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维度重构
1.1外部因素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
1.1.1政府干预
Guthurie和Parker基于政治经济理论视角下的合法性理论，研究发现企业通过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可以获得并维持某些压力集团的支持，同时满足社会政治需求，这体现了CSR信息披露行为的合法与合规性。洪卓尔和王孟怡（2012）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程度与政治关联度成正相关关系，政府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动力。王成方等（2013）对2007～2009年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做实证研究得出，政治关联与政府干预会影响企业CSR信息披露情况，政府为达到其政策目标对企业施加压力，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进而提高企业CSR信息披露质量。
1.1.2法律制度监管
蔡刚和干胜道研究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企业特征，对四川省A股公司的年报和CSR报告进行分析，发现进行CSR信息披露的企业将遵守信息披露法规与证交所监管视为主要披露原因。金婷婷和沈洪涛（2006）研究发现在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出台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在披露内容和披露方式上仍有随意性与不一致性。刘建娜和李桂荣研究分析了沪市2006～2008年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认为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参与制度变革得到有效促进，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情况有了明显改进。
1.1.3公众与媒体的关注
公众与媒体对企业行为和信息需求具有约束作用。SimonKnox的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要求企业披露和解释涉及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系列行为和规范，他们的这种需求使企业意识到CSR信息的披露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声誉。Patten的实证研究表明，环境绩效越差（如企业面临环境污染、法律诉讼等困境），企业对CSR信息披露的投入越多。卢现祥（2010）用实证研究分析了“5.12地震”后世界500强公司的捐赠情况，研究显示当政府、媒体和公众对企业施加履责压力时，企业为推动实现更美好社会与道德行动，将企业社会责任举措加入公司战略，以实践其对社会利益的关注，致使捐赠情况出现了“攀比效应”。
1.2内部因素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
1.2.1企业规模
一般来说，规模越大的企业，对企业自身形象和企业的社会影响力越重视，进而更倾向于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Abbott和Monessen（1979）研究认为，相比小型公司规模大的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披露更显著。Cowen等（l987）以134家美国公司的年度报告为样本，研究发现企业自身特性（企业规模、企业性质、所处行业等）与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正相关。沈洪涛（2007）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公司规模越大、经济效益越好就越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国有企业往往比民营企业做的要好。李正（2006）以2003年上海交易所521家上市司的年报数据进行分析，得出资产规模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成正相关。
1.2.2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是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保证。美国学者Hesktee和Kotter（1992）选取了两类企业文化不同的公司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有着良好企业文化、特别是将企业社会责任内部化的公司与企业文化建设较差的公司相比，披露的CSR信息更全面、信息质量更高。Bradley和Trotman（1981）对澳大利亚公司的CSR信息披露报告进行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管理决策层会影响企业的CSR信息披露。孙德升（2009）通过实证研究分析，认为高管团队的教育程度以及对社会责任的认知程度对企业CSR信息披露有着一定的影响。有经济高管职业背景的高管成员比例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程度成正相关。
1.2.3财务状况
Roberts（1922）在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时，认为具有较好成长能力与盈利能力的企业会披露更多的CSR信息。Roman研究发现，在调取的分析财务业绩与CSR之间关系的报告中，有相当数量的报告显示CSR与企业财务业绩正相关。Peter以115个企业在1987～1992年发布的CSR报告为样本，作多元回归分析发现，CSR与财务绩效密切相关。虽然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尚未建立起一致性模式（Griffin&Mahon，1997），但大企业确实已意识到其在社会及环境方面的行为能够为企业带来长期收益（Epstein&Roy，2003）。
2.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整合与协同
如图1所示，三个坐标轴分别是企业社会责任、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代表了影响企业披露CSR信息的三项维度。在每一维度上取一值形成空间上的立方体，表示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程度和过程，这三个维度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在内部影响因素方面，相比企业的规模和绩效，内部控制具有更强的可变性与可实施性。社会责任与内部控制既独立运作又相互影响，有效的内部控制有助于企业推进CSR信息披露的不断完善；积极披露CSR信息又是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保障。缺少良好有效的内部治理，企业的激励强度和管理控制水平将会弱化，导致价值体系作为企业社会责任意义源泉的缺失，无法将社会责任转弊为利；同时，内部治理结构的不合理会致使企业声誉上的风险随之上升，严重时会形成企业危机。在外部影响因素方面，企业社会责任的披露需要一种对其形成支持对非责任行为加以抑制的社会舆论氛围，这就需要政府的有力监管与公众的监督。没有了政府、法律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根本保障，企业的治理结构机制就成了空壳，而社会责任的承担更是无从谈起，从而不能积极有效地促进企业CSR信息的披露。 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三个维度协同演化，产生良性的互动，图1中的立方体表示了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就是“最优披露”，即不要求公司内部控制、社会监督与舆论和企业所需承担的社会责任各自最好，但是它们互动的程度却能实现最佳。对比小企业和大规模成熟企业的基础上来分析，小企业向大规模、成熟企业转变的过程中，其内部控制愈发完善，更倾向于将社会责任融入战略框架，建立社会责任导向的战略与企业文化；社会对其的关注和期望值更高，受到的公众监督愈发广泛与严格，要求其承担的履行社会责任的压力也随之增大；从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要求和层次来看，小企业的主要任务是完成财富积累，以经济责任（盈利）和部分法律责任（守法）为重点履行要务，而大企业就必须相应地承担和履行更多道德责任（伦理）和慈善责任（自愿）。这个过程强调的是三个维度作出相应变化的动态性和过程性。在这种情况下，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和社会责任的边界应有一个限度，在此限度内，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将得到最优披露。
3.加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建议
3.1针对企业外部的建议
一方面，适当提高政府对政治关联企业的干预程度，加大执法、监督、检查力度，建立企业CSR评价体系，制定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CSR信息披露制度，并通过制度来规范企业CSR信息披露的内容，强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同时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审计制度，确保审计质量，防范企业发布虚假的社会责任信息。另一方面，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对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给予尊重和及时的评价，增强公众的参与意识，建立社会公示制度，有效约束和正确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从而促进企业积极披露社会责任信息。
3.2针对企业内部的建议
监督机制可以从外部对企业的行为进行规范、约束和控制，但更重要的是企业自身要树立社会责任意识，并将其融入到企业使命和发展计划当中，形成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价值观，切实提供信息使用者所需求的信息。其次，完善企业的内部治理体系，形成有效的内部治理结构。优化股权结构，健全独立董事制度，将社会责任的履行融入到公司的管理体系中。重视内部审计，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建立社会责任监督机制，设立专门的职能部门或专人负责，定期监督有关社会责任活动的执行情况，并不断做出改进修正。除此之外，企业应注重各方利益相关者对信息的诉求，从而使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披露的内容也要完整可靠。（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
注：本文为浙江财经大学研究生校级科研项目“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维度重构”
（项目编号13YJS038）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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