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信用渠道、政府控制与银行绩效关系分析
引言
当前，始于新兴市场的金融波动不仅折射出以货币市场为代表的我国金融体系承压现状，更是反映出了以“货币空转”为代表的银行信贷资金非有效配置的运行态势。相关研究表明包括大银行、中小银行和影子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主要业务集中在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而非市场经济系统，这也是信贷资金非有效配置的部分体现。基于此，激活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财政资金存量使得流转于财政渠道的货币得以有效配置是解决当前我国经济金融面临问题的应有之义。结合2013年7月3日李克强总理所提出的激活财政沉淀资金进而实现稳增长调结构的经济微刺激政策，可以确定的是我国当前沉淀于财政渠道的资金数量不可忽视，尤其是近年来基于政府平台的财政信贷资金的流转对于财政渠道内部资金沉淀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那么在此背景下，基于政府控制的视角研究通过财政信用渠道所形成财政资金存量对商业银行运行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文献回顾
当前作为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地位界定的延伸命题，公司治理结构中政治因素与公司绩效或公司价值关系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各国公司运行的事实和经验研究均表明了政治因素是各国公司治理中的不可忽视的因素，而这种现象尤其是在法制制度落后、市场经济意识薄弱的国家或地区更为显著（Faccio，2006），可以看到体现政府控制意图的政治联系因素对于公司的实际运行同时存在正向推动和负向制约的对立性结论。
已有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体现政府对企业控制意图的政治因素对企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Roberts（1990）、Fishman（2001）等研究指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政治联系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企业融资，为企业融资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机会（Faccio，2006等）。当然除去融资方面，政治联系因素也可以为公司的发展提供税收补贴、财政引导等政策方面的优惠（Goldman et al，2009）。就国内的相关研究而言，也存在诸多支持政府控制对于公司发展具有正向推动的经验研究，胡旭阳（2006）经验研究表明，针对我国存在相对严格管制的金融行业而言，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可以有效帮助其突破金融行业壁垒，极大地推动了民营企业通过正规金融渠道的融资机会，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和成本（罗党论、甄丽明，2008）。余明桂、潘红波（2008）研究指出，从融资渠道层面而言，上市民营企业高管具有官员背景和政治身份的政治因素是关系到企业是否能获取银行贷款或者长期银行信贷资源的重要因素，具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在获取银行信贷资源及更为优惠长期的信贷资源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其研究也进一步指出，在金融发展、产权保护及法制水平落后的地区，政治关系对于企业发展推动作用更为显著。
当然，体现政府控制意图的政府对于公司运行的干预也不可避免为公司市场化运行产生消极影响。现有的部分经验研究揭示，政府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公司绩效合理实现（Boubakri et al，2008等）。Fan，Wong等（2007）对中国IPO公司的研究揭示，在其公司上市3年内，以CEO为代表的公司高管政治关联因素均制约着公司股票回报、销售增长及销售回报的预期表现。Vickers，Yarrow（1998）研究认为，基于政治诉求原因，政府会引导其控制下的企业更加注重社会效应和承担社会责任，进而引致企业运行偏离市场化轨道，最终使得企业偏离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而对企业绩效形成制约。同时政府的干预也会使得政府成为一支掠夺之手，进而损耗公司的利润和财富（Shleifer，Vishny，1998）。而对不同国家的企业效率及绩效而言，Megginson，Netter（2001）和Djankov ，Murrel（2002）通过对不同所有制约束下的企业绩效进行系统对比分析研究，认为总体上国有控股公司企业效益一般低于私有企业效益，其绩效表现同样如此。
综观现有相关研究，结合当前经济体系中所出现政府通过财政信用行为形成的财政资金存量及货币空转所形成短期银行间货币市场承压现状，我们有理由怀疑：政府控制是否是我国商业银行体系中财政信用渠道形成的关键因素？通过财政信用渠道形成的财政资金存量是否引起商业银行绩效侵蚀？
在此意义上，文章结合前文分析和既有的文献给出研究假设H1：政府控制对于我国商业银行体系中财政信用渠道形成具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文章研究假设H2：基于财政信用渠道所形成的银行体系中财政存量资金抑制银行绩效提升空间。
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和变量选取
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经济数据的特点尤其是公司财务数据特点可知，公司财务数据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具有其惯性，尤其是从公司高管角度而言，其自身具有维持公司盈利水平不变乃至增长的内在激励，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公司财务数据具有其内在惯性影响。同时相关经济理论认为，基于惯性或者数据的惯性调整，个体的过去行为对于当期行为具有潜在不可忽视的影响，而面板数据的其中一个优点就是将个体动态行为嵌入到模型中进行控制。
基于这方面的考虑，本文针对文章研究思想并结合研究假设H1和H2依次给出非平衡动态面板经验模型：
（1）
（2）
其中，Fdepit表示t期政府在第i家银行的财政存款；Fdepit-j为政府财政存款的滞后项，下文将详细分析；Stateit为表示t期第i家公司性质的哑变量，当t期公司实际控股股东为国家时取值1，其余取值为0；GROAit为t期第i家公司总资产净收益率相对缺口，其量化原理就是依据HP滤波方法得到公司潜在总资产净收益率ROATit，然后利用公式：得到对应样本公司总资产净收益率相对缺口，借以表示样本公司绩效状况，如果GROAit>0则表示公司实际总资产净收益率超过潜在收益率，表明公司绩效不存在被侵蚀的现状，反之，如果GROAit<0则表示公司实际总资产净收益率低于潜在总资产净收益率，表明公司绩效事实上存在被侵蚀现状，GROAit-j为总资产净收益率滞后项，下文进行详细分析；f（Xit）为t期第i家公司相关控制变量Xit的线性方程；μi 表示个体效应；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在模型设定的基础上，对本文前定变量或控制变量进行设定。首先，根据既有的相关文献，本文选取公司总资产自然对数Ln（size）表示公司规模，因为公司规模不仅反映公司经营实力及其在行业中地位，同时更是反映了我国政府控制倾向，在我国规模较大的四大商业银行均为国有银行，故此文章选定公司规模作为前定变量进行控制。此外，结合已有文献，选取公司财务杠杆（Leve）、账面市值比（BM）和净利润增长率（Ng）对公司相关财务变量进行控制，借以控制公司的风险水平和发展潜力对公司绩效及财政信用的影响，因为公司财务杠杆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公司资本结构和财务风险水平，而账面市值比和净利润增长率反映公司投资机会和发展潜力。同时，依据Faccio（2006），邓建平、曾勇（2009），肖浩（2011）等人的研究，对公司治理层面、高管政治背景及公司性质等相关变量进行控制，主要有公司股权集中度因素，在文章中选用公司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和（H3）量化股权集中度因素，同时依据前文归纳的关于政治因素的常用衡量方法，对样本公司高管政治背景进行衡量，若高管或公司具有四大方面中的一种，则认为公司具有政治联系，并用哑变量Political表示，具体就是若存在政治联系Political取值为1，反之为0。而其余的核心变量在前文模型设定中进行阐述，在此不做赘述。
（二）样本及数据选取
结合本文的研究思想，文章选取国内A股市场金融行业上市银行作为研究截面样本，具体截面样本为截止到2013年第一季度上市的银行金融机构但是剔除掉样本观测数据不足8个季度或2年的15家上市银行，并结合数据可获得性，样本跨度为2005第1季度到2012第4季度。为了尽可能扩充数据容量避免拟合偏误，本文选取的数据频率为季度数据。数据均来自于对应年度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和CSMAR系列研究数据库。
经验分析
（一）基本统计描述分析及相关检验
结合经典的研究逻辑，首先对变量序列的观测值进行基本统计描述分析，借以对整体数据统计分布规律进行分析。同时根据金融行业有关数据的特点，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观测数据异常值对拟合结果造成偏误，首先结合基本统计描述对相关数据序列分布规律进行分析，其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中基本统计描述分析可以看出，上市商业银行总资产净收益率及股权集中度均呈现近似于正态分布性态，其在样本期内的分布也较为平稳。同时资产分布和政府财政存款分布波动幅度较大，其资产分布呈现略微右偏分布，而财政存款呈现略微左偏分布。净利润增长率显示出高度集中并且略微右偏的分布性态，对应的账面市值比分布呈现显著集中性态，但其分布波动较为平稳，而公司杠杆水平分布的波动幅度较大，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盈利和风险分布不均的实际运行状况。整体上看，对应变量序列的统计分布基本符合国内上市商业银行实际运行预期。
在统计描述分析基础上，本文结合动态面板特点和长面板数据变量序列特征，首先对相关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由变量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文章的变量序列在计量意义上是具有平稳特性的。
在平稳性基础上，结合动态面板思想，对解释变量的内生性进行检验，其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方程（1）检验结果看，初始自助检验统计量（5.35）是显著的，结合其对应P值、已有文献及研究需要，存在内生关系的变量为两个（state 和political）。因此X2 分布自由度为2（内生解释变量个数）对应P值为0.02，在5%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也即表明存在内生解释变量。同样方程（2）的检验结果表明模型不能拒绝存在2个内生变量的假设。
（二）回归分析
在相关检验的基础上，对模型（1）和（2）进行经验回归，经验拟合结果摘录如表3所示。则由表3拟合结果可以看出：
首先从整体层面分析，针对模型（1）而言，总体上除去股权集中度、公司财务杠杆及净利润增长率对财政存款影响不显著之外，其余控制因子对于财政存款影响均显著，而针对模型（2）而言，除去绩效自身滞后2期因子对于当期绩效缺口影响非显著外，其余控制因子的影响均显著。同时结合模型（1）和（2）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模型拟合结论是稳健的。
其次，分别从模型（1）和（2）的具体影响因子层面分析，模型（1）拟合结果表明，我国财政存款滞后因子对其当期影响积极并且显著，揭示了我国以财政存款为代表而对财政信用渠道具有惯性的，同时样本公司性质及高管政治身份对我国财政信用渠道影响积极并且显著，其中高管政治身份对于基于政府的财政信用渠道影响最大（0.2），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形下政府控制对于基于政府财政信用渠道形成具有积极并且显著的影响，这一结论既承接既有的相关研究文献同时也符合研究假设H1预期。而对于其他控制因素而言，除去公司规模及账面市值比对财政信用渠道影响积极且显著外，其余变量如财务杠杆和净利润增长率对其影响并不显著，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公司资本结构、风险水平及发展潜力并不是影响政府财政信用渠道的主要因素。结合模型（2）拟合结果，可以看出，滞后1期的总资产净利润率与当期总资产净利润率积极相关且显著，但滞后2期项对当期影响并不显著，而公司股权集中度当期因子及滞后1期因子与公司绩效缺口负相关且显著，间接表明了银行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有利于公司缓解公司绩效侵蚀程度，即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积极相关。但是对于政府的财政信用渠道所形成的财政存量资金因素而言，政府的财政信用渠道与公司绩效侵蚀变量积极相关且显著，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政府财政信用渠道存在着对于公司绩效侵蚀的状况，这一结论也直接验证文章研究假设H2：我国基于财政信用渠道所形成的银行体系中财政存量资金抑制银行绩效提升空间。同时拟合结论揭示公司性质、规模、财务杠杆及账面市值比也存在对公司绩效侵蚀的状况，而高管的政治身份和净利润增长率有利于提升公司绩效。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政治关联因素与我国银行业绩效的关系是积极并且显著的，而对应本文控制的公司层面因素却并不支持上市银行绩效的提升。
结论
文章基于非平衡动态面板数据对我国基于政府控制因素而形成的财政信用渠道对银行绩效影响进行系统经验分析。其经验分析结论不仅进一步验证体现政府控制意图的政治关联因素与我国商业银行绩效之间积极相关的事实，同时也揭示体现政府控制意图的公司性质和高管政治背景与基于财政信用渠道形成银行系统财政存量资金存在积极内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给出基于政府信用渠道形成财政存量资金对银行绩效侵蚀的经验结论，更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经验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