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4-175-02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一著述中，马克思开始尝试从现实的、实践的角度对市民社会进行政治――社会批判。在这里，马克思深刻分析了市民社会当时现实的阶级结构，通过这一分析，他发现了无产阶级受剥削程度最高、最受苦难和革命性最强的“普遍性品质”，从而他把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社会解放的重任明确交给了这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无产阶级。虽说在当时资本主义条件的无产阶级并未充分发展，整个阶级都是被资本主义的锁链所禁锢的，但它却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方向：“无产阶级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这一阐述表明，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逐步从抽象的、思维的转向具体的、物质的层面，即以人与人的经济活动为最基本内容的实际生活层面。这标志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否定获得了极为关键的突破和进展。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市民社会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的解剖，通过分析经济事实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市民社会的分裂和对立状态。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普遍存在人与物的异化、活劳动的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这四种的异化现象。通过对四种典型异化现象的分析，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人凭借自己占有的物来享有社会权利，整个人类都处于物的控制和奴役之下。人只有彻底改变这种颠倒的关系，打破这种物奴役人的状态，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这样，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异化必然导致社会阶级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两个对立阶级的冲突和矛盾这是资本主义本身无法克服的。只有历史地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本质的矛盾。在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
二、共产主义和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理论的最终归宿
首先，随着对市民社会的社会一一政治批判的展开，马克思从政治解放的视角初步探析了人类解放的问题。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
其次，在对市民社会的社会一一政治批判和政治经济学解剖的过程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获得了实质性和科学性的内容。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马克思指出这种共产主义“是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即是说，共产主义社会不是现有社会发展进程的中断，而是以实现人的本性的复归为目标的、通过继承和保存资本主义社会所有发展成果的社会建设来得以实现的理想社会形态。马克思更是明确提出，只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但资本主义使人陷入了物的依赖关系之中，造成人的畸形、片面的发展，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把人从物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实现个性自由和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这种共产主义“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这表明，共产主义社会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进而建立起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关系。要建立这种关系，纯粹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都是难以实现的，一方面人道主义必须吸收自然主义的合理内涵，成为一种自然的人道主义；另一方面自然主义也要融合人道主义思想精华，上升为一种人道的自然主义；此时，才能真正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理论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批判市民社会，最终归宿在于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体到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在角色扮演上开始从以往的批判性向如今的建构性的角色转变，主要表现为“由政府制定和实施相应的社会政策，一方面保持经济的快速优质发展，另一方面合理调整社会关系，努力将社会阶层结构转变为橄榄形态，促进全面小康和和谐社会的构建。”之所以我国市民社会的构建表现为政府制定和实施相应社会政策，是因为我国市民社会的发展具有特殊性，”我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从本质上解释，便是国家对于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管制与转移、把中央集权的经济政治体制下放到地方，于是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运行如同中国的市场经济一样是由上而下的，带有明显的政府作为的色彩。”因此，如何结合我国这种特殊实际，借助于国家的权威和政策，发展市民社会因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
首先，重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在二者的良性互动中实现社会和谐。马克思认为，国家和市民社会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市民社会的产生为人类社会的自由和民主提供了现实基础，但如果任由市民社会自发运行，必然会引起利益关系的失衡、冲突，这就需要借助国家来解决市民社会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与缺陷。从另一方面看，国家自身也具有局限性，特别是在私有制社会，官僚借助对国家的控制，谋取私利，侵蚀公民和社会的权利，因此，国家在尊重市民社会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基础上，对市民社会进行合理干预和调节，建立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只有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较好地抑制各自的内在弊端，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其次，要通过市民社会搭建起国家和社会群体之间的桥梁，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平稳转型。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市民社会作为国家与家庭中间的身份，正好可以作为国家和社会各群体之间的桥梁，一方面，把代表所属群体的利益诉求反馈给上级，同时另一方面把政府的方针政策准确地传递给相应的社会群体。国家代表着社会普遍利益，而个人代表着特殊的个人利益，若个人与国家通过一定渠道建立起联系，便有可能在协商与讨价还价中实现普遍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相对和谐统一，减少矛盾和冲突。另外，市民社会还积极促进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对话协商，达成市民社会内部生活的非政治化，变大量社会事务为私人的事务，使大量社会矛盾转化为私人矛盾，缓和社会转型带来压力和不稳定因素，实现社会转型的平稳过渡。
当下，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市民社会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这亟需我们多角度推进对马克思社民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使其在新的社会实践中走向深入，从而彰显出丰富的时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