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生态民主主义思想初探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5）05-0048-05
“生态”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民主”是一个政治学概念，从表面上看，生态和民主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细心纠查人类在工业化中期所做出的各种环境决策和治理行为，我们发现生态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民主政治的问题。事实上，在日常的民主生活中，往往存在着没有基层农民参与的政府决策所导致的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比如，因为政治腐败所导致的各种森林的肆意砍伐、农村用地的肆意开发、农民耕地的迅速减少、农作物成分的肆意污染、工业废气的大量排出、民用水源的深度污染、企业废渣的无序堆积、汽车尾气的超标释放、百姓健康受到损害，等等。应当说，正是因为政治行为的“逆生态化”运作，才导致了我们自身的生物属性和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属性之间的博弈困局。作为生态学和政治学的交叉学科，生态民主主义思想试图超越传统“自由主义民主范式”，构建全新的生态民主运作机制。本文将在现有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框架内，探讨改进选举程序民主、公民参与民主的生态学措施，以期丰富生态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和概念体系。
一、当代中国生态民主主义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近年来，伴随着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人类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比如核泄漏事故对陆海生态环境的污染，工业化学燃料废弃物堆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土地沙漠化流失所造成的可持续生存资源的减少，工业化交通工具排放尾气的环境异化效用，各种生命科学技术所导致的生存能量供应链的连续性断裂，医药企业在治病的同时也在致病的两难困局、人类生命质量的逐渐下降，等等。大量的环境危机案例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然历史过程呢，还是因政治决策失误而受到的自然惩罚？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必然引起学术界对生态民主问题的研究和探索。生态民主主义思想就是在对上述生态现象的跟踪观察中产生的全新民主理念。
1.全球生态环境的多样化变异引发了对生态民主主义思想的广泛讨论
所谓“生态环境的多样化变异”是指生态环境在人类征服意识的作用下所酿生的一种反自然状态。这种状态在自然界表现为日益恶化的环境威胁，在政治上表现为权力异化所导致的集权式民主，在经济上表现为无所不在的市场垄断，在文化上表现为人文环境的堕落颓废态势，在社会领域表现为各种环境纠纷事件的发生，在法治上表现为法律不公平逻辑的延展，在军事上表现为信仰和利益的双重断代格局。在上述多样化生态变异格局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想获得自身生存的有限空间，就必须抛弃传统的“自由主义导向的民主观”，进而升华到“生态主义导向的民主观”。生态民主主义思想就是在上述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生态民主理论或生态民主学说。
2.苏联社会主义民主的“反生态化”灾难给我们的启示
熟悉苏联历史的人都知道，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在具体实践中存在着严重的“反生态”取向：①政治民主领域的反生态化取向。长期以来，苏联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运作体制，这种体制必然导致党政不分、职责混乱、人浮于事、机构臃肿、效率低下、民主监督薄弱。正如印度政治生态学家萨拉?萨卡所说：“即使最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如印度和斯里兰卡都比苏联优越，因为至少在这些国家还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与或多或少的选举。而这些正是环境正义所必然追溯的政治权力诉求。”[1]由于缺少程序性与合法性的民主机制，导致苏联的大多数决策都是在照顾少数既得利益阶层的基础上作出的，这就必然导致城市规划的无序、河流污染的加剧、大片牧场的荒芜、农作物病虫害的泛滥。②经济民主领域的反生态化取向。长期以来，苏联执行的都是重化工业化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唯一价值目标就是追求高增长，忽视环境的承受力和反作用力，所以当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露事件发生的时候，大多数的苏联民众还沉醉在核电带来的欢乐和喜悦之中。一般而言，在一个把“对环境有害的经济政策变成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生存所必需的和至关重要的东西”的话语氛围里，环境考量就被边缘化了；经济决策者首先考虑的是能否实现更大的经济产出，而不是环境的优先保护问题。由于苏联政治家坚信对生态有益的经济发展政策将会增加成本，并且由于缺乏资金导致缺少研究所和控制污染的生产设施与装置，最终必然导致生态保护措施的失灵。③文化民主领域的反生态化取向。所谓“文化民主”是指在苏联多民族的自治范围内，允许多元化的民族传统文化彼此交融和共存，不能以俄罗斯民族的独大而否认其他弱小的民族。但在苏联建国后的相当长时间内，苏联的民族矛盾始终没有解决，各民族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不平等。经济上的不平等，融合着政治权力的专制和经济规划因素的反生态化取向，最终造成了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再加上民主意识的淡化，使得环境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最后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千疮百孔。反思当今中国民主政治运作的实际状况，我们只有牢记苏联灭亡的历史教训，才能走中国特色的生态民主化道路。由是观之，生态民主主义思想是在苏联经验刺激下的一种应激反应性选择。
3.当今中国的腐败蔓延引发了社会各界对生态民主化趋势的深度研究
21世纪以来，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政治生态问题。政治腐败不仅严重污染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原生态民主文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对于怎样遏制腐败，专家学者从不同的侧面拿出了解决的方案，比如经济学家认为，调整产业结构、配置产能机制、提升科技含量、优化人才素质，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变劳动密集型产业为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全面控制企业碳排放量，推进低碳环保产业的快速发展，加强国际碳关税准入机制的国际合作，是解决当今腐败污染问题的重要生态举措；法学家则认为加快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严厉惩治污染企业的碳排放行为、建立污染企业第三方监督机制、大力清理高污染植物人公司、强化污染治理的法律责任人制度、加强环境监测的国际司法合作，是遏制腐败环境继续恶化的最佳生态手段；文化学者则指出，唯有全社会成员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并充分认识到腐败环境污染的文化危害性，唯有地球成员上下一体的“文化自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与治理的“两难困境”；社会学家则认为规范的社区治理模式、逐步缩小的城乡二元变迁结构、全面而公平的社会保障机制、污染代际继承灾难性认识的深入人心，是延缓腐败污染破坏性后果的“社会缓释器”。上述关注国家命运的专家和学者都抓住了治理腐败的某一方面手段，但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事实上，政治腐败问题的本质是公权力的滥用问题，正如辜鸿铭所说：“当今中国的问题，不是无治的问题，而是误治的问题。”[2]也就是说，当今中国面临的治腐困局主要是一个生态政治的问题。改善当今中国的政治生态问题，必须认识到“以环境换GDP”的潜在和现实危害性，必须看到政治权力无所不在的市场干预力，必须认识到政党执政成本居高不下的权力肇始力，不能因为高高在上的权威约束力而沾沾自喜，对于社会腐败的具体案例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必须充分认识到环境污染的政治本源性。生态民主主义思想就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提出了解决腐败问题的生态政治考量和生态民主法则。 二、当代中国生态民主主义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
当今中国生态民主主义思想的产生，是有着深刻的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时代的哲学进步都是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并以它的思想资料作为逻辑前提的。”准确地说，当今中国生态民主主义思想是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思想依据，以中国共产党生态民主思想作为理论基石，以国际生态民主学说作为思想渊源的新型民主理论和民主学说。
1.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民主理念的追求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理性体认：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反生态的本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奥康纳认为，地球是一个自组织的生态系统，资本的无限扩张和生态系统的有限性之间必然会发生矛盾，资本主义所谓的民主制度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政治原因。②资本主义的趋利本性必然导致环境危机。福斯特认为，人类按照唯利是图原则通过看不见的市场之手为少数有钱有势者谋取狭隘利益的能力，不可避免地会与自然界发生冲突。资本主义民主的趋利本性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经济动因。③科学技术的滥用具有反人类的本性。威廉?莱易斯指出，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不仅没有从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中获得解放，相反却日益受制于科学技术的奴役和垄断。④异化消费具有反生态的本性。科尔曼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纯粹是为了满足民主社会的病态型“异化消费”，这种用虚假需求的办法去补偿异化劳动的消费生活方式必然造成无以复加的生态灾难，进而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基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理念的“反生态”本性，希腊学者塔基斯?福托鲍洛斯则明确提出了以生态民主理念代替自由民主理念的全新政治生态思维。
2. 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民主思想
中国是一个有着8512万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里，要想使政治运行不至于严重危害自然环境，必须靠党和政府对政治权力使用的约束和控制。一般来讲，当政治运行忽视了生态环境的时候，政府职能的发挥就可能出现不利于民生的局面，进而影响到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正向评价；当政治权力是在协商民主的前提下运行的时候，生态环境就会得到很大改善，人民生活就会平安祥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态民主思想是研究当代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性政治理论。比如毛泽东就曾提出过“备战、备荒、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其中的“备荒”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自然环境的关注和大力提倡植树造林的意识。周恩来也认为，只有绿化祖国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新中国成立后陈云、董必武、习仲勋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强调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也曾就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他指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坚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去。”[3]江泽民、胡锦涛也曾在不同的场合强调过保护生态环境的极端重要性。习近平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不能手软。”[4]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还从政治权力滥用的角度探讨过环境污染问题，他指出：“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5]中国共产党人的维护生态和谐、造福子孙后代、关注民生民意、约束政治权力、限制权力寻租、遏制政府腐败的生态民主思想，为当代中国生态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 国际生态民主学说
环境问题是一个关乎全球的国际性生态问题。基于环境问题国际合作的必然性考虑、联系发展绿色能源产业跨国合作的可能性、体察碳关税全球合作的可行性路径，国际生态民主主义者认为，传统政治已经进入一个严重的危机阶段， 市场经济不断加剧的国际化与代议制民主的日益衰败相伴而行，资本主义所构想的“市民社会民主化”梦想正在逐步破灭。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弗洛伦?马塞列希认为：“要以新的生态民主观为基础，重新审视我们现代所推行的民主制度的价值合理性问题，同时我们要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应对全球的环境挑战，比如大气的升温，失去生物的多样性，砍伐森林等。”[6]有的学者还认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最好办法是用“包容性生态民主制度”来替代市场经济、国家主义民主以及为它们“辩护”的社会范式。很明显，国际生态民主主义学说的政治目标是进行革命性的政治变迁。除去国际生态民主学说的主权分配弊端不说，关于生态危机的国际政治视野毕竟是当代中国生态民主主义思想形成的重要思想来源。
三、当代中国生态民主主义思想的流派分析
基于国际社会生态民主主义思想研究，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民主思想，借鉴国际生态民主主义学说的理论，中国学者也产生了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这些理论成果经过学术界的知识凝聚和媒体传播，大致可分为以下四大学术流派。
1. 基于系统论视角的生态民主思想
传统上，人们一般认为生态概念就是指生物界各宿主在食物链各个环节上各取所需、能量互换、环环相扣、前后相序、有机接合的存在状态。事实上，历史演进到今天，生态概念已经脱去了其最为原始的狭义解释，上升到更高层次的“关联认识”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人们一般把生态概念理解为具有价值关怀层面的“双向互联”，抑或指在社会领域中具有民生关怀和道德体恤的价值互动。这种从高级生态学的系统论视角衍生的生态语义，携带着强烈的价值意识和伦理指引，代表着人类对自然的渴求与期盼，暗示着自然对人类的体恤和怜悯。正如王沪宁教授所指出的：“建国以来，尽管我们在操作层面上制定了一系列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程序、规则、制度和机构，但由于我们忽视了高级生态学的系统论视角，使得我们的公共权力没有很好的体现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本质性规定。”[7]这就是说，当民主制度的运作忽视了文化氛围的指引、忽视了民众心态的支持、忽视了生活方式的衬托、忽视了道德因素的铺垫、忽视了心理定势的思忖，那么这种民主制度不仅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而且还会把人民的权力转换成官僚的优先获利权，最终必然导致政治的无序和腐败的猖獗，到那时社会便进入了霍布斯式的“普力夺”状态。为了避免这种状态的出现，王沪宁还提出了“历史―社会―文化”三循环的生态民主运作模式，指出避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逆生态化”走势的最好办法是“把它们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生态关系， 并确定它们之间的合适关系是动态平衡。”[8]由此看来，王沪宁从广义生态系统论视角展开的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动态分析，含有强烈的民主价值期盼和深刻的民主理念诉求，在实践层面上，王沪宁应该是国内学术界研究生态民主的第一人。 2. 基于审议视角的生态民主思想
所谓“审议”并不是指财务管理上的审议概念，而是指现当代普遍流行的协商民主理念。审议导向的生态民主论者认为：①生态民主将民主考量扩展到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无限性的共同体，协商意义深远。生态民主包容并超越了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主张人类和非人类之间的尊严互换，公开表白人类对非人类共同体的爱惜和怜悯，是一种真正尊重生态环境的民主形态。②生态民主主张政体内部成员和政体外部成员思想、素质和能量的相互交换，主张生态保存和未来代际的相互协商，提出尊重“非人类利益”的互惠共赢逻辑。在实践层面上主张积极推行参与式民主，除去现行自由民主制度的“专断式外衣”。③在政治层面上，生态民主主张人类个体自治的实现（ 包括财产权的运用） 必须符合生态协商标准；行为者必须为带来风险的民主活动负责。对于新型生态民主制度的构建，要遵循行为辩护的逻辑，即“环境风险制造者和公共当局”必须为自己的行政行为负责。④在制度层面上，生态民主理念并不把民族国家的边界视为对道德意义上共同体的必然性约束，主张民主治理的全球性生态协商与价值关怀。正如郇庆治所说：“与自由民主制下经常发生的被扭曲的政治交往相比，不被扭曲的和关爱他者的交往被认为是更容易带来对公共利益（ 比如环境质量） 的谨慎保护。”[8]基于以上认识，本文认为，郇庆治是国内生态民主审议学派的主要代表。
3. 基于女权主义视角的生态民主思想
在女权主义者看来，我们现存的社会，事实上存在着对女人生存权、发展权、教育权、生育权、参政权、司法权的蔑视和不尊重。武汉大学的尹莲花教授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政治分析的基本前提是，生态危机是欧洲中心的资本主义父权制文化不可避免的后果。这种文化以支配自然和把女性作为自然进行支配为基础。生态危机是一种基于支配女性并把自然作为女性进行支配的文化不可避免的后果。”[9]为此，尹莲花教授强烈反对现行的分配性歧视制度，指出没有政治权力的生态化展现，就不可能有性别的平等问题，也不可能实现人性的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因为生育行为的政治控制、女性节日的政治体认、女性就业的职业歧视、女性身份的传统束缚，正印证着历史的女权主义悲哀和现实的女性主义无奈。武汉大学的尹莲花教授是国内女权主义生态民主学派的主要代表。
4. 基于均衡分配视角的生态民主思想
均衡分配论者反对绝对的平均分配，支持相对的利益均衡，对此他们提出了以下几种生态民主观点：①政治上提倡将“反生态化”权力行为所导致的环境问题进行责任均等化分配。各级各类权力部门根据掌握权力的大小平均分配治污责任；这种责任涵括行政问责、刑事负责、道德谴责三个层面。②经济上主张将政府“逆生态化”行为所造成的贫富差异困局、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悖论、民族经济差异性局面、国家经济衰弱化演进等经济不平衡样态进行政治债务的均等化处理。根据行政首长的职位与权重划分所承担的具体责任，不能因为职位与行政层级的跳跃性或者组织外权力的暂时性缺位而终止对当事人的刑事问责。③文化上主张将行政决策失当而引发的文化市场贪腐问题、文艺腐败问题、学术腐败问题、道德堕落问题、人性颓废问题、教育不均衡问题进行多元责任的均等化处理。对于涉事的官僚机构和行政人员要进行整体性迁移，对于违反民族文化自我传承逻辑的所有部门和机构要进行系统性改造。④军事上主张将军事行政部门反生态化运作所导致的军队商业化问题、军衔的商品化问题、军事人员的素质问题、军队数据化改造的形式主义问题、军队道德教育的教条化问题、军事首长的资产转移问题、军官生活的“裸官”化问题、军队电子战的异化模拟问题进行全责的均等化处理。也就是说，不论你的职位有多高，不论你的权力有多大，不论你的身份有多特殊、不论你的贡献有多大，只要触及了腐败的红线，就必然会受到追责。山东大学的张连国教授是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