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力与社会
“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社会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话语权力是指一种信息传播主体的潜在的现实影响力，它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话语本身对客观世界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即话语力;二是信息传播者通过对媒介的控制并拥有传播主体信息的权力，即话语权。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中写道：“话语就是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话语是权力，是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以权力。”可以说，福柯对话语的本质认识又前进了一步，他认为话语不仅仅是符号系统，是交际工具，更是“手段”和“目的”，并且能直接体现为“权力”。显然，福柯的观点比较接近今天我们对“话语权”认识。
一、属下阶层理论及运用
属下/属下阶层（subaltern）是以用来指那些从属的、缺少自主性的没有权力的人群和阶级。这一概念最早由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后来被美国后殖民批评家斯皮瓦克所发展。在《属下能说话吗？》（Can Subaltern Speak？）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她强调了属下“不能说话”的特征。也就是说，在斯皮瓦克看来，属下一词用来指所有不能言说自己、失去自身主体性的群体。《无名者的生活》作为一本文集的序言，它的研究对象是被福柯称作“无名”的人。“没有什么东西会注定让他们声名显赫，他们也不具有任何确定无疑的，可以辨认的辉煌特征，无论是出身、财富或圣德，还是英雄行为或者天赋英才;他们应该属于那些注定要匆匆一世，却没有留下一丝痕迹的千千万万的存在者。”这里的无名者，其本质就是我们现在社会的底层人民，福柯从底层的苦难中建构历史，在他看来，“无名者”是社会游荡权力下的牺牲品，他们的苦难永远不会被发现，不会被告知，然而，“哪怕只是偶尔;权力的爪牙还会袭击它们，在它们的身上留下权力的烙印。”
二、“无名者”由无名、失语到发声
“无名者”作为“失语人”并非是生来就没有发言的本能，或者说没有为自身的最基本权利去拼争的心愿，他们的“失语”只不过是囿于特殊的经济条件、社会环境的无奈选择。然而，从沉默的大多数只言片语中，我们更能触摸到真实的一面。王印文书时代，权力让“无名者”发声。“这些仿佛根本就不曾存在过的生命，只是因为与权力相撞击才有机会幸存下来，而这个权力本来只希望清除他们、或至少抹消他们的痕迹。”臣民们在王印文书中控诉自己的邻里亲友，用华丽浮躁的文字包装一些琐碎的关系，国王的权力被臣民们绑架，以供私用。
三、底层权力
“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话语既是权力的产物，又是权力的组成部分。话语建立在权力关系的基础之上，受权力关系影响。”无名者的发声由王印文书赋予，借以国王的权威来表述自身生活中最琐碎的小事。“权力的网络捕捉到那些邻里的争端、父母与子女的口角、家庭内部的误解、酗酒纵欲、当众争吵和许多隐秘的激情。就好象出现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巨大召唤，要将所有这些乱子，将每一种微小的痛苦不幸都付诸话语。”底层的苦难被讲述，人们往往歌功颂德那些英雄主义者，而忽视最底层处于困境挣扎生存的人们。正如福柯所说：“必须得有一束光，至少曾有一刻，照亮了他们，这束光来自另外的地方。”王印文书只是暂时的，随着“事务”从这些人和事中脱离出来，这些闪光就会消失不见。王印文书使这些原本永远“无名”的人有了“短暂的辉煌”，“日常生活第一次出现在政治问题的符码中”，“无名人”开始被关注。
四、权力、底层话语权与当代社会
强权阶层凭借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形成自己强大的权力网络，在权力网络的压迫、监视下，底层人民丧失了话语权，成为了“无名者”、“失语人”，底层“失语”现象在现今不断变革的社会化浪潮中更加明显。底层民众的苦难无处诉说，缺乏表达权、话语权的弱势群体被大众忽视，精英史观抹去了底层阶级自主的历史和行动的政治属性。从属阶级是政治上无效的阶级，底层的非政治化导致其在精英创造的历史中销声匿迹。
“话语的本质和社会价值的功能决定了在阶级社会中话语和权力必然要结合在一起而形成话语权力，并为特定的阶级服务。”但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我们不能再一味地鼓吹统治阶级社会价值观，统治者应该赋予人民群众更多的话语权，让底层人民有更多的机会诉说自己的苦难。正如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说：“个人性即社会性。个体遭遇的困难，看似主观层面的紧张或冲突，但反映的往往是社会世界深层的结构性矛盾。”“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得不到表达的民间积怨暂时归于沉默，而沉默一旦爆发，最终牺牲的是社会的和谐。所以，必须要让底层声音浮出水面，让历史记载出现更多的“无名者”，这也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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