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渭川的中学教育本土化思想研究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4）10-0038-04
董渭川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在其一生的教育实践中，对民众教育、中学教育、师范教育等多个领域都进行过长期的研究。而从年轻时期在天津南开中学做教员，在江苏东海中学任校长，到中年时期广西国民中学开展教育实验，再到新中国成立后投身于中学教育改革，董渭川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中学教育思想，尤其强调中学教育不能照搬国外的模式，要立足国情，根据国家和青年的实际需要来办。
1922年，我国以美国“六三三学制”为蓝本，制定了较民国初年“壬子癸丑学制”更为完善的“壬戌学制”，但是这一学制并未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在新学制确定之前，赞同和反对者就已开始争论。伴随着新学制的颁布和实行，人们发现中等教育的质量在下降，于是教育界又开始了新一轮学制问题的探讨。董渭川对于人们的争论有自己的看法：“在今日看来，当年的提倡者与反对者大部分的理由集中于教育本身的年限、设科、师资、学生、教材、升学……但对于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条件似乎没注意到。不幸试行未久就感到了‘圆凿方枘’的苦恼。”[1]董渭川认为，新学制是从美国移植来的，在借鉴和引用的时候并没有考虑中国和美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不同，并没有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和教育的现有状况进行学制的改造，而是照搬照套，培养的中学毕业生是难以适应中国社会的。面对这一严峻的问题，董渭川提出了中学教育本土化的观点。
一、中学教育要以民族为本位，考虑我国地方建设的需要
在抗战的大形势下，我国的中学教育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肩负着民族的使命。“时代和环境已绝对不允许我们办教育而忘记了自己，而造就一些崇拜外洋蔑视本国的人。”[2]为了获得抗战的胜利和建国的成功，董渭川认为，我们的教育必须加强每一个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用教育来发扬并一点一滴创造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因此，中学教育的目标、课程、教材、方法等方面必须建立在我们民族本位的文化之上。
中学教育还要考虑地方建设的需要。1935年，广西省在实施中等教育过程中独创一项新的教育制度，颁令全省每个县都要建一所国民中学。国民中学学制四年，分前、后两期。国民中学根据广西地方尤其是农村实际的需要而建设，得到董渭川的极度推崇。从1938年到抗战胜利前，董渭川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广西国民中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中。他在分析普通中学和国民中学的区别时指出，普通中学主要以升学为目的，而国民中学则以培养基层建设干部为目标，适应地方建设的实际需要；普通中学修业年限长，耗费多，只有富庶地区可以开办，偏远地区无力开办，贫苦学生也无力向学，而国民中学时间既短，费用也因而缩减，各地可以普遍开设；普通中学以工具科目为中心，学生很难学以致用，尤其不适合广西这样的贫瘠地区，而国民中学以目的科目为中心，所学皆能致用；普通中学设于城市，学生习惯于城市生活而不愿再到农村去，而国民中学设于乡村，学生习惯于刻苦耐劳的生活，安于乡村工作。因此，他认为“国民中学是平民化的，经济的，造就建设人才的，适合我国社会需要的”[3]，而“六三三”学制中对普通中学的统一规定是没有考虑到地方尤其是贫瘠、农村地区的建设需要的。
二、中学教育要以培养基层建设干部为目标
近代学制颁布以来，中学教育的目标要求像欧美等国一样兼顾升学和就业两个方面，但是董渭川看到，四十年来，这一目标并没有得到实现。究其原因，董渭川认为是中国的社会造成的。从就业来看，中国不像日本和美国这些国家有自己的工业，大多数没有升学的毕业生无法找到就业的出路；我们赖以立国的农业保守性强，很难改进，在生产技术上仍然很原始落后，再加上从农村出来上学毕业后的学生往往也不愿再回农村就业。所以，就业的目标无法实现。从升学来看，由于贫穷，绝大多数学生没有能读完六年中学，而在近四分之一能读完中学的毕业生中，也只有十分之一能升入大学，“准备了六年之久，到后来百人中只有两个半人能进大学”[4]。个别能升大学的学生也以混文凭的居多，由于没有专业基础和清醒的认识，报考学校和专业相当盲目。所以，升学的准备也没有完成。
董渭川强调，中学教育的改造首先是教育目标的改造。当下的中学教育以准备升学就业为目的是不正确不合理的。时代和环境需要我们的中等教育以培养建设干部和革命战士为目的，至于继续进修和服务社会两者是建设干部和革命战士所需具备的若干条件中的两个条件，而不应该再是目的了。他极力称赞广西国民中学明确的办学目标：“继续国民教育，提高民族文化水准，准备基层建设干部，以适应本省四大建设之需要。”[5]广西国民中学开办五年后，有两千五百多毕业生，除少数升学者外，大部分从事基层建设工作，大力推动了广西各县的建设。所以，董渭川认为，广西国民中学鲜明的办学目标不仅为中学教育打开了一条出路，而且符合中国社会当前的需要，应该在全国进行推广。
三、中学教育要沟通中国的社会，进行计划建设
当时的中国面临抗战、建国两大问题，董渭川结合抗战的实际，认为中学教育沟通社会，是培养真正人才的出路，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方法。现在社会最需要的是大批的基层抗建干部，这些干部“有信念，能团结合作，能吃苦耐劳，能深入下层，能领导推动，能从管教养卫多种部门下手而又能联系配合……”[6]，而这些能力不是仅在学校里就能获得的，真正有用的人才要在服务社会、创新社会中锻炼。中学教育不仅能沟通社会，还能推动社会的进步。他认为，如果社会是腐恶的，在脱离社会的学校教育结束之后，青年因很容易被同化而前功尽弃。如果青年平时在校从未接触过有欠缺的社会，毕业之后自然会感到学无所用。因此，学校教育就要让学生看清社会，并改造社会，“为改造社会而办教育，于导引学生实际从事补救社会的缺陷、矫正社会的过失、提高文化的水准、创造理想的社会中，培植认识社会、理解社会、同情社会的人才”[7]。教育者不应该仅仅“教书”，还要“教人”，甚至扩大到“教社会”。他提倡国民中学应该成为一个县的文化中心，帮助当地扫除文盲、开启民智，用教育形成一股社会力量，来改变当地民众的面貌。可见，在董渭川看来，中学教育和社会教育是应该合流的，中学教育担负着改造社会的神圣使命。 中学教育要进行计划建设，与政治、经济密切联系。“为教育而教育的态度造就出的人是无用的，是和社会隔离的，必须与政治、经济、军事取得密切的联系配合，成为‘计划建设’的一种强大的动力。”[8]董渭川认为，民国以来，教育与政治两者一直各走各的路，教育目的不能与政治目的统一，教育的错误产生人才的浪费，形成政治落后或停滞。而抗战前广西省创办的国民中学以培养基层建设干部为目的，为我国中等教育开辟了一条道路，它是我国中等教育与政治配合的开始。数十年来重升学轻就业的教育目的观和上学就是为了当官的社会心理造成了教育与经济的长期脱节，“实用主义教育”、“生产劳动教育”这类口号虽然喊了很多年，还是走不进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心坎。中学教育要有计划地培养生产建设干部，教育内容的安排要和经济发展相联系，要“注重劳动生产，每一所中学都应该有农场工厂，或者与当地的农场工厂取得密切的联系，使青年于手胼足胝的劳动生活中，不只增加物质的生产，更能理解自然，理解社会，理解人生”[9]。由于抗战的需要，中学教育还要注意加强体育锻炼和军事训练，这样既能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也能为抗战救国做好准备。
四、编制符合社会和学生发展需要的课程与教材
董渭川认为，我们的课程是整套从外国贩运来的。外国的课程是应社会的需要产生的，并且是应社会的继续进步而不断变革的。由于工业革命的需要，近现代的课程分科越来越细，但是这样的设置也有其弊端，就是学生容易钻进牛角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以又有些国家开始要求课程综合化。而我们要进行计划建设，课程在引进的同时，还要考虑到我们的实际需要。
（一）从生活出发，设置体现社会和学生需要的课程
美国教育家杜威强调学校教育要和儿童本身的生活相联系，还要和儿童的社会生活相联系，教育要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董渭川强调结合实际，并不照搬西方的教育理念，然而董渭川认为杜威的这些观点正体现了教育制度、教育思想的本土化要求。从社会的角度看，课程的设置要适应本国文化的需要和社会的需求，设置体现我们本民族文化和培养本国建设人才的课程，自然科学、语言文字、劳动技术、公民道德、军事等都应涵盖其中。
从中学生身心发展的角度考虑，课程要能使中学生“担负得起”，科目应力求简单，并“于简单中发生沟通综合的作用”。因此，他提出了新编课程要具有乡土化、偏重地方建设、适应生活需要、配合实践、兼顾升学需要等五大特点。
（二）教材本土化，灵活编制和运用教材
要想将“洋八股”改造成适用的教材，董渭川总结了三种教材编制的方法：混合式、单元式、螺旋式。其中，单元式的编制方法与我们现在提倡的主题课程有相似之处，这种编制方式能够将散碎的知识归纳到一个中心而更能引起学生的兴趣。例如，广西国民中学自然科学第一学年教材中“衣服”是一个单元，而功用、原料、纺织、洗染等课则为小单元，通过“衣服”这个主题将有关的物理、化学、植物、卫生等知识融会起来，可以使教学更加切合实际生活的需要。
教材还要灵活运用。董渭川认为，课本是教学的工具而不是圣经，教师必须用活的眼光去看它，要注意课本内容的活用和教学时间的灵活处理。教学还要前后呼应，左右照顾。螺旋式的编排使得教材难免前后有重复之处，“重复不是毛病，要紧的是教师在教的时候能否前后呼应。教在前面的时候要能为后面的教材预留地步，教到后面的时候，要能呼应到前面，这样才能收到预习、复习和联络的效果”[10]。另外，教师还要注意打破课内课外的二元对立，将课内作业与课外活动统一起来；注意搜集资料，用以补充教材的不足；拟定教学的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开展教学；在非常时期自制教具，使教学更加生动有趣。
五、实施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与评价方法
教学的方法和评价的方法是否科学合理非常重要，它决定了教育的目的、课程的目标能不能实现。董渭川在教法上最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在评价上则最突出考试方法的改变。
（一）注重实践活动和社会服务，以做为学，互教共学
董渭川认为，中学要培养有知识技能、道德修养、领袖才能、革命勇气、爱国热忱、创造力、劳动的身手和服务的兴趣的基层建设干部，不是单纯的书本教育能做到的，还要投身各种实践活动，注重社会服务，要“导引其认识社会、理解社会、同情社会，于解决社会问题、克服前进困难、一点一滴地改造中建设中，于接近民众、组织民众、教育民主中，获得充实自己、健全自己、锻炼自己的功夫”[11]。在教学上要做到：以做为学，互教共学。“以抗战工作、建设事业、生产劳动三个方面的种种为‘做’，一切的学习集中在这上面。师生应相互启发、鼓励、检讨、批判。”[12]这样一方面在做中获得了知识和能力，培养了要准备的干部，另一方面在做中取得了改造社会、提高文化、推进建设的种种成效。
（二）改变考试的要求和方法，重在引起学生的兴趣
我们的教育者往往把考试看作武器，把分数看作法宝，认为只有运用考试这种武器才能够让学生用功。董渭川却不同意，他认为考试不是武器，应该是教学的一种手段，配合各种学科的教学设计可以采取多种不同的考试方法；考试允许学生看书，考试不仅靠死记硬背，学生自然不会害怕和厌恶考试，而会感到考试可以帮助他们学习取得进步。考试并不重要，学生有无学习的兴趣、钻研的能力才最重要，甚至课程是否上完都无关紧要。“当教师的如能破除一种成见，认为所教的科目，不论在小学、大学，都只是开一个头，帮助学生自动前进，钻研不已，则只是借助这些材料予学生继续追求的方法与兴趣，则不论材料多寡，无所谓完与不完，这便可以转移学生的态度从混毕业到求学问上。”[13]
不难看出，董渭川的中学教育思想借鉴了国外许多先进的做法和教育理念，但是他不盲目照搬，而是基于抗战和建国的需要，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有所改造，进行本土化研究。同时，很多具体的观点对于今天的中学教育改革仍有不少借鉴意义，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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