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犹太人问题》对宗教、政治和人异化的探析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3-0036-02
19世纪的欧洲，特别是德国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犹太人必然要求自己的政治地位及权利，追求政治解放。一方面犹太人想要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和地位，而另一方面反对犹太人自己的宗教信仰，两者的矛盾在现实中愈演愈烈呈激化趋势。当时理论界对关于犹太人解放的观点有三种态度，分别是反对派、拥护派和批判派。而在鲍威尔的眼中，反对派基本上是基督教国家的主张，他们本身就是与犹太教所对立的，他们将自己比作唯一体现人性的国家，认为犹太人在本质上背叛了人性，与主流观念不符。犹太人在一个对抗的世界里是不可能获得自由和解放的。拥护派将犹太人的解放单纯地看作是社会认可他们的处世方式，并没有真正认清犹太人的解放和当时社会发展直接的联系。鲍威尔将自己看作是超越上面两派的批判派，与上述的两个观点都对立，看起来是反对犹太人的观点，力图使犹太人在现实中想要实现的权利主张虚无化。
但是马克思对鲍威尔的观点是不赞同的，他认为鲍威尔对犹太人问题的解释比较牵强，“只是探讨谁应当是解放者、谁应当得到解放，这无论如何是不够的。批判还应当做到第三点。它必须提出问题：这里的解放指的是哪一类解放？人们所要求的解放的本质要有哪些条件？”[1]25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这篇文章中批判鲍威尔的同时，论述了宗教异化、政治异化和人的异化，特别是通过政治异化和人的异化区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使其思想逐渐向哲学共产主义转变。
一、宗教异化的根源
鲍威尔认为犹太人的问题只有废除宗教才能得到解决，因为正是因为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的对立，才导致基督教国家和犹太人之间的对立，就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鲍威尔将宗教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的根本原因，将宗教和国家分离看成是人类解放的根本手段。马克思是不同意鲍威尔关于宗教解放说法的，犹太人的实际情况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所以犹太人的问题不能分割来看。在德国是个神学问题，因为德国本身是个基督教国家。在法国则是政治问题，因为法国已经实行了立宪制度，虽然其政治解放并不是很彻底。而在北美，由于很多州实行了共和制，犹太人的问题就完全和他们的宗教信仰无关，成为真正世俗的问题。“在所谓基督教国家中，实际上起作用的是异化，但不是人。”[1]36所以笼统地从宗教出发来观察犹太人问题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
马克思认为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并不仅仅是取决于让其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宗教异化本身仅仅只是世俗狭隘性的表现而已。“在我们看来，宗教已经不是世俗局限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现象。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1]27其实宗教本身没有高低之分，他们都是对世俗生活的扭曲的反映，宗教的区别只是反映的形式不一样。
造成宗教异化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是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的分离。“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1]30在基督教国家中，基督教本身作为一个中介将人们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基督教是凌驾于国家之上的，这种国家本质上是不完备的国家。而在完成了政治解放的国家，自身不需要宗教作为中介，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是一个以个人宗教信仰和市民的利益作为基础的真正意义上的世俗国家。难道只有废除了宗教才可以得到政治解放？马克思很清楚地表达了在政治上已经完成解放的国家同时也有宗教的存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政治国家和宗教信仰可以并存，也证明了马克思所说的犹太人并不需要从自己的宗教信仰中得到解放，通过别的途径就可以解放出来。
所以宗教异化只能从国家自身本质中去寻找，可以理解为宗教并不是世俗局限性的原因，仅仅是其表面现象而已。对于市民来说，不能说必须消除他们的宗教局限性才能消除他们的世俗限制，只能用世俗限制来说明他们的宗教局限性，要想从根本上消除宗教局限性，只能消除世俗的束缚。“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1]27
二、政治异化的世俗基础
鲍威尔所说的政治自由在现实生活中是靠压制市民宗教信仰的自由实现的，是虚无缥缈的。他弄错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政治解放只是在政治国家的层面废除了宗教，而恰恰对市民社会这个宗教的世俗基础完全没有提到。马克思的观点刚好与鲍威尔相反，他认为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关系，和宗教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是一样的。“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关系，正像天国对尘世的关系一样，也是唯灵论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也处于同样的对立之中，它用以克服后者的方式也同宗教克服尘世局限性的方式相同，即它同样不得不重新承认市民社会，恢复市民社会，服从市民社会的统治。”[1]30-31
政治国家的狭隘性其实与宗教的狭隘性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也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但是要清醒地认识到，宗教异化并不是人的本质的根本的异化，它只是世俗的政治异化的结果。所以必须要将对宗教的批判延伸到政治层面，从而转变成对国家的批判。政治异化的特征和宗教异化一样也在于人的本质的二重化，即人真正的本质和现实相分离。人的两种不同生活体现在当作为政治国家的公民时，是类存在物，是完整社会中的一分子，彼此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而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他是现实的，在利益上彼此分离开来，是利己主义的个人，在现实世界中与自己的类本质相违背。 以上所说的市民社会中利己主义的个人的自我异化的实践就是政治异化的世俗基础。政治国家只是人在现实生活和他的类本质之间的中介物。政治国家是维护私有制而存在的，其根源就在于市民社会中有私有财产的存在，市民社会中利己主义的个人由于自我异化，创造出实际的神即金钱。金钱是人同自己类本质相异化的根本所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其他一切变得不再重要，金钱变成人追求的最终目标。“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1]52
三、人的异化和人的解放
鲍威尔认为要想获得人的解放必须要实现政治解放，而政治解放就是要把宗教从国家中驱除。他将现实的政治问题放在神学中进行批判，并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就是人们逐渐消除异化，回归类本质的过程。市民社会中利己主义的个人并不是真正的个人，而是异化了的人，它只是人们回归类本质过程的中间环节。要使人得到解放必须要克服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矛盾，消灭利己主义，消除人的异化。“犹太人的社会解放从根本上说就是整个人类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获得解放，从金钱崇拜中获得解放。犹太人的解放就是现代社会根本的、普遍的问题，是全人类的解放事业。”[3]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金钱取代了神统治着人，人们普遍受到金钱的奴役，现实社会中人与自己、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被异化了。人们在自己的异化状态中，金钱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
人的解放并不仅仅是从政治方面获得解放，而是要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解放。“摆脱了宗教的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地摆脱了宗教的解放，因为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的人的解放方式。”[1]28政治解放虽然消灭了政治特权，但是却使现实生活中市民社会财产的不平等扩大开来。要完成人的解放这个任务，最重要的不是要克服在天国那高高在上虚无缥缈的神，而是要消除现实生活中的神，消灭对金钱的崇拜，消灭利己主义的个人，消灭私有财产，使人不断回归自己的类本质，才能最终真正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中、自己的个体劳动中、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2]189
在《论犹太人问题》这篇马克思早期的著作中，他通过对鲍威尔观点的理论批判，论证了宗教异化、政治异化和人的异化的关系，进而提出人的解放，层层递进，逻辑分明。我们在马克思论述宗教异化的过程中看到了历史唯物论的宏伟蓝图，从政治异化的世俗基础中看到了市民社会的个人对金钱追逐的本质，从人的异化中看到了无产阶级使命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