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财阀企业社会责任(CSR)发展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引言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的持续性发展，而且关系到经济进步及社会安定。目前，中国CSR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韩国CSR发展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对中国CSR发展具有借鉴意义。近年来，韩国企业对CSR活动逐年加大投入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职能的减少和财阀企业作用的扩张，促使社会各界也进一步关注对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2000年后，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国内外竞争日趋激烈，企业更加注重有利于赢取信任和增强竞争力的CSR活动，三星、现代等韩国大型企业也逐步加大对CSR活动的投入，并取得了国际市场一定的认可②。近年CSR相关研究多采用定量分析对CSR活动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进行分析，从而为企业追求社会责任的正当性（Legitimacy）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Yoon和Cho，2007）。然而，大部分观点是对CSR现象进行片段性、定量性的论述，缺少纵向历史梳理及其与横向系统分析的结合，缺少社会结构性方面考虑，导致研究成果缺乏指导性和操作性。CSR创造的经济、社会价值是在企业发展进程中形成的，那么从企业发展进程角度研究CSR便必不可少。本文认为，通过韩国财阀企业的CSR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可以把握CSR如何逐步完善、如何促进企业可持续性发展等问题的本质，这关系到财阀企业能否持续在韩国经济中发挥核心作用。因此，本文以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后韩国的经济发展为背景，以财阀与政府、市民社会的关系演变对CSR活动的影响为焦点，对财阀CSR活动进行历时性与共时性分析，探求企业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所CSR的本质，并将其作为企业成长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来看待。借鉴韩国CSR发展过程研究，依据中国国情、企业所处环境，探索中国CSR发展进程，有利于促进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
二、韩国财阀企业与CSR相关理论框架研究
（一）韩国财阀企业研究 财阀相关研究观点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从韩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开始直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期的多数研究是以政府和财阀之间的关系为着力点（Moon，1998；Lee，1997），高度评价了财阀在推动战后韩国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作用（Kong，1995；Moon，1996），充分肯定了财阀企业发展过程当中政府的角色（Sa和Johns，1981；Kim，1998）。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后，不少财阀企业倒闭使韩国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财阀企业成长过程中不仅存在政商勾结、不公平交易现象和问题引发社会对财阀批评呼声渐高（Kim D和Kim G，1999）。此时财阀相关研究甚至出现否定财阀存在必要性的财阀解体论、财阀无用论等（Jung，1998）。通过政府主导结构改革以后，少数财阀企业仍在韩国经济中保持举足轻重的地位，且财阀企业海外市场拓展也为韩国经济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使得对于财阀研究观点发生巨大转变；从先前否定财阀对韩国经济有绝对影响力的作用，到重新考虑其存在价值，并促进其健康发展，研究内容则转向对相关问题的提炼和解决方法的探索；财阀与政府、其他利益相关方之间如何构建合作关系则成为了讨论的重点（An，2001）。尤其是为解决财阀企业的劳资双方的对立而形成的严重社会问题，旨在重建财阀和劳动者之间关系成为重点研究课题（Lee，2005；Kim，2007）。截至目前，在单纯以财阀和政府、或财阀和劳动者的关系为焦点的研究中，关于财阀CSR问题持续性和总括性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局限性。
（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伴随着19世纪欧洲工业化浪潮的掀起应运而生，并在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后，与资本主义改革同时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以美国为主导开始对其进行专业地探讨。1924 年，Sheldo提出“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1953年Bowen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商人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向有关政策靠拢、作出相应的决策、采取理想的具体行动的义务”。1971年Wallich和 McGowan的研究揭示出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同时实现社会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可能性，对后续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开展具有重要影响（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1971）。2004年Maignan和Ferrell对前人对“CSR”的定义和阐释根据观点不同分为四种：企业的社会职责观、对利益相关方职责观、伦理驱动观、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过程观，其中，随着90年代后期的经济全球化和企业集团化，Ackerman在1975年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过程观被广泛认可（Wood，1991）。他主张：企业应通过分析企业所处环境与利益相关方对企业的诉求，构建企业社会责任新经营策略模式与企业内部相关系统。20世纪90年代Burke和Logsdon（1996）提出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strategic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SCSR）的概念。他们认为，传统的CSR行为对利益相关者而言是有价值的，但对企业而言却是非战略性的；只有当CSR的履行能够产生商业利益，特别是为企业的核心业务提供支持，并有助于提高生产率时，它才是战略性的。Husted和Allen（2007）对传统CSR、传统企业战略和SCSR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SCSR相较于传统CSR最大的不同在于具有战略价值，而SCSR相较于传统企业战略最大的不同在于SCSR从更广泛的角度考虑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把社会问题纳入企业战略范畴，并从社会问题中寻找市场价值，进行产品和服务创新，进而实现价值创新。Jamali（2007）将SCSR界定为具有战略价值的自愿性责任，并认为SCSR的核心是通过履行CSR来获得商业利益、及通过做好事来获取好处（王水嫩等，2011）。SCSR观点成为跨国企业进行自觉遵守CSR活动相关国际规则的重要依据。OECD“跨国企业指南”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指“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为经济、社会及环境等方面的发展作贡献”；“联合国全球契约”提出履行CSR的10项原则要求：企业应该在其影响范围内支持人权、劳动标准、环境、防止腐败等国际公认的规范并努力进行实践。但是由于OECD跨国企业指南、联合国全球契约等CSR活动的国际公约或文书在法律并不具有明确的原则性标准，针对跨国企业依据什么在国际社会开展CSR活动的问题时，SCSR活动的开展可提高全球竞争力这一观点就成为跨国企业自觉强化CSR相关原则的重要依据。 （三）韩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在1996年韩国全国经济联盟会制定《企业伦理宪章》，及2000年开始发布《企业与企业财团社会公益活动报告》③后，CSR这一概念被市民社会、工会、政府等广泛关注（Shin，2009），在学界成为重要研究议题。以韩国企业为对象进行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1）CSR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对消费者心中的企业品牌形象有正面作用（Huh等，2007）；Yoon和Suh（2003）进行了韩国国内企业的社会公益活动与企业广告对企业形象和品牌形象影响的相关性分析。显示出社会公益活动比企业广告对企业形象产生的影响更大，尤其是通过以企业形象为媒介开展社会公益活动，则影响力将变得更大；（2）CSR的践行对企业经济效益有很大影响（Kim和Ryun，2006）；Bae（2007）以韩国国内对社会公益活动投入金额最多的前十位韩国企业为对象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经济型社会公益活动会对产品购买需求及外部认知产生正面影响，而企业的社会文化支援型责任活动则会使消费者对企业信誉产生一定的正面评价；（3）在企业面临道德危机时，对于其CSR的认知可以有效防止企业声誉和品牌形象受损（Kim M和Kim S，2009）。此外，Huh（2009）认为企业内部的法律责任与伦理性经营责任的履行，对企业外部的供应商、投资人、顾客、地区社会都会产生影响，而从结果上会给企业带来成本优势、差异优势，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韩国CSR研究为CSR活动的开展奠定了研究基础，然而，由于没有充分考虑企业发展与政府政策、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因素之间的社会结构性关系，以致无法对企业成长过程中出现的产权过度集中、不正当竞争、官商勾结及市场垄断行为等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背景做出合理解释。
三、韩国财阀中心经济体制下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
（一）工业化时期的企业社会责任（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 战后的韩国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援助，此时的“企业经营”可理解为“赚取外汇”，企业家们并未致力于建立健全高效企业运营机制，而是利用人脉关系从政府处获取企业经营所需资源，普遍缺乏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与行动。20世纪60年代工业化进程，政府大力支持国家经济支柱企业的发展，少数企业发展壮大成为财阀。作为回应，韩国企业通过扩大出口、增加就业，承担相应的纳税等责任，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与产业结构的高度发展。但20世纪70年代后期，韩国财阀企业迅速壮大也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使得社会对财阀企业伦理意识产生质疑。首先，财阀企业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财阀依托出口主导型工业化政策，并雇佣低廉劳动力发展壮大，70年代后半期的重化工业阶段，劳动力低廉状态并未改变。其次，财阀企业垄断引发的消费者权益问题日渐增多。进入70年代受石油危机和通货膨胀冲击，财阀为缓解经营困难，采取垄断销售渠道、虚标价格、不良商品以高价转向内销等措施，损害了国内消费者利益。此外，工作环境恶劣，环境污染严重等社会问题的不断出现，也频遭民众诟病。政府为扶持企业与经济发展，不惜以牺牲民众、社会、环境利益等为代价，纵容企业逃避对政府以外利益相关方的社会责任行为。财阀企业一味追求发展，依赖政府的优惠政策进行多元化经营，垄断了国内大部分市场，社会对企业垄断及其成长方式的不满，促使财阀企业开始考虑CSR。
（二）市场自由化政策的导入及“文民政府④”时期的企业社会责任（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 1980年后，市场自由化政策的逐渐导入，使得财阀在国内经济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民众社会意识提高，消费者或劳动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逐步完善，要求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诉求也日益强烈，企业逃避社会责任的空间缩小，代价提高。财阀为保持国内市场地位，开展了以设立财团、捐赠为主的CSR活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主要财阀在被谴责且要求还还富于民的背景下，开始着手设立财团。1960年代前仅有7家财团，到70年代有19家，进入80年代后，新设20家，此时，韩国30家大财阀基本上都拥有各自的财团。财团模式有利于民众享受社会福利与财阀企业的家族财产继承等两者的共赢：80年代后设立的财团多集中在奖学金或学术研究领域，满足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由于财团是利用财阀创始人财富设立，并作为一种资金运作的手段，还实现了将财阀创始人对财阀的所有权和支配权自然地过渡给继承人（Lee，2004）。此外，1980年代韩国财阀企业的捐助金额远远高于其他国家。长期信用银行（1991）“韩国企业直接捐款”调查表明，上市企业的年平均捐款金额可达到1.8亿韩元（约合103万RMB）⑤，占税前利润的3.14%，远高于同期美国的1%。捐助金额高的原因主要在于政府要求而非企业自愿。政府以提供税收优惠政策为条件⑥，要求大企业进行国防献金、政治献金等捐款行为（Lee，1988）。1980年代的财界为迎合政府维护体制稳定的资金需求，换取对自身既得利益的保护，便以贿赂和不正当政治资金形式进行捐款活动（Gun等，1995），支持军事政权下的中央集权制的运行。民众认为财阀企业所谓的捐赠活动是在表面上虚伪地回报社会⑦，甚至财阀也对捐款效果持怀疑态度，尽管其期待形象有所改善⑧。韩国大型企业的这种毫无战略眼光的CSR活动，造成社会对财阀的进一步不信任，也产生了对财阀企业在经营合理化、技术开发、优秀人才培养、稳定就业机会等方面应得评价的低估。1993年，“文民政府”开始对过往军事政府和财阀进行批判，使得市民社会对财阀长期以来的不满得以宣泄。因政企勾结使韩宝集团等大型企业相继倒闭、偷工减料造成的韩国三丰百货大楼倒塌事件、南海岸漏油事故等与社会及环境有关问题接连发生，使得韩国财阀企业的正统性遭到质疑。这些促使财阀等企业对CSR体系进行完善，但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企业经营状况恶化使得新体系在开始不久就被暂时搁置了。财阀企业开展以财团设立和捐款为主要方式的CSR活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受限于结构矛盾、政治文化等因素，使得此时的CSR活动还处在缺少计划、不成体系的初级阶段。 （三）亚洲金融危机后全球化时期的企业社会责任（20世纪90年代之后） 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及市民社会加强对财阀企业的监督，同时，2000年经济形势好转，韩国财阀积极开展CSR活动，并在企业内部构建CSR体系，使得CSR活动具持续性和战略性。首先，企业CSR相关制度的建立自2002年开始迅速发展。如图（1）所示，2002年到2009年企业内部设有CSR相关职能负责人和相应职能部门设置的占比迅速上升67.7%。CSR预算制度导入率也上升60.7%。大多企业通过建立相关机制，从由非专职部门负责的不定期性CSR开展转为专职部门负责的长期性和系统性的活动。CSR活动基本方针、相关委员会的设置、职能负责人的专业培训、内部监督等相关制度的导入率也从2002年开始增长，且大多财阀企业的CSR相关委员会是直接由CEO主管（全国经济联合会，2008）。其次，2002年之后，自主项目运营模式迅速成为捐款之外的又一重要的社会责任活动形式。如图（2）所示，2000年前95%以上的CSR活动是捐款，其它相关项目不到5%，不过该比例在2002年激增到21%，2008年增到47%。2009年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企业业绩在上半年发展受阻，新的CSR自主运营项目启动率很低，虽构成比例有所减少，但整体看来仍呈增长趋势。韩国企业捐赠对象也呈现出了多样性。1998年财阀自设财团的受捐数额占捐款总额的55.8%，2000年以来虽增减有所反复但总体呈下降趋势，2005年后明显减少，2009年减少到了22%。与此相反，捐给市民团体及NGO等的比例相应增加，2009年进一步增长到了36.1%。给国家和地方自治团体及其它相关组织的捐款比例也有所增加（韩国全国经济联合会，2000-2010）。再次，具有社会公益活动促进制度及鼓励企业员工积极参与公益活动的企业迅速增多。鼓励企业员工参与公益活动的目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响应民众要求，改善企业对外形象。二是提高员工忠诚度和荣誉感，提高企业效益。如图（3）所示，鼓励员工参与社会公益相关制度主要有三类：社会公益活动休假制度、社会公益活动表彰制度、社会公益活动志愿者申报制度。制度导入情况以2002年为拐点，之后便迅速增长。2009年各企业平均参与公益活动数（2，050项）与人均参与公益活动时间（10小时）均超过2004年的3倍（韩国全国经济联合会，2005-2010）。此外，2005年以后，企业积极拓展国际CSR渠道，并开展国际CSR活动。2006年至2008年间，有四成多曾通过和跨国公司总部联合或由海外当地法人独立开展国际CSR活动。全国经济联合会（2009）“韩国企业积极推进国际CSR活动的目的”调查中，有55%企业开展了国际CSR活动，其中有61%企业开展过与企业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的CSR活动，而尚未开展国际CSR活动的企业中有53%的企业表示今后将通过与当地法人合作进行国际CSR活动。国际CSR活动主要目的是“作为本土化的战略步骤”和“提高跨国企业的社会地位”两项（占65.3%）。可见，近年来韩国企业不断推进的国际CSR活动是企业国际化进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四、结论及启示
（一）结论 韩国CSR发展进程各阶段的特征：（1）工业化时期（1960年代～1970年代）是韩国CSR发展的萌芽期。政府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任务，开始推行工业化政策，一切以企业发展为优先。财阀企业享受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而追求规模化发展，而将廉价劳动力作为企业发展的手段。在“只要生产便能销售出去”的卖方市场环境中，作为企业生存根本的消费者却处于被动地位。企业CSR意识淡漠，企业对于政府以外的利益相关方，包括消费者、劳动者、市民社会等本应作为保护主体的权利，均被完全排除在外。民众对企业的寡头垄断及其成长方式的批评日益提升的环境下，财阀为中心的CSR意识开始萌发。（2）市场自由化政策的导入及“文民政府”时期（1980年代～1990年代）是韩国CSR发展的成长期。市场自由化政策的实施和市民社会意识的提高促使财阀企业提出回馈社会的口号，并开始进行设立财团、社会捐助等为主的CSR活动。但此时的CSR活动与其说是为了消除社会对当时财阀不透明经营方式的疑虑，倒不如说是财阀为避免社会指责，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文民政府”时期，CSR活动在民众对长期军事政权压迫、财阀垄断型成长方式和对官商沆瀣一气不满爆发等动荡的背景下逐渐成长起来，并形成CSR体系，但紧随其后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刚刚如火如荼的CSR体系被暂时搁置。（3）亚洲金融危机后全球化时期（1990年代之后）是韩国CSR发展的成熟期。政府主导的财阀改革没有改变以财阀为中心的经济结构。随着国内市场的对外开放，政府及市民社会加强了对财阀企业的监督，为保持国内市场地位及提升国际化竞争力，财阀企业通过完善企业内部CSR体系、增加自主项目运营模式、鼓励员工参与CSR活动、拓展海外渠道等举措，开展长期化、体系化、国际化的CSR活动。该时期CSR活动已走向成熟，SCSR也成为财阀企业的重要战略举措之一。总之，韩国财阀企业积极推动CSR活动与其在国内的 “不劳亦获”现象、依托于政府的发展方式、主要利益相关方的批评和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目标密切相关。通过研究韩国财阀CSR发展过程，发现韩国财阀CSR需在韩国财阀中心经济体制的特征下，开展具有战略高度的CSR 研究。即韩国财阀CSR涉及到企业本身与政府、市民社会的相互关系，以及市场环境的变化中自身定位的结构性问题。因此，需从企业所处市场环境及其与利益相关方关系出发，结合企业成长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对CSR问题本质进行综合探讨，最终达到实质性改善。
（二）启示 韩国CSR发展过程对于促进我国开展CSR具有借鉴意义。（1）政府需依照中国国情和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政府角色，搭建企业与社会的桥梁，促进中国CSR的发展。中国政府需搭建和完善政府-企业-社会的互利体系。韩国政府在经济发展各阶段扮演着不同角色，并影响到韩国财阀CSR发展：工业化时期，政府支持财阀企业快速发展，默许财阀在CSR中的不作为；市民社会成熟期，政府在财阀和劳动者发生劳资纠纷时，优先保护财阀，引发财阀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对立关系。连锁效应产生的对财阀的不信任使得财阀CSR被低估；经济改革和全球化时期，政府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局限，使得主导角色由政府转向企业。财阀企业为修复对立关系而开展的CSR活动，付出巨大代价。中国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经济中心主义现象，是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社会问题的产生原因之一，反映出政府-企业-社会之间关系有较大改善空间。目前中国政府正进行角色转换，转换过程中建立政府-企业-社会互利体系，为中国企业提供有效CSR环境是政府应重点关注内容之一。此外，中国CSR发展现状亟需政府功能发挥。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对内实行经济保护政策，控制外企进入，形成了财阀企业为中心的经济结构。2000年后，韩国经济联合会响应政府、市民社会对财阀承担CSR的诉求，发布了《企业及企业财团社会公益报告》，该报告明确了CSR概念，推动了财阀为中心的CSR活动。在短短数年内，大多企业建立了CSR活动体系，使得CSR活动迅速发展，成为国际竞争的战略举措之一。随着中国于2004年加入WTO，CSR伴随中国企业而快速发展。但由于政府角色缺位，国企、民企、外企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且占有资源不平衡，市场和社会意识不成熟等因素，使得CSR整体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谭深、刘开明，2003），其中最大原因是政府角色缺位⑨。中国政府需依据具体国情和发展要求进行相应支持。（2）企业需重视建立健全CSR体系，甚至上升至战略层面。韩国财阀CSR经历了从漠视到重视，从被动到主动，从单项到体系，从国内到国际，从短视到战略的发展过程。近年来，中国CSR发展迅速，但仍处于初级阶段，企业责任实践领先于责任管理，市场责任高于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国有企业社会责任领先于民营企业（黄群慧等，2013）。中国CSR发展任重道远。基于本文的韩国财阀CSR发展经验可供中国企业借鉴，主要内容有：第一，构建企业内部CSR机制。设立CSR职能、部门、甚至相关委员会，并由企业负责人直接对接，协调CSR活动，建立CSR相关制度，确保CSR活动的长期化与有效性；第二，探索适合企业战略的运作模式和推广策略。企业开发自主CSR运营项目和模式，制定系统性的企业CSR推广策略，拓展国内外CSR活动渠道等，适时推行战略性CSR；第三，建立鼓励机制，鼓励企业员工参与CSR活动。员工积极参与CSR活动创造的CSR效益能提升员工的自豪感和归属感，影响企业效益和企业评价；第四，重视CSR信息公开。CSR活动方针、行为规范、执行计划和预算等信息公开，可以提升企业透明度，加强利益相关方对企业CSR活动的信任和支持；第五，企业在拓展海外事业过程中，重视建立健全CSR履行机制或从战略高度CSR。海外CSR活动作为企业国际化战略举措之一，利于弥补本国政府在海外市场中的有限支持作用，利于维护被投资国政府或市民的友好关系，利于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中国企业可结合内外部环境和自身发展阶段，建立适配的CSR履行机制，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增强国家竞争优势。今后有待于分析总结韩国财阀CSR发展案例。近年来，三星、现代、SK等大型企业积极开展的一些CSR活动被视为CSR活动典型案例（黄群慧等，2013）。通过CSR案例分析，提炼总结战略高度的CSR模式，为中国企业提供借鉴。此外，本文系统分析了韩国财阀CSR发展过程及特征，但尚未梳理中国CSR发展。下一步将结合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维度，分析企业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探讨中国CSR发展历程和现状，分析CSR发展中政府和企业角色，从而探索中国CSR战略方向，为国家制定CSR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注释：
①根据2000-2010年全国经济联合会的年度《企业与企业财团社会公益报告》，韩国CSR活动经费支出额在1998年后持续增长，2009年达到了2，651，756万韩元（约合15，115万RMB），企业平均值达到12，053万韩元（约合69万RMB），占各企业平均销售额的0.2%，经营利润的4%以上，税前收益的4.2%。若与发达国家相比，韩国CSR活动经费保持在较高水平。
②根据2013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韩国企业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社会责任指数TOP10中居于前列，其中韩国企业有3家：三星排名首位，浦项第四，LG第七。
③“企业的公益活动”这一概念是韩国全国经济联合会对“企业社会责任（CSR）”的操作性定义（operational definition），本文中与“企业社会责任（CSR）”意思基本相同。
④金泳三政府（1993～1998）自称为“文民政府”，是人文主义，国民主义的简称。反军事政府、反财阀为政府口号，试图进行民主化改革、铲除官商勾结现象。
⑤本文均采用2013年12月23日汇率：韩元汇率为0.0057、美元汇率为6.0722。
⑥根据长期信用银行（1991）的《韩国企业社会责任与公益活动》，与美国日本不同，韩国税法将定捐款、定向捐款、非定向捐款都纳入亏损范畴，享受的税收优惠也较高。在1988和1999年企业捐款中，非自发性课税支出中，财阀所属财团的捐款占比最多，高达税前利润的1.81%。可见，同年度所有捐款活动（税前利润的3.14%）基本上都享受了优惠税率。
⑦根据韩国长期信用银行（1991）“韩国国民对大企业的态度”调查显示，企业社会公益活动的目的多为外在的、表面的评判，毫无内容（50.9%）或虚有其表徒留其名（92%）。
⑧根据1988年韩国经济研究院“韩国企业准税收相关调查”，440家企业中，有将近50%的企业认为捐款额的一半以上是非自愿的，在不满这种以准税收性质捐款的同时，对其期望效果也大打折扣。
⑨根据数字100市场咨询有限公司“国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公众评价调查（2006）”，中国企业CSR不够成熟的最大的原因是政府角色缺位（34%），中国社会对CSR的认知度不高最大的责任也是政府（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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