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福岛时代”日本核能政策走向
福岛核事故发生近四年来，后续影响仍在发酵。日本的核能政策在遭遇“阵痛”后逐渐回归理性，核能在日本能源结构中的地位也被重新定位。
一、震后日本核能政策调整
（一）菅直人内阁。菅直人主导了震后初期救灾、复兴、改革等一些列工作，为国民经济生活回归正常奠定了基础。
开展“核能外交”，降低负面国际影响。事故发生后，日本核能安全机构加强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组织的合作;3月13日起，外务省每天向各国驻日使馆说明事故最新情况，并召开海外媒体记者会;菅直人在中日韩领导人峰会及G8峰会等国际场合向国际社会承诺将全面公开事故信息。
终止旧《能源基本计划》，发表“去核电”方针。2011年5月10日，日本中止旧《能源发展计划》，重新审视国家的能源发展战略。菅直人在核电问题上表态于7月15日发生重大转变：由明确主张“弃核”到强调“只是个人观点”，这既造成与阁僚在核能问题上的割裂，有悖日本“核电出口”战略，也有延续政权之嫌。
改革核能监管体制，拟成立“原子能安全厅”。菅直人曾公开批评自民党时期的核电管理体制;8月4日，菅直人裁撤了包括原子力安全保安院院长寺坂信昭在内的三名能源高官;15日，内阁通过“组织改革基本方针”，重组原子力安全委员会、原子力安保院以及文部科学省的环境监测部门，在环境省下设“原子力安全厅”。
（二）野田内阁。野田内阁在核能问题上吸取了前任的经验教训，采取了相对稳健的政策。
重启部分安全核电站，逐渐摆脱核电依赖。当选首相后，野田内阁积极推动核电重启，2012年7月5日，大饭核电站重新启动，日本也结束了两个月的“无核时代”;2012年9月14日，“创新能源及环境战略”获批，“新战略”提出本世纪30年代建立“零核电”社会的目标;19日，野田内阁决定将此作为“今后的能源环境战略”。
积极鼓励核电技术出口，提振核电产业与国民经济。在国内核电进程受阻情况下，能拉动日本经济增长的核电出口成为野田的重要选项。2011年10月30日，日印两国外长共同宣布，重启日印核电合作谈判。31日，越南总理访日并发表共同声明，称“日本将继续推进向越南出口核电项目以及稀土开发计划。”
成立原子力规制委员会，改革核能安全行政体制。核事故暴露出的日本核电监管体系弊病是震后两届内阁改革的重点。2012年9月19日，新核能监管机构――原子力规制委员会开始运作。原子力规制委员会被赋予“三条委员会”地位，具有很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负责核能监管、核安全、国际核能合作等事务，还负责修订包括《原子力基本法》等有关法律。
（三）安倍内阁。2012年12月16日，自民党时隔三年重夺政权。“亲核政党”的回归令日本核电前景再度扑朔迷离。
重启核电站，能源政策服务“经济增长战略”。提高核电站安全运行标准，是安倍内阁重启核电的“现实依据”。2013年7月8日，日本开始实行更为严格的安全标准;2014年7月16日，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认定川内1、2号机组符合新安全标准。川内核电站重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在发展清洁替代能源的同时，将核电维持一定比例也是“安倍经济学”的必需。
积极的“能源外交”，鼓励核电技术出口。安倍“核能外交”足迹遍及东南亚、南亚、中东、东欧等地区，对象多为能源资源出口大国或在地缘战略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核电设备出口不仅可为日本在很长时间内创造可观的经济价值，外交上也“拉近”了日本与中东、东南亚、东欧等核电新兴国家距离，为其“价值观外交”说辞营造气氛。
取消“零核”目标，重置核能于基础能源地位。2013年6月14日发布的《能源白皮书》取消了“到2030年前实现零核电目标”表述。2014年4月11日，新《能源基本计划》将核能定义为“重要的基荷能源”，新“计划”从制度层面使安倍“核能战略”清晰化，也为日本产业界服下了“定心丸”。
二、日本核能利用走向
日本是资源小国和能耗大国，震前核电曾占其总发电量的近三分之一，核能为维护日本能源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民众强大的反核声势，震后日本核能利用仍面临一些问题：首先，如何填补核电站关停造成的电力能源空缺。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大量进口造成的国际贸易赤字以及国内电价上涨加重了日本震后复兴的负担;其次，化石燃料的大量燃烧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也使日本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再次，日本能源自给率很低，除去核电仅为4%左右，震后日本能源经济安全问题再次显现出来。
从短期来看，由于受到国内反核力量的牵制，日本仍将通过进口化石燃料缓解当前的能源困境，在美国“页岩气革命背景下，”加强“日美能源安全同盟”关系也是一种战略选择;安倍第二任期内的核能政策调整显示出日本在较长时间里不会完全放弃核能利用。日本在发展节能以替代能源技术的同时，会逐步恢复核能利用率，并维持一定比重。虽然近期安倍的能源及安全政策招致了国内外舆论的批评，但凭借其经济政策取得的较高的支持率，长期执政的可能性依然很大，这也为其核能政策的调整与落实提供了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