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芦笙恋歌》的叙事模式
基金项目：本文系云南省教育厅2014年课题“拉祜族民族文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2014年校级课题“拉祜族文学艺术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影片《芦笙恋歌》是新中国“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影视作品中的经典之一。本文以叙事模式为切入点，对电影《芦笙恋歌》进行解读。电影叙事，就是艺术的故事、想象的故事、虚构的故事，是一套基于社会共同习俗惯例所建构起来的独特的语言符号系统，是一种现代社会化的叙事。[1]《芦笙恋歌》的叙事模式包括政治叙事、民族叙事、歌舞叙事、情感叙事及民俗叙事等。
一、政治叙事：民族政策的有效渗透
《芦笙恋歌》是“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影视中的一部集政治性、经济性、文化艺术性为一体的经典作品。作品将新时期党的民族意识和政治观念进行电影化的艺术处理，将故事情节与清匪、民族合作、经济建设、忠贞爱情等多重主题策略融为一体，既阐释了国家在民族地区的方针政策，又呈现给各族观众异彩纷呈的民族风情。《芦笙恋歌》坚持政治叙事的主线，将剧情发生的起因处理为国民党残余势力对拉祜族同胞的欺压盘剥激起拉祜同胞的奋起反击，巧妙地将国家意志转化为内在的叙事策略和抒情原则。主人翁扎妥是在反抗国民党匪军队伍中惟一幸存的一位，但他被国民党匪军追赶到深山老林中逐渐变成了“野人”。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及地质工作者来到拉祜地区，由扎七大爹作向导在深山老林中寻找矿石，途中遇到了苦苦寻找扎妥的娜娃并最终找到了知道矿苗的老林“野人”扎妥，扎妥与娜娃重逢，各民族共庆胜利。影片主要以倒叙的方式，由扎七大爹讲述拉祜族与国民党匪军斗争的血泪史，情节的起伏跌宕，命运的悲欢离合，时时紧扣反抗阶级压迫的社会观念。可以说，《芦笙恋歌》把电影在将党的政策和意识形态转换成叙事情节和主题策略方面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影片教育和启迪各少数民族人民认识到在民族差异和文化差异的更深层次上，是阶级的差异。[2]
二、民族叙事：民族认同的成功构筑
电影《芦笙恋歌》以其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动人的爱情表达获得观众青睐的同时，也成功宣传了当时的民族政策，在构筑民族认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影片富于视觉审美的民族服饰和歌舞乐器成为少数民族界定自我身份的重要标志。影片中拉祜族姑娘黑色的民族服装上缀满的银铃和银泡、头上的包头、斜挎的布袋、银质耳环和手镯、背挎象脚鼓，携手跳着芦笙舞；拉祜男子的黑色服装、头上的头巾、拉祜大背袋、银柄花木鞘腰刀，左耳上的银耳环，吹奏着葫芦笙，这些无不彰显着拉祜族的民族特色。影片还借助歌舞、仪式、语言、服饰、景观构筑起一个指认性的身份场景。当拉祜族穿着民族节日盛装，男吹葫芦笙，女敲象脚鼓，在极具边缘空间色彩的密林边欢跳芦笙舞，给拉祜族同胞营造一个自我指认的明确景观，产生强烈的族群归属感和认同感，他族观众也可借助这些族群文化符号来指认异域空间和物象。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并未满足于追求民族身份认同，而是将其升华为阶级认同。作为国家政权代表的解放军，必须构建在民族认同基础上新的阶级认同，才能突破拉祜族原有的自我和他者的界限。影片中以男主人翁扎妥为首的拉祜男子为了反抗国民党老黄狗的阶级压迫，被迫与村寨的老人、妇女和孩子分离，深入老林与国民党匪军激战。最终扎妥一行几乎全部牺牲，幸存下来的扎妥在老林中成了“野人”。后来解放军帮助拉祜族打败了国民党匪军，阿七大爹领着地质工作组寻矿石，并偶遇寻找扎妥的娜娃。找到扎妥后，大家共庆胜利。重生的拉祜族成为投入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人民大众的成员，这时以血缘和文化维系的族群认同因为战乱分离和阶级压迫而被象征性地悬置，最终被各民族间的阶级认同而替代。
三、歌舞叙事：民族艺术的充分展示
无论是生活中的物态符号、具象符号还是影视中的艺术符号、意象符号，都会把观众与民族历史、现实社会联系起来。郑君里在《中国电影史略》中指出，“本土电影的生长契机存在于电影的思维性的形象（艺术性）与民族文化之间不可分的关系。”[3]
《芦笙恋歌》将拉祜族芦笙舞、风景绮丽的边地风光与民族乐曲结合起来拓展故事情节，并同主体社会价值的文本政治形成一种张力。影片中脍炙人口的插曲《婚誓》是一首唱响大江南北的拉祜族男女对唱民歌，它的歌词大多来自拉祜族语言的自然比喻，反映了拉祜族的民族个性、审美追求和艺术情趣。这首歌曲在影片中起到了其他文化元素不可代替的作用，并最终点题《芦笙恋歌》。《婚誓》在影片中共出现几次，扎妥与娜娃定亲后，他们依偎在瀑布旁的岩石上，扎妥吹着芦笙，娜娃和扎妥对唱起《婚誓》；在蓝天下和风中，荡着秋千对唱《婚誓》；在山茶花丛中继续对唱《婚誓》。扎妥成为“野人”后，在月圆之夜，想起心爱的娜娃，他又吹起了当年定情时的《婚誓》。最后当阿七大爹及娜娃一行确认“野人”就是扎妥而“野人”不肯相信他们时，情急中娜娃拿起芦笙吹起他们定情时的《婚誓》，就是动情的爱情咏唱和久违的唯美旋律，让扎妥产生了情感认同并实现自我角色的回归。终于，这对患难与共、历经苦难的恋人得以团聚。影片中除了反复咏唱的插曲《婚誓》，娜娃在月圆之夜漫步林间还唱了一些思念扎妥的凄婉情歌。这些民歌既突出了影片的民族特色，又渲染了娜娃思念的悲苦情怀。
总之，影片通过打歌场上的歌舞狂欢、月影下的悠悠芦笙、山涧瀑布边的绵绵情歌，荡秋千时的深情对唱，为这对恩爱的拉祜男女营造了唯美的自然人文景观，画面自然而清新，构成民族文化与地方特色的视听语言。 四、情感叙事：人性审美的巧妙升华
情感叙事贯穿《芦笙恋歌》整个故事情节发展的始终，其中突出的有扎妥与娜娃之间的爱情、拉祜同胞及解放军工作组对国民党匪军的憎恨、扎妥与小黑熊之间的友情等。爱情一直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影片以拉祜族男女自然纯朴的情爱为切入点来讴歌人性的美好。打歌场上的抢包头游戏拉开了男女主角美好爱情的序幕。月光下，树林中，两人真情相拥；瀑布边，山坡上，两人幸福约会。但是，国民党匪军打破了村寨祥和宁静的生活，也拆散了这对幸福的恋人。娜娃机智勇敢地摆脱国民党匪兵排长屡次纠缠和利诱，独自一人穿梭于老林寻找扎妥，其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令观众刻骨铭心。“野人”扎妥得知娜娃等乡亲可能遇害时，这位敢打虎豹、不畏匪军的铮铮汉子意欲殉情，可谓侠胆柔情。当年由扎妥亲手刻有娜娃头像的芦笙成为娜娃一行确认“野人”扎妥真实身份的标志性物件，而当年定情时的《婚誓》又为这对苦难的有情人得以团聚埋下伏笔。期间，国民党匪军的欺压扰民、干扰勘察矿苗的解放军工作队，企图破坏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影片最后以阿七大爹一行找到知道矿苗地点的扎妥这一极具大团圆喜剧色彩的精彩收尾，巧妙地升华了新中国各民族齐心协力、共同推动经济建设的深厚情感。除此之外，“野人”扎妥与小黑熊之间的深厚友谊也涌动着温情。敢打金钱豹的扎妥在意欲殉情之际，是弱小的小黑熊给了他生活下去的勇气。小黑熊被解放军带走后，“野人”不顾一切舍身营救。人熊情深这一环节既诠释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又突出了拉祜族是猎虎民族的主题。影片通过多种情感的穿插描述，再现了生活的美好与真实，也充盈和净化了观众的内心。
五、民俗叙事：民族物象的完美渲染
影视是以图像传达信息，用直观、鲜活的视觉艺术展示人物的生存状况、经济文化、宗教信仰、婚丧礼俗、节日庆典、服饰建筑等彰显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芦笙恋歌》通过民居、服饰、狩猎、婚恋、歌舞、祭酒等物象成为此部电影的标志性民俗向观众传递着拉祜族独具特色的文化信息，并以民俗所承载的象征意蕴勾连起观众对传统习俗的认同感和怀旧感。影片以拉祜山寨为背景，奔流不息的澜沧江、郁郁葱葱的原始丛林、风光绮丽的民族风情，加之主人翁的忠贞爱情，让观众在丰富的视觉体验中感受独特的艺术魅力，感悟真、善、美。
影片处处都散发出浓郁的民俗气息，民俗在镜头的推拉摇移中尽情绽放其无穷魅力。影片的故事追溯到1948年的八月十五，这是拉祜族的传统节日，小伙子们向山坡上的一匹白色石马走去，姑娘们向石马身上洒鲜花，还给石马脖子上挂上红丝巾，一位拉祜老人正拿着一大竹筒花酒向石马身上泼去。在桑荫街的歌舞场上，俊朗的拉祜男子吹奏芦笙，漂亮的拉祜姑娘肩挎象脚鼓，欢快地跳着芦笙舞。包头是拉祜族姑娘的定情物，歌舞场上演的抢包头环节是拉祜族标志性的婚俗。小伙子看上了哪个姑娘，就会设法抢到这个姑娘的包头，姑娘若是同意就会半推半就任由小伙子抢走，若不同意就会死死地护住包头。男主人翁扎妥在顺利抢到娜娃绣有象征忠贞爱情的马缨花包头后跑进了树林，娜娃心领神会地追了过来跟他约会。月影斑驳的密林中，扎妥悠扬甜美的芦笙如同天籁之音，给娜娃指明了爱情的方向，她幸福地依偎在扎妥的怀抱中。林中不时传来阵阵虫鸣，真是“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当扎妥不知如何能博得岳母好感时，娜娃一句“我阿爹活着的时候，可是个很好的猎手。”给扎妥指点迷津。在拉祜族的传统观念中，拉祜男儿人人要打猎，出色的猎手一定是机智多谋、勤劳勇敢的男子汉，也是姑娘们爱慕的对象。后来，扎妥成功猎到一只金钱豹，老猎手阿七大爹主动出面说媒。提亲过程中影片始终在努力传达着民族习俗，竹笆墙的茅草房、干栏式木掌楼是拉祜族特有的传统建筑习俗；扎妥猎到金钱豹的过程反映了拉祜族的狩猎习俗；阿七大爹的酒葫芦、水烟锅展示民族饮食习俗；娜娃妈同意后，阿七大爹说“来，喝了这碗花酒，这就算定了。”强调了拉祜族的婚俗，现在俗称吃火笼酒；男女主人翁的名字体现了拉祜族传统的命名习俗。依托传统民俗的独特渲染来拓展故事情节既增强了影片的真实感和可观赏性，又提高了其艺术层次及娱乐功能。因此，民俗文化的展示，对于营造民族奇观、烘托异域物象，强化视觉冲击力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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