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资源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它是维系社会秩序、调节利益矛盾、引导人们顺利进行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准则。辩证唯物主义认为，道德产生于人类的社会生产实践，是人自身生存的需要，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反映和调节方式。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在存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道德都具有一定的阶级性。“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作为上层建筑，历史上人类的行为规范――风俗、道德、法律等最基本的形成动因，就在于维系人类社会的生产秩序。而且，社会生产实践在形成人们相互间的道德关系的同时，也在促成社会道德理论的形成、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指出：“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在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没有中断、延续发展至今的文明，已经有5000多年历史了。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创造的文字至今仍在使用。2000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况，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这些博大精深的思想特别是优秀的传统道德思想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资源。
一、我国优秀传统道德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我国悠久的文明创造和发展史上，创立优秀文化、重视道德建设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中国社会在经过殷周之际的社会变革以后，周人就有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认识。周代的官方教育，就是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为中心的。六经是诸子百家共有的精神源泉。六经的内容主要阐述的是我们祖先的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其中有对天地、民众的敬畏，肯定“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表达出真正可怕的不是天命，而是民意，这充分反映了人民的言行、情感和意愿在周初受到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有对‘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公平正义社会的憧憬；有对人文价值理念、多彩多姿的文化与多种审美情趣的追求；有对自由人格与相互关爱、和谐与秩序的统一，自觉对历史与现实予以评判褒贬，丰富的天地人相接相处的智慧，包括动态平衡的中道等等”。周灭殷后，周初著名政治家周公旦在“因于殷礼”，又“监于二代”的基础上，并结合周初的实际情况，创制了著名的周礼，把礼和礼制文化推向了鼎盛的颠峰。周礼特别肯定人与自然，人与人，家族内外，民族、宗教之间，人之内在心灵与身体生命之间的融合；其中特别重视教育，强调礼乐教化与道德精神；《周礼?大司乐》指出，让有道有德者以乐德教国子。而乐教中的六德是：“忠诚不偏私，和而不同、刚柔适中，恭敬，恒常，孝敬父母，友于兄弟。”这六德就是当时的核心价值观。在“天下”观的指引下，乐教的功用与目的是：“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悦远人。”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453年）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变革期和转型期。西周末期，随着小农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殷周以来确立的宗法等级政治制度体制及周礼规定的上下尊卑贵贱等级制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破坏，周天子“家天下”的统治秩序被打乱。周朝末期王权旁落，王室衰微，礼崩乐坏，互相兼并，私田数目不断增加，“僭越”事件不断出现，而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的社会制度尚未建立起来，因此，处在社会大变革前沿的思想家们根据自己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理解，已从殷周时期原始神学观、天命观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为了安邦兴国、治理社会，开始用理性的眼光去审视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建设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学说。这就出现了史称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的新时代。
1、儒家的道德学说与道德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以伦理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先民们崇奉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讲求社会安定、和谐有序，倡导仁义礼智信，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全面的道德修养和人生境界。
儒学创始人孔子面对春秋末期急剧变革的社会现实，汲取夏商的文化营养，继承周代的文化传统，整理六经，创造了以“礼”、“仁”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伦理学说。“礼”是孔子思想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礼”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由来已久。孔子认为，到了周代，“礼”发展得最完备，因此，他最为崇奉的是周礼。在孔子看来，“礼”是从天子到庶人，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孔子所谓的“礼”，包含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两方面。其内在精神是维护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及相应的各种伦理关系。他认为讲礼，更重要的不在于形式，而在贯彻其内在精神。孔子认为，注重“礼”的内在精神固然重要，而内在精神终究还要靠外在形式来体现。所以对这些礼节仪式，孔子不但认真学习，亲履亲行，而且要求弟子们严格遵守。他教育颜渊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礼”所讲的行为准则，也具有教化性质，要义是要求人们通过加强修养，自觉地约束自己，达到人际关系的协调。
“仁”是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孔子以前已有“仁”的概念，但孔子丰富了“仁”的内涵，升华了“仁”的意义。孔子明确提出“仁者爱人”的思想，并进一步阐明“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为“仁”，应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他崇尚“礼”，而又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孔子特别强调“仁”的价值和作用。他认为，“仁”既是每个人必备的修养，又是治国平天下必须遵循的原则。对于为政施治，他倡导立足于对人的关心爱护，以教化的方式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他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其所谓“德”，就是“仁”的精神体现。孔子更具体指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就是“恭、宽、信、敏、惠”。以“五者”为出发点，继而以“仁爱”为中心，提出仁、诚、忠、恕、孝、悌、礼、义、廉、耻等道德规范体系。在品德修养方面，他主张“宽、耻、信、敏、惠、温、良、恭、俭、让”等内容。 孔子还提出“和为贵”的观点，就是强调差别之间、不同等级之间关系的协调与和谐。这种强调协调与和谐的观点，脱离开其维护宗法等级制的内涵，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乃是一种有社会普遍意义的原则。孔子在倡导“仁”、“德”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一种“大同”的社会理想，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教育人们要树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孔子从人性善的观点出发，对修身自得方法提出“克己自省”、“迁善改过”，他认为克己自省是完善人格，达到道德最高境界的途径，“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自我反省而内心无愧，就会心安理得，就不会有忧愁和恐惧。孔子的弟子曾参还提出“吾日三省吾身”，强调每天都要多次反省自我，以求在道德上不断进步。其次，儒家重视身教示范的作用。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在学校教育中规范教师要“以身作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并提出明万物之理，集孝、悌、忠、义、信、礼、直、谦诸美德于一身的“贤人”、“君子”的榜样标准。
2、道家的道德学说与道德修养
道学的思想家们最早创作了《周易》亦称《易经》，这是一部中国古代哲学书籍。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伦理实践的根源，它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周易》分为易经和易传两个方面，“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是易经的核心理论。其中“天人合一”也是道教的最高信仰。季羡林先生在《畅谈东方智慧》中曾阐释说：“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合，就是互相理解，结成友谊。”
道家学说提出“天人合一”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创造出天、地、人完整一体、相接相处，提出人要遵循大自然运行规律，人与大自然、人伦社会和谐相处的思想。道教认为，在自然界中，天地人三者是相应的。《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易经》中也强调三才之道，将天、地、人并立起来，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这就说明人的地位之重要。天有天之道，地有地之道，人有人之道，再具体地说：天道曰阴阳，地道曰柔刚，人道曰仁义。天地人三者虽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这不仅是一种“同与应”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内在的生成关系和实现原则。天地之道是生成原则，人之道是实现原则，人之道的作用就在于以人生观察宇宙，使人与天合而为一。更具体地说，这里的天地之道，可以理解为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人道，就是人生存和实现自己的价值。所谓天人合一，就是人顺应“天地之道”，从而再利用“天地之道”来实现“人之道”，并且使人能与自然和社会和谐相处。
那么如何实践“天人合一”这种理念呢？《周易?乾卦》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行健”是说天道日夜运行，四季交替，雷动风散，雨润日照，永不止息。“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在这种天道启发下君子应当刚毅坚卓，奋发图强，塑造一种理想的人格。《周易?坤卦》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就像大地包孕万物一样，有一种兼容并包、广收博采的道德精神。天人合一，就是人要遵循天道而行，和天道融为一体。天道运行，一往无前，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效法天道，充分发挥自己的生命活力，树立奋发进取、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应当以宽大的胸怀、高尚的道德情操去关心社会、关心他人，服务社会。“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最早是由庄子阐述，后被汉代思想家、教育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事实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重要表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
道家的道德学说主要体现在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所撰写的《道德经》里。《道德经》又称《老子》，分上下两篇，原文上篇《道经》，下篇《德经》，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被华夏先辈誉为万经之王。在我国古代，“道”和“德”原本是分开使用的。老子在《道德经》中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以独特的智慧阐述了古代先民的道德观。“道”是指客观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法则，引申为道路。人之“道”即是人所应当遵循的具有必然性的规律和法则，也意味着做人的道理。“德”义近于“得”。“德”是一个象形字，在甲骨文中其字形表示直视前行、心有所获得之义。后来其写法变化，上从“直”，下从“心”――“?俊保?意思指心之端正、遵循社会特定的规范制度，人们认识并遵循“道”，内得于己，外施予人即为“德”。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其中“道”指自然运行与人世共通的真理，而“德”是指人世的德性和品行。德和道相对应，组成道教教义的核心。
道教提出了道德修养的方法和要求。《道教义枢?道德义》称“道德一体，而其二义，一而不一，二而不二”。“道”与“德”连用组成“道德一词，除了指调整人们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于准则外，还指人的思想品德、情操修养、善恶评价等。《道德经》中有“德”字四十一处，提出了“上德”、“玄德”、“孔德”、“积德”等，它包含无为、诚信、谦下、柔顺、不争、俭朴等道德规范。社会存在美与丑、善与恶，道家提出人要修善而去恶，解除民间疾苦，修养最高层次的善是“上善”。老子指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道德经》第八章）。意思是说最善的人好像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停留在众人都不喜欢的地方，所以最接近于“道”。最善的人，居处最善于选择地方，心胸善于保持沉静而深不可测，待人善于真诚、友爱和无私，说话善于格守信用，为政善于精简处理，能把国家治理好，处事能够善于发挥所长，行动善于把握时机。最善的人所作所为正因为有不争的美德，所以没有过失，也就没有怨咎。老子首先用水性来比喻有高尚品德者的人格，认为他们的品格像水那样，一是柔，二是停留在卑下的地方，三是滋润万物而不与争。最善的人可以忍辱负重，任劳任怨，能尽其所能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而不会与别人争功争名争利，这就是老子“善利万物而不争”的著名道德思想。同时，道家学说也告诫为人要谦虚、生活要俭朴，交往要讲诚信；只有诚实才能得道，只有守信才能养德，真正成为有道德的人。 3、佛教在教化社会道德方面的主要内容
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由古印度传入中国，经长期传播发展，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汉地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历史记载，传入中国汉族地区的佛教，经过长期的经典传译、讲习、融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各种学派和宗派，尤其在两汉之际佛教文化也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之一。
唐朝初期，儒教与佛教、道教被合称为儒、释、道“三教”，“三教合一”的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到南宋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孝宗皇帝著《原道论》，提出“以佛修心，以老治身，以儒治世”，成为“三教平等”理念的思想来源。清代雍正皇帝曾颁布上谕，申饬“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从而使佛教以正统思想文化在全社会传播开来。
佛教传入中国，在教化社会道德方面，主要是以“感化”的方式潜移默化地融入民众日常生活，并改善着社会的风俗习惯。首先表现在对人生观的改善。人都会思考自己“生从何来，死往何去”的问题，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人死如灯灭”的思想。但得益于佛教的传入，我国先民才明白了“三世因果轮回”的人生真相。经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人的一切行为、语言及意念，均可形成未来果报之业力，而人生其实就被这些业力所主宰。佛教宣扬人活在世上要从善积德，为人间多做善事好事，不要做坏事。其经文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业力有善恶，故果报亦有苦乐。
由于佛教的“三世因果轮回”说的传播，中国民众自古以来就相信：既不必为环境之困苦而悲哀，也不必因为机遇之美好而自傲。只有把握现在，改正以前的错误，去恶从善，才能脱离苦海困境，获得幸福，并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如果认真修行，还可能免堕三恶趣，脱离生死，证入涅盘。所以，佛教“缘起因果说”为中国人所熟知，不仅改善了人生观念，还极大地提升了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水平，对惩治邪恶、减少社会矛盾起到了促进作用。
其次，佛教对儒教的孝道思想有扩展。孝为“德之本”、“仁之冕”，孝不仅仅关乎伦常、关乎社会，更是一个中国人如何存在，如何获得生命价值和意义的重大议题。在中国历史上，儒教和道教早已深入人心，尤其是儒教的孝、悌、立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观念。但佛教的孝道与儒教有根本的不同。为了追求真理、悟道而舍家离亲的佛教的孝道，在儒教看来是大不孝，佛教却认为这才是真孝，是拯救亲人的大孝。所以，佛教的孝主要强调精神的永久的孝，主张在寺庙修行，普渡众生。另一方面是拓展道德教化的场所，佛教艺术特别是雕像艺术传入中国以后，除了在各地大建寺庙以外，还建造了甘肃敦煌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四川大足石窟、乐山大佛等，供民众朝拜，以接受佛家的教化，达到养性修德的效果。
4、两汉以后中国传统道德的延续与发展
两汉以来，我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思想，将“三纲”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总结并确立了传统道德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和礼、义、廉、耻“四维”为中华民族的基本道德观念和道德准则，这是维护国家政权、稳定社会秩序、约束官民行为的最重要的道德规范。“三纲”是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在哲学著作《春秋繁露》中提出的，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五常”是西汉贾谊、董仲舒正式提出仁、义、礼、智、信五个方面的道德思想，是用以调整、规范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东汉班固撰写的《白虎通义》和王充撰写的《论衡》中，也分别指出仁、义、礼、智、信是“五性”、“五常”，重申它们为五常之道和常行之道。“五常”是中华民族历代都遵循的最普遍的道德规范，也是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伦理精神支柱。“四维”，即礼、义、廉、耻，是治理国家的道德大纲。“礼”是维护上下、贵贱、长幼、贫富的等级秩序；“义”是指对国家社会的道德义务；“廉”是指为官要坦荡无私，清正廉洁；“耻”是指对个人做坏事的羞耻心。
宋代以后，在中华民族艰难奋斗而辉煌发展的历程中，无论是汉民族统治者掌握国家政权，还是少数民族统治者掌握国家政权；无论是处于和平年代，还是处于战争岁月，“五常”、“四维”、“八德”等传统道德观念始终是各民族维护整个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和谐共处的强大精神力量。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历经磨难，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毅然抛弃个人的利益，甚至不惜以牺牲生命为代价，成就以德性精神为依归的理想人格，构成了中华先民精神追求的一个重要特色。如“安贫乐道”、“见利思义”、“义之以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就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可见，中华民族是一个高度注重克己修身的民族，高尚的道德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精神追求，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成为今天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资源。
二、从优秀传统道德思想中汲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力量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三个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基本内容包括三个层面：从国家层面来说，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它是党的基本路线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所追求的价值目标，通过加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以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协调，相互促进，全面发展，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社会层面来看，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它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其中，“平等、公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经济发展环境，各类经济主体的活力就无法释放，持续健康发展就难实现。法治是社会有序运行的基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有力维护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局面”。从公民个人层面来看，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是公民必须恪守的基本道德准绳，也是评价公民道德行为选择的基本价值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这为我们今天正确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道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明了方向。
中华优秀道德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展现她朝气蓬勃的时代风采，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拥有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记录着几千年中华民族创立发展、艰苦奋斗的丰功伟绩，凝聚着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和谐共存的道德思想，积淀着中华民族最强烈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思想基石，是当代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厚营养，我们必须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道德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当前加强道德建设的实践中，对待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思想和道德教育模式，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有扬弃地予以继承。马克思主义道德观认为，道德是在人类社会的一定的生产方式中产生，受人们的经济关系的制约，并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在阶级社会里，道德具有阶级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相适应，剥削阶级的道德成为各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所以，这个统治阶级不仅拥有物质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同时也拥有精神生产资料的支配权。这种支配权使整个国家的文化，都隶属于这个阶级且为这个阶级服务。考察判断我国传统道德思想，既不能肯定一切，也不能否定一切，必须坚持辩证的方法，分清是非，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首先，从我国传统道德思想创立、形成和发展的脉络来看，梳理我国道德思想体系的形成、派别的划分、施教场所的设立、传道化人的方法等，可以肯定地说，儒教、道教、佛教“三教”分别都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儒教构建了我国传统道德的主流思想体系，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其次，从传统道德的内容体系来看，我国的传统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形成和发展，历经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个阶级社会，所以在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中，唯心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天命观、神权观，维护皇权统治的君臣观，维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嫁观，回避现实的修炼观等，这些都是维护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利益的道德糟粕，也是扼杀人性的道德律条，都是应当批判的，也是要坚决摈弃的。而中华道德强调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注重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追求，特别是儒家所倡导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道德思想，是中华优秀道德的主要核心内容，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也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继承和发扬光大的。再次，坚持有扬弃地继承中华传统道德，特别要反对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倾向。这种观点否定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文化成果，从整体上根本否认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主张抛弃民族文化传统而全盘照搬西方现代文化，当然也不主张继承中华优秀传统道德。这种抛弃传统、丢掉根本的观点，就是背离祖宗、背离民族，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应当尊重历史的发展，既反对全盘抛弃的文化虚无主义，又反对全盘吸收的文化保守主义，努力在批判继承中实现创新。
总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更好地运用传统美德滋养社会主义道德理论，充实新时代的道德内容，丰富道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认识、道德感情，培育正确的道德信念和道德行为，提高自觉的道德实践能力，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力量和崇德向善的社会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