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建设与民营企业成长
一、引言
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计算机信息通信技术的蓬勃发展，IT（Information Technology）设备和互联网在企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信息技术给企业组织与管理带来的深刻革命是否会影响企业生产绩效，其是否会与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相结合从而产生协同作用呢？大量欧美学者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技术的投资应用对于企业绩效有重要的影响，针对信息技术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作用机制分别提出了组织行为互补、资源集成融合或成本差异优势等相关的经验证据。[1，2，3]但是，这些研究结果是否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中国民营企业信息化建设是否会呈现独特的差异性？基于中国企业的相关实证研究目前并不多见，尤其是IT投资应用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对于企业绩效的交互作用研究较为缺乏。
汪淼军等利用浙江省企业2002～2004年信息化方面情况的近千个调查数据样本，从信息化应用和组织行为互补性的角度，分析了互补机制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得到了企业信息化和不同组织行为之间存在互补性差异以及对于企业绩效具有重要影响的结论，而且他们的研究也提供了信息化对于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正向作用的经验证据。[4，5]此外，楼润平等采用沪深两市76家上市公司共360个公司――年度样本，考察了信息系统应用与公司市场价值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长期来看信息系统应用与企业价值间呈现U型关系，短期内会有负面影响，但这种负面影响逐年减少，并具有边际收益递增效应。[6]从现有的国内文献来看，已有实证研究主要基于个别省份、行业样本数据（上市公司中电子信息百强企业），无法反映全国的情况；而且缺乏对民营企业信息技术影响的研究，尤其是缺乏对信息化与企业产品或流程创新之间交互效应的分析，而且横截面数据也无法反映信息化应用对于企业绩效影响的滞后效应与动态效果。有鉴于此，本文拟采用2012年世界银行联合中国统计部门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营商环境调查数据，对以上问题进行经验考察，以期提供民营企业信息化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更深入认识和有价值的经验证据。
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2012年世界银行联合中国统计局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状况的调查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可以考察已有文献中信息化投资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而且还可以发现其对于企业收入增长的影响如何。（2）本文原始样本包含了中国12个地区25个城市1000多家民营企业，能够较为全面地对民营企业信息化建设的绩效影响进行分析，提供更为深入的认识和证据。（3）除了对民营企业信息技术应用的探讨之外，我们还对民营企业信息化建设和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管理流程创新等创新行为之间的交互效应进行了分析与检验，进一步明晰和讨论了交互效应的影响。
二、理论推演与假设提出
企业经营管理和战略行为最根本的一个目标仍然是获得利润，技术创新或信息化建设可能会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并使得企业占据领先地位，从而促进企业收入的增长；但过高的投资也有可能会削减企业的利润或财务绩效。在国际管理信息系统领域，学者们一直争论着信息化投资和企业收益间的关系，即称之为信息技术商业价值（Business Valu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的讨论。[7，8]早期对美国企业的研究发现企业的信息化投资可能会正向地、负向地或者不显著地影响企业的绩效，存在着所谓“盈利悖论”（Profitability Paradox）现象，学者们就这种情况的原因进行了一定的解释，提出了管理创新或流程创新与信息技术应用的不匹配、干中学的滞后效应等假说。[8，9，10]随着近些年美国企业使用信息技术能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研究趋向于支持信息化投资和企业绩效之间正向的关系。[11，12]Hitt等的研究也发现，美国公司信息化资本显著提升了公司的收入，信息化设备投资也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13]其他一些国家学者的经验研究结果也多数支持了信息技术投资和使用对于企业的绩效、生产效率或市场价值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Lee以韩国企业为样本，考察了IT投资运用对于企业生产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在2000年以前的IT投资的确对于企业生产收入的增长和企业增加值提高具有显著正向影响。[14]
董祺利用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2005～200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结果也显示，信息化投入对于企业规模和利润具有直接的显著正向影响。[15]根据已有的理论和实证结果，我们在本文需要验证的基本假说就是，中国民营企业的信息化投资与信息技术应用是否有助于提升企业的业绩？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说：
假说1，民营企业信息化投资、信息化技术设备应用对于企业绩效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
自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中国企业成长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中国企业无法从简单的来料加工、低技术含量向高附加值、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的方向转型，发展将难以为继。[16]中国企业目前迫切需要进行技术创新，只有通过产品创新（technological product innovation）、生产技术和生产过程创新（technological process innovation）、管理流程和组织形式创新等，中国企业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生产效率和企业绩效，才能在国际竞争中求的生存和发展。[17]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多认为信息技术和其他组织资源与活动之间存在互补性。[18]但是关于信息技术与企业创新之间究竟存在互补还是替代的关系，现有文献不仅相对缺乏而且存在着分歧。例如，对美国企业的最新研究表明，信息化和研发投资均能够改善企业利润，并且存在一定程度的互补效应。[19]董祺的研究却发现，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2005～2007年的信息化投资对企业绩效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但信息化投资和研发投入之间却存在较为显著的负向交互效应，而非通常所认为的协同效应；其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的领军企业在资源协调的管理能力上仍然存在不足，难以在经营和创新的过程中有效利用企业资源之间的互补性。[15]周子学等也利用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2002～2006年的数据，探讨了信息化投资和R&D研发投入之间的交互关系，其结论表明，二者对于企业绩效影响的协同效应并没有体现。[20]Koellinger利用7000多家欧洲企业为样本进行的跨国研究表明，与信息化投资相关联的产品、服务或过程创新至少和其他非信息化关联创新一样，对于企业绩效和成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并未表现出更高的贡献。[21] 随着中国企业对信息技术的使用和创新活动的开展不断增加，这种趋势预计会对企业收入的增长产生正向积极作用；企业信息化水平越高，企业的竞争力也会越强。[22]但不同性质的技术创新活动与信息化投资、信息技术应用或信息化人力资源比例之间的交互作用可能存在着差异，不同类别的交互关系及其影响并不确定。因此，本文针对民营企业信息化投资和应用与不同创新活动之间交互影响效果进行分别检验。由此，提出以下两个假说。
假说2：中国民营企业信息技术投资与应用和技术创新对企业收入都有正向的影响，而且信息化投资应用水平与不同创新活动之间存在差异性的交互效应。
假说3：中国民营企业信息投资、信息技术应用对企业成长具有正向影响，信息化投资应用与创新活动对于企业成长具有正向的交互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主要数据来源于2012年世界银行联合中国企业调查组织对中国商业投资环境和企业绩效的调查数据（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Survey，BEEPS）。2012年公布的世界银行中国民营企业营商环境调查主要收集了中国12个省份或直辖市的25个城市共计2700家企业数据。在原始的调查样本中，2700家民营企业均为存续期超过三年以上的企业，主要调查了2009～2011的三年间企业财务信息、城市营商环境和企业信息化技术应用与信息化建设投资的情况。考虑到样本数据的完整性要求，经过整理后得到了包含企业信息化技术投资、信息化和互联网建设情况、企业财务数据和企业创新活动等变量齐全的样本共计1200个左右，在利用不同变量回归过程中，样本数据有少许变化，具体情况详见回归结果的报告。
在调查问卷的设计中，调查问卷的问题不仅要求企业提供和回答了关于信息化投资、使用计算机人员占比和相关销售收入增长等问题，而且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管理流程创新和研发活动进行了细分，调查数据还包括了企业的财务绩效、企业员工总人数的自然对数表示的企业规模（Size）、企业存在年龄（Age）、企业员工受教育程度和企业技术工人的比例等涉及劳动力情况的变量。针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方面，调查问卷设计了有关企业在过去三年中创新活动的若干问题要求企业进行回答，主要包括了： 其一，是否为了提高产品生产和工艺水平而引进新的生产技术或装备。其二，是否引入新的管理流程。
对于企业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情况的调查，问卷也提出了相关的问题要求企业进行回答。具体包括： 其一，企业目前是否通过E-mail与客户或供应商联系沟通。其二，企业是否拥有和使用自己的Website网页站点。其三，2009～2011年，企业用于信息通讯等设备的投入是多少。其四，2009年企业经常使用计算机职工的比例。被调查企业对以上问题进行回答反映了民营企业信息化建设及应用方面的信息，利用这一调查数据，通过设计相应变量，就能够方便进行计量，进而可以更好地对民营企业信息化建设的绩效影响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更为全面和细致反映企业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应用与企业创新活动相结合所产生的影响。另外，在具体的回归过程中，考虑到截面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问题，我们也对样本数据的各个变量进行了行业――城市层面的群聚处理（Clustered）。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为了从实证角度检验民营企业信息化建设、信息技术和企业创新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我们借鉴Hitt等（2002）、[13]汪淼军等（2006）的研究方法，[4]构建一个基于企业层面绩效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各个解释变量的设定既是基于已有文献的研究，同时也来自于本文所应用调查数据特征的现实考察和对民营企业绩效影响因素的理解，基准计量模型形式如下：
被解释变量Firm Performance表示企业i的绩效（2011年营业总收入），解释变量Innovation表示企业创新活动，具体包括了是否引入新产品或新服务（New Product）和管理流程创新（New Process）；ITC表示企业信息化建设情况，具体包括企业信息化投资（即过去三年平均信息技术设备支出（IT_expenditure）和2009年企业经常使用计算机工作职工比例（IT_worker）。此外，在模型（1）中引入了企业净固定资产（Capital）、企业是否获得银行信贷（Loan）、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企业总经理从业经验（Experience_manager）、企业中学以上学历的员工比例（Edu_worker）、企业是否具有直接出口资质（Export）、地区和行业的虚拟变量等影响企业绩效的一系列控制变量。
此外，为了进一步考察民营企业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情况对于企业绩效增长的影响，我们对调查数据中企业2011年营业总收入与2009年营业总收入做了对比，并根据增长情况设计了一个二元选择变量Performance_growth（增长为1，否则为0），构建了一个离散数据因变量的Probit模型来估计2009年IT技术员工比例、信息化投资（企业信息化投资支出/营业总收入）和企业创新的影响，具体模型形式为：
在模型（2）中C为相应的控制变量，与模型（1）的控制变量基本相同；为城市固定效应，为行业固定效应，是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分析
（一）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分析
表1是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中可以发现，样本企业中2011年的销售收入均值（取自然对数）为16.97，最大值为24.12、最小值12.61，民营企业的销售收入差距是较大的；所有样本企业中经常使用计算机等信息技术设备工作的员工比例平均为26%，这一比例相对较低；信息化投资支出的均值水平达到了11.54，这说明民营企业对于ITC投资比较重视，企业的信息化设备投资水平较高；同样，固定资产平均水平达到14.9，也是相对较高的。但是从获得银行信贷情况来看，仅有平均35%的民营企业在最近三年中获得了银行信贷支持；此外，在千余家民营企业中，具有直接出口资质的企业仅占23%，多数企业仍没有具备直接出口商品的资格。民营企业年龄平均为12年多，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间的差距较大；民营企业中学以上员工比例平均为49%，这说明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本方面还有待提高。 （二）回归结果与分析
利用计量模型（1），我们分别对民营企业信息化投资支出、民营企业计算机使用员工比例进行回归，在表2的各列中分别都控制了相应的行业和城市虚拟变量。从表2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企业信息化建设对于民营企业的销售收入具有重要的贡献，相关系数的影响均是较为显著的（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中国民营企业依靠信息技术应用和信息化建设可以带来企业收入水平的提高。由于模型（1）中变量和模型采取了对数线性形式，因此可知，信息化技术支出每变动1%，则企业总收入大约变动0.14%；企业使用计算机员工比例变动1%，则企业收入水平变动约为0.6%。同时，表2的结果也表明，企业信息化投资对于收入的影响虽然较为显著，但是其作用还没有超过物质资本投入的影响力度。
尽管美国企业数据的研究发现了信息化投资与创新之间可能存在的互补关系，但是本研究中，中国民营企业的信息化与产品技术创新之间却并不存在显著的交互影响，而且某些时候还会呈现负向关系，这说明信息化投资和新产品引进之间反而出现了相互削弱而非彼此增强对企业收入的正向作用（表3报告了加入交互项之后的回归结果）。本研究支持了假说1并且部分地支持了假说2，这种原因可能在于引入新产品或服务在短期无法有效促进企业销售收入的提升，而且引入新产品或服务也需要企业投入大量的资源和资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反而会使得各种投入资源调度和使用出现相互干扰的情况，作为信息化建设的投资与新产品投资之间还难以形成有效的协调和整合。因此，也就难以发挥二者对于企业收入的显著促进作用。另外，从新产品和企业收入的回归结果中也可以发现，引入新产品或服务对于企业当年销售收入的作用并不显著，而且有时还呈现负相关关系。在控制变量方面，我们在引入了城市和行业虚拟变量后发现，企业的规模、企业固定资本、银行信贷和经理人的行业经验对于企业销售收入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基本上在5%和1%水平上显著）；相对地，企业年龄和企业员工中学以上学历比例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
除了对假说1和假说2进行检验之外，我们还要考虑信息化建设对于企业成长的影响，即验证研究假说3，世界银行调查数据中也提供了企业三年前（即2009年）的销售收入情况。因此，我们以企业2011年和2009年销售收入是否增长的虚拟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采用二元选择的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具体结果在表4中报告。由于信息化投资和企业收入之间可能存在着内生性的互为因果关系问题，这会导致回归结果有偏且不一致，但我们所应用的数据则较为庆幸的部分回避了这一问题。世界银行调查数据中对于信息化投资和使用计算机员工比例的数据都是来自于2011年之前的信息，具体问卷中需要企业回答的是“2011年之前企业投入的IT支出和使用计算机员工比例是多少”。因此，2009～2011年的信息化建设情况会直接影响到企业2011年的收入，而不是相反的影响。表4的第（1）～（4）列报告了民营企业信息化投资、经常使用计算机员工比例对于企业收入增长的影响，从中可以发现，信息化建设的经费支出对于企业收入增长的概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和前面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而经常使用计算机员工比例对于企业收入增长概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其回归结果也并不稳定。从创新活动方面来看，企业产品技术创新对于民营企业收入增长具有积极的影响，而管理方式的创新反而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这也支持了假说2的观点。
为了对研究假说3进行检验，我们纳入了信息化建设和产品创新、管理创新的交互项，但是在非线性模型里，估计交互项的偏效应和标准差比估计不涉及交互项的单一变量更加复杂。我们在表4的回归方程中能够获得的准确信息是其他不涉及交互项的单一变量的偏效应和显著性。在存在交互项的Probit模型中，在由dprobit或mfx命令估计交互项的偏效应和标准差时，Stata程序只是将交互项看作一个单一变量求一阶偏导，而忽视了交互项是两个变量的乘积形式，正确的做法是应该对交互的两个变量求交叉偏导。因此，不能直接利用dprobit的回归结果来考察相应变量的偏效应。[23]接下来，我们将利用INTEFF程序模块对民营企业信息化建设与创新行为交互项的偏效应和标准误进行修正。图1～4分别报告了各个交互项影响的Z统计值分布情况。从下面的交互影响分布情况可以发现，图1中信息化投资和产品创新交互项的负向偏效应较为显著，多数样本的Z统计量明显异于零（-1.96）；另外，交互项的平均边际效应达到（-3.5361）。这一结果说明，信息化投资和产品创新的交互项对于企业收入增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信息化投资和产品创新对于企业收入增长的影响会相互削弱而不是彼此增强的。图2～4的结果则表明，信息化投资和管理创新、经常使用计算机工作员工比例和产品创新（管理创新）的三个交互效应对于企业收入增长的影响均不明显，这说明民营企业信息化建设和信息化应用与企业创新活动之间的协调促进关系仍未建立。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可以被视为管理架构下各种资源的集合。[24]企业绩效的提升必然由资源投入和管理能力两方面因素共同决定，这两个因素之间需要有效的协调和相互促进，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也面临着融资约束的问题，在有限资源既定约束条件下，如何配置ITC投资和产品技术创新也是一个存在矛盾的问题。从我们所使用的民营企业样本来看，管理能力和管理方式创新与信息化建设之间的彼此协调与促进绩效的作用仍未能充分发挥，各种资源调度使用还存在相互干扰和削弱的负面影响。中国多数民营企业的管理协调能力、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管理能力有待提高、外部制度环境不完善和资源投入的约束也都是影响民营企业成长的症结所在。孙晓琳和王刊良从系统的角度深入分析信息技术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并提出了加入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一个概念性模型框架，用以分析IT能力和IT治理对于组织绩效的影响；[24]但由于本文所使用的数据难以获得企业管理水平、资源投入配置等方面的信息，无法对上述的解释进行直接的验证，这方面的问题也是我们后续研究中需要关注和有待检验的内容。 五、主要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实证研究了企业信息化投资、信息化应用和企业创新活动与民营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的得到的基本结论是： （1）企业信息化投资与民营企业收入和收入增长之间紧密相关，信息化建设对于民营企业的收入增加和成长具有重要的影响，民营企业信息化投资和信息化应用员工比例的提高能够带来较高的收入回报。（2）民营企业的产品创新活动对于收入提高具有积极影响，通过产品创新可以提高收入增长的可能性，然而管理方式创新对于民营企业收入增加的影响并不确定，甚至有负向的影响，这可能是目前民营企业管理方式改革仍在探索之中、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仍无法适应新的管理方式变革所导致的。（3）信息化建设投入和信息化应用程度与企业创新活动之间存在负的交互效应，这说明在民营企业的管理和运营过程中，信息化投资和信息化应用还未能与创新活动（包括产品技术创新和管理方式创新）实现有效协调，从而尚未发挥信息化的带动与促进效应。
根据以上的研究结论可知，除了在信息化建设方面进行适当的投入之外，我国民营企业更应当注重与信息化投资相关联的产品技术创新活动，尤其是利用信息化建设形成的良好工作环境和管理系统平台来高效率的进行协调，从而发挥信息化和工业化的相互促进与带动作用；在处理信息化建设投资与新产品技术应用的过程中，有效配置资源，寻求良好的互补性，这一点至关重要；同时，在信息化投入和应用的基础上，提高民营企业自身的管理水平和协调能力，对先进管理方式进行移植、吸收和改进，发挥信息化与管理方式创新之间的互补性，达到高效工作和低成本沟通的目的。必须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本文的样本仍然只是部分民营企业，因此将本文的研究发现推广到大范围民营企业的时候需要谨慎对待；而且由于调查数据包含信息的限制，我们没能进一步对管理能力和外部融资约束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后续的研究可以收集更为广泛的样本，调查民营企业管理能力、融资约束等更为具体信息，从而发现这些因素对于信息化投资和信息化建设应用的影响及其交互效应。
（作者单位为东北农业大学）
[作者简介：王怡丹，女，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读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