艺学的兴起另有源头。在他们看来,文艺学实际上是东方学逐步演进的结果。他们认为,随着东方学的不断制度化,出现了一门在英语世界被称为古典学的科学,其研究对象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欧洲自身的古代,另一个则是不同于现代欧洲的其他各种文明。而且,这种古典学首先是一种文学理论(文艺学):
古典学家试图创建一门独立于哲学(和神学)的学科,在此过程中,他们将自己的研究对象规定为各类文学(不光是哲学家所承认的那一类)、艺术(以及新近出现的附属学科考古学)和历史的结合。这种结合使古典学实际上接近于同时出现的其他一些以研究各主要国家之民族文学为重点的学科。⑤
“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把作为古典学的文艺学单列出来,从某种意义上也反映出文艺学在现代学科格局中的独特性以及他们对文艺学所抱有的特殊理解:关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而且,他者是双重意义上的———时间意义上的自身古代和空间意义上的其他文明。此外,华勒斯坦他们理解的另一个特殊性在于揭示出了精神科学(包括文艺学)的两个重要特点,实际上同时也揭示出了精神科学(包括文艺学)的两个重要关联:一个是精神科学(包括文艺学)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勾连关系。对于这一点,华勒斯坦他们有着清楚的意识。因为他们认为,精神科学展示给我们的是欧洲历史的发展轨迹:
先是古代,随后是野蛮人的征服,通过教会确保了连续性;然后是文艺复兴,希腊—罗马的遗产被重新吸收进去;最后是现代世界的建立。⑥
另一个则是精神科学(包括文艺学)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关于民族认同,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加以理解:首先是欧洲范围内的民族认同,其次是欧洲与非欧洲之间关系语境中的民族认同。我们不难看到,华勒斯坦他们注意到的主要是欧洲与非欧洲之间关系对于欧洲民族认同的重要性。或者说,他们关注的是精神科学与欧洲外在认同之间的关系。按照他们的看法,精神科学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制造了二元对立,为欧洲民族的现代认同奠定了基础:在时间上,欧洲人认为,古代文明不过是一个单一、连续的发展过程的早期阶段,现代作为古代的延续,构成了西方文明的顶峰;而在空间上,欧洲之外的所有文明都没有自身的历史,他们不过是由众多史实构成的叙事,没有任何进步的趋势,所以尚未步入现代社会,也永远不会步入现代社会。由此可见,精神科学(包括文艺学)的兴起和演化,实际上伴随着的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抬头和发展。
二
由于华勒斯坦他们把重点放在对精神科学当中欧洲中心主义的揭示上面,因而忽视或没有足够重视精神科学当中所涉及到的所谓欧洲范围内的民族认同问题。换言之,如果我们把欧洲中心主义当作精神科学的外在取向和负面因素的话,那么,精神科学的内在取向,即在单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确立民族认同,则应当是一种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积极因素。因此,如何从积极意义上去具体明确和发展文艺学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就构成了一个新的理论难题。
这个难题在哈贝马斯那里找到了答案。哈贝马斯以德国为例,对精神科学的内在取向作出了深入的思考,为我们重新认识精神科学、特别是其中的文艺学的现代建构意义提供了启发。在法兰克福大学的一次集会上,哈贝马斯曾以《何谓民族?》为题,对德国三月前革命时期(Ｖｏｒｍ ｒｚ)精神科学中的政治自我理解进行了阐述,其目的是想为德意志民族认同的建立寻找到学术和思想的双重资源,并希图把这些资源进一步挖掘出来,批判性地运用到他所谓的“后民族结构”当中,为建立后民族认同铺平道路⑦。
哈贝马斯选取1846年日尔曼语言文学家在法兰克福举办的大会作为契机,对德国精神科学的世界观作了分析,并且对德国语文学(文艺学)的非政治的自我理解提出了批判。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法兰克福日尔曼语言文学家大会”显示了双重目的:一个是学术意义上的,目的在于把学术研究制度化,进而为学术交流、特别是跨学科的学术交流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另一个则是政治意义上的,目的在于结束德国的四分五裂状态,为德国的统一作出应有的贡献。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日尔曼语言文学家的此次行动以失败告终。也就是说,他们未能实现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目的:促进德国的统一,让德国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跻身于欧洲舞台。那么,失败的原因何在呢?哈贝马斯认为,失败并不是由于历史造成的,其原因应当到精神科学自身内部去寻找。换言之,日尔曼语言文学家此次行动的失败,不是由于外部因素造成的,而是反映出德国精神科学在世界观上的严重缺陷,这就是它们所主张的自然主义民族概念。
这种自然主义民族概念在格林(ＪａｃｏｂＧｒｉｍｍ)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众所周知,格林在中国因童话故事而家喻户晓,其实,他更是一位杰出的语文学家和法学家。在这次“法兰克福日尔曼语言文学家大会”上,他直接引导了德国精神科学的自我理解的形成。在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时候,他有意识地把对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界限的厘定引向了对精神科学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认为“语言、诗歌、法律和历史当中的人性内容,比动物、植物和化学元素离我们的心灵要近得多”⑧。由此,格林进一步指出,精神科学的首要任务不在于对人的内在价值和尊严作深入的探讨,而在于为民族精神提供坚实的基础。在他看来,一个民族就是由说同一种语言的人组成的集体。换言之,一个民族就是一个语言共同体。民族精神的创造性集中体现在这个民族的语言当中。这样,精神科学在与自然科学划界过程中,就与民族认同纠缠到了一起。
但哈贝马斯认为,以格林为代表的精神科学家把民族还原为语言共同体,实际上暴露出了一种自然主义的民族概念。而自然主义的民族概念所追求的不外乎是想在空间和时间上明确划定一个民族的范围。这种主张一方面反映出了当时德国知识分子乃至德国民众在民族认同上的焦虑,但另一方面也暗合了德国的民族主义的文化传统。在哈贝马斯看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就是在民族国家作为国际行为主体的时候,这种主张是有其建构意义的。但我们也不应当忽视其负面作用,这就是建立在自然主义民族概念基础上的排他性的政治认同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比如反犹主义、纳粹统治等。
那么,如何才能克服自然主义民族概念的负面后果呢?哈贝马斯主张建立一种“抽象的团结”⑨,以便推动民族认同由作为民族精神的民族向作为国家公民以及世界公民的民族的转化。或者说,推动民族认同由民族格局向后民族格局转变。为此,他呼吁必须形成一个涉及到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公共领域和一种共同的政治文化,以便各个不同的民族能够形成一种集体的认同意识。可见,哈贝马斯是想扬弃掉精神科学中的欧洲中心论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以便再一次把精神科学与民族认同和作为跨民族认同的后民族认同牢固地联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