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发展失衡问题研究
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一根本目的的实现需要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各领域建设的全面发展为支撑。但当前，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失衡却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大现实问题。
一、经济发展至上思想对人的全面发展需求的抑制
对于在发展中过度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文化建设的现象，党和国家把“对文化建设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认识不够”。作为当前文化改革发展中需要关注的一个首要问题提出来，但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GDP至上的意识根深蒂固，其影响在短期难以消除。这就导致了许多政府行为的企业化，把许多本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功能推给市场、企业，并由此带来了政府功能的失效，公共事业的衰败。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并没有真正关心人民群众多方面的物质文化需求，没有真正把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放在重要位置。在这一背景下，人民群众文化权益、精神生活的缺少就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当前，这种只关心物质生活的丰裕而忽视精神世界的充实的现象却在许多地方地方政府那里成为一种常态，这无疑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技术主义的泛滥与人文精神的缺失
人的发展和解放受制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现代社会的形成及其生产力的发展却和科技的进步密切相关。但与此同时，现代人也陷入技术主义的“技术陷阱”，在创造和受益于技术的同时迷失了自我，舍弃了自己的灵魂和信仰。技术的进步不仅没有带来现代人的真正发展和解放，却使人陷入一场新的奴役。对于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的这种悖论，马克思早有所论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或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成为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具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可以说，马克思所讲的情况在现代社会越来越成为现实。技术主义成为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成为包括人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构造者，一切社会问题都被转化为技术性问题，人则沦为技术意志的奴仆，被化约为实现功用和效益的手段，同市场上的商品一样完全丧失了人应有的尊严和价值。可以说，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中，技术主义的泛滥和人文精神的流失是一个突出的现象和面临的难题。对于正处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而言，这一现象和问题的出现也同样难以避免，而对于经济建设和生产力发展的现实迫切需求更加剧了这一现象和问题的存在程度。在这一背景之下，思考和解决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时，固然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技术主义的泛滥，但确实也要求我们在坚持运用生产力的尺度的同时，更加自觉地确立并运用人的尺度，关注人的生活世界。这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同时也是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出的现实任务。
三、城乡、区域文化发展不平衡
社会主义社会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奋斗的，这也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内在涵义。这体现在文化发展中，就要求要努力做到让所有人平等享有创造文化成果的权利，平等享有消费文化成果的权益。但当前中国阶层、城乡、区域发展之间的失衡，不仅体现在经济建设和物质生活中，在文化建设和文化生活中也非常严重。一方面，农村、偏远地区的文化生活水平很低，精神文化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文化贫困”问题突出。与此同时，农村自身的文化造血功能也在衰弱。据有关统计，1995年到2003年间，农村文化专业户从20多万下降到13万，下降了约40%；民间的职业剧团从7000个下降到2600个，下降了约60%。通过什么切实可行的方式来满足农村和偏远地区的精神文化需求，怎样强化这些地区的文化内生机制，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文化消费很不平衡，而且这种差距还存在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城市、东部发达地区以及高收入群体凭借其经济发展的优势吸引凝聚了大量文化资源，也有着更强的文化生产力，从而享受着更丰富更高水平的文化生活。而那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人民群众与之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即使是那些生活工作在城市中的“农民工”，因其特殊的身份原因也难以真正享受到高水平的城市文化生活。如何让城乡、区域和不同群体之间共享国家文化发展成果，如何真正落实“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着力丰富农村、偏远地区、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如何真正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出的现实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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