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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政治:马尔库塞的现代性批判思想探析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7-05-01

技术与政治:马尔库塞的现代性批判思想探析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1-0066-04

  正是本身的成问题性,“现代性”(modernity)问题才获得其价值。而在法兰克福学派前期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库塞那里,“现代性问题获得了存在主义的表达方式。启蒙理性所期许的人的全面解放、个人的自主意识,成为人的本真生存和如何达到本真生存的问题。”[1]167换言之,马尔库塞对现代性问题的解读,即是他对发达工业文明条件下即技术统治时代人之生存境况的关切。本文拟从马尔库塞现代性批判思想的两个核心,即技术与政治入手,系统地阐释他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并在此基础之上探析这种思想的本真意义。

  一、技术时代的人

  马尔库塞断言,“在每个个别个人的实存中,哲学的具体性,据不能委托给一个抽象的主体即‘单一’的东西,因为,这就意味着把决定性的责任委托给某种专断的普遍性。”[2]译序4因此,“在一个真正自由的文明中,‘整体的意志’也只有‘借个体的本性’才能实现。”[3]只有对活生生个体实存境况的关注、对“具体的人”和“人的具体”的关注才是对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关注。而他所关注的正是发达工业文明时代人的具体处境。在他看来,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人的处境并不像启蒙理性所允诺的那样――变得更好,而是相反,人的异化不断得到加剧和深化,以统治人、扼杀人性为特征的异化机制也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压迫转化为更加有效、更加“合理”的技术控制。这种新的控制方式通过整合现代技术理性与传统政治方式,使政治统治具有了技术性,也使技术具有了政治性,形成更具极权主义特征的技术理性统治。在这种技术理性的统治之下,人逐步丧失自己的“本真存在”,变成了失去超越维度和批判维度的“单向度的人”。

  (一)人之“本真存在”的丧失

  人之“本真存在”的概念,是马尔库塞对海德格尔关于人之“此在”命运关切的直接承继,但不同的是:在海德格尔那里,“本真存在”是出于“对一个异化和分裂的工业文明时代的厌恶”而构想出的“一个人与大地、世界和谐相处的乌托邦”[4];而在马尔库塞那里,“本真存在”虽然也指前技术时代,或者摆脱技术统治时代的“异化和分裂”之后人的一种生存状态,但这种“本真存在”更具现实性,更具对现存秩序的批判性。因为海德格尔将“本真存在”视作整个人类的普遍命运,具有一般性和抽象性,而马尔库塞只将其看作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特定历史时期(“异化和分裂”)之后的一种状态。

  出于对现代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理性统治下人的“压抑性生存”的判断,马尔库塞用“非压抑性生存”来表述这种“本真存在”,即在“非压抑性生存”的环境中:人的“工作时间(即苦役)被降低到了最低限度,而自由时间也摆脱了统治利益强加于它的所有闲暇活动和被动状态”[5]序言1,工作转变为纯粹的消遣和表演,性欲升华为爱欲,人类秩序变成真正美的秩序。但是在技术理性的统治之下,人的处境并不是“非压抑性”的,而是“压抑性”的:在额外压抑和操作原则的支配下,人的身心变成了异化劳动的工具,人的工作时间被强制增加,自由时间被额外占有,人不能对自己进行合理的安排;人的爱欲区急剧缩小,转变成单纯生殖器性欲的满足……人的“本真存在”丧失了。

  (二)“单向度的人”的生成

  “单向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是马尔库塞用以表述技术理性统治下人的压抑性生存状况的特有概念。它与卢卡奇的“物化”、马克思的“异化”、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支配”概念一脉相承,但又突出了人在政治层面受技术理性统治的事实。所谓“单向度的人”,即是指丧失了作为一种自由的创造性的实践存在所应具有的超越维度和批判维度,而与现存秩序和体系保持高度一致的人,这样的人不仅丧失了追求不同于现实生活的另一种生活的能力,甚至丧失了去想象这种生活的能力。

  这是技术理性统治的结果。技术理性在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料的基础上,也以“富足和自由的名义”扩展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使现代社会在行使统治职能时较少运用暴力和强权手段,而更多地求助于消遣、娱乐等现代消费手段,从而使人心甘情愿地而不是被迫地被纳入到现存社会的体系之中。”[6]167这是一种新的异化形式,它不同于马克思意义上工人“自我折磨、自我牺牲”的异化活动,而是人自愿的、带有享乐性质的异化。正是这种技术理性统治之下的新式异化,导致了“单向度的人”的生成。所以,马尔库塞说:“在一个以异化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中,人的感性变得愚钝了:人们仅以事物在现存社会中所给予、造就和使用的形式及功用,去感知事物;并且他们只感知到由现存社会规定和限定在现存社会内的变化了可能性。”[2]132

  二、技术时代的政治

  在马尔库塞看来,发达工业文明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物质基础,而且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科学技术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律性,作为其本质精神的技术理性也已经渗透进了社会结构的各个领域,从而形成新的技术理性统治。人之“本真存在”的丧失,以及“单向度的人”的生成,就是这种技术理性统治的结果。在此意义上讲,社会的建构者再也不是人了,而是技术,是技术与现阶段的统治相结合,共同造就了这种极权主义统治力量,正如其所说:“如今,统治不仅通过技术而且作为技术来自我巩固和扩大;而作为技术就为扩展统治权力提供了足够的合法性。”[7]126并且“在这个领域内,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处处得到合理化。它证明,人要成为自主的人、要决定自己的生活,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又不表现为政治的,而是表现为对扩大舒适生活、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装置的屈从。”[7]126-127   (一)技术的“中立性”

  在马尔库塞的论域之中,科学技术本身是“价值中立的”(value-neutral),它无所谓好坏,因为它是无目的的,但之所以会在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转化成一种有效的统治力量,这又与其本身的“中立性”(neutrality)相关。他认为“在技术现实中,物质和科学都是‘中立的’;客观现实既无目的,又不是为了某些目的而构造的。不过,正是其中立特征把客观现实同特定历史主体联系起来,即同流行于社会中的意识联系起来,其中立性则是通过这个社会并为了这个社会而确立的。”[7]125因为,这一中立性实际上是一种肯定性,它为某种社会组织形式先验地设计出了能够在实践上顺应各种目的的纯形式,从而有利于社会组织。他进一步指出:“现代科学原则是以下述方式先验地建构的,即它们可以充当自我推进、有效控制的领域的概念工具;于是理论上的操作主义与实践上的操作主义渐趋一致。由此导致对自然进行愈加有效统治的科学方法,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统治提供纯概念和工具。保持纯粹性和中心性的理论理性已经开始参与实践理性的事业。它们的合并已经证明对二者都是有益的。”[7]126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力量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丧失其“中立性”的过程,但也正是这种“中立性”的丧失成全了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

  (二)技术政治化

  在1941年题为“现代技术的社会意义”的文章中,马尔库塞讲技术在现时代已经形成一种“组织和维持(或改变)社会关系的方式,体现着主导性思想和行为模式,是控制和统治的工具。”[8]面对发达工业社会的这种极权主义特征,技术“中立性”的传统观念已经失效,技术本身已不能独立于对它的使用,“技术始终保持着对技术的目的以外的东西的依赖”[2]90,技术被彻底政治化了,技术理性统治下的人也被彻底地整合进这种秩序当中,并与其一体化了。这主要通过以下几个层面来完成。

  1.生产力的制度化增长

  以机械化和自动化为特征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使社会财富不断增长,彻底改变了前技术文明阶段物质生活资料匮乏的状况,使得“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7]8……但是,也正因为物质生活资料匮乏状况的彻底解决,传统的社会结构和运行模式也彻底改变了,控制人的方式也从前技术时代为保证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基本压抑”转换到了技术时代更加有效的“额外压抑”。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伴随着科技进步而出现的生产力的制度化的增长,破坏了一切历史的比例关系。制度框架从生产力的制度化的增长中获得它的合法性机遇。那种认为生产关系可以用发展了的生产力的潜力来衡量的思想,由于现存的生产关系表现为合理化社会的技术上必要的一种组织形式而不能成立。”[9]因此,用生产力的发展来批判和反对生产关系的传统标准也彻底改变了,因为这种标准恰恰变成合法性的基础,这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技术理性统治之下人失去了反抗他所“赖身”的现存秩序的合法性。

  2.对“基础之基础”的占有

  马尔库塞“在分析弗洛伊德学说的基础上,期待着建立一个人的心理层面的解放理论。而人的心理层面的解放理论,实质上,就是找寻物质基础之下的那个基础――人的本能结构及其功能。”[2]译序7因为在他看来,技术理性对人的控制已不止局限于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层面,而且已经深入到了人之实存的本能层面和心理层面。发达工业社会的弊端,也已不在于它不能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求,而在于它不能实现人的本能需求――即普遍的人之自然本性的实现,反而以各种技术方式,压抑着人之本性的实现。这种压抑的目的在于使人的原初冲动与现存秩序保持一致,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通过把攻击性行为转化为技术工具,从而弱化了罪恶感,以便对攻击性进行社会操作;其二,通过控制反升华作用,以及造型艺术的产生,达到对性欲的社会操纵,它也导致了罪恶感的弱化,并因此促成了‘合法性’满足。”[2]121这种压抑通过“把性系统地引进商业、政治和宣传等领域”,“用减少和削弱爱欲能量的方式释放性欲”[5]序言2就是一个最具说服力的例证。结果,个人在深层次上丧失了原有的超越性,进而同他所赖身于的社会达到直接的一体化。

  3.技术意识形态的生成

  个人与其社会的这种直接的一体化,集中体现在技术意识形态的生成上。马尔库塞指出:“技术这个概念本身可能是意识形态的。不仅是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了技术机构的建构本身。”[10]可以看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不仅成为第一生产力,为社会发展提供主要推动力,而且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为现存技术理性统治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它同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相比,“‘意识形态性较少’,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虚假意识’的某些成分,摆脱了由阶级利益制造的骗局、政治空想等,同时,它所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更加难以抗拒。”[6]223又由于其有效地满足了人的各种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成功地将社会需要转化成个人需要,并且消除了现存秩序的各种对立性因素,从而实现了人与现存秩序的绝对一体化。“这种意识形态的生成,使得技术理性统治在深度上达到了‘本能管理’,内化到了人的意识和无意识之中。”[1]186人在这种统治之下,失去了反抗的能力和愿望。

  (三)核问题与政治

  马尔库塞在其对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理性统治的广泛批判与反思之中,并没有单独论述过“核问题”,即使谈到,也常常将其与“集中营”、“大屠杀”、“世界大战”这些概念放在一起讨论,或者干脆就是简单地让步式解说,并没有实质性的阐发。但这并不说明他对这一问题不够重视,在《单向度的人》的导言中第一句他就反问道:“能够毁灭人类的核灾难的威胁,不也能够保护使核灾难的危险永恒化的那些势力吗?防止这一灾难的种种努力掩盖了对它在当代工业社会中潜在原因的探究。”[7]导言1还比如在第二章中他讲:“不断提高的生产率同压制之间的链环有被打破的可能吗?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在假定发展相对正常、即不考虑爆发核战争的实际可能的条件下,来设想当代社会向未来发展的情况。”[7]29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些让步式的解说才彰显出“核问题”的重要性,才暗示出“核”作为一种潜在的拥有巨大能量的科学技术对于人类现存秩序的重大影响。自“核”在广岛与长崎显示了它的巨大威力以来,其实人类的所有政治假设都在以“核灾难”、“核战争”为前提,并且在其潜在威胁下展开,因为它可以改变人类现有的所有秩序与打算。在一定意义上讲,“核”作为人类科学技术的最高成果之一已经将人类推入了“核时代”。   三、技术时代的美学政治转向

  在马尔库塞看来,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单向度的人”的生成,不仅仅是人所赖身于的外在自然的被摆置,更重要的是人的内在自然即人的本性的被压抑。因此,在技术理性统治之下,如果“不解放人的自然(感官与原始冲动),就不可能解放外在的自然(社会)。”[2]译序14但内在自然的解放本质上不是政治式的,或者至少不是以暴力革命为特征的传统政治式的,这就注定了他所选择的解放之路是不同于传统的解放之路。正如其所说,“鉴于发达的资本主义所实行的社会控制已达到空前的程度,即这种控制已深入到实存的本能层面和心理层面,所以,发展激进的、非顺从性的感受性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同时,反抗和造反也必须于这个层面展开和进行。”[2]124他所指的正是对人内在自然的解放,于是,他转向了美学政治――一种非传统的理性解放方式,或者更确切地讲,是诉诸审美来完成的艺术解放方式。他之所以选择以审美方式来实现人的解放,这与他对技术时代人的处境的判断,以及对审美艺术本身所具有的解放可能性的洞悉相关。但这一解放方式并非如其所愿,而是被广泛地误解了。

  (一)美学政治转向的可能

  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之后发达工业社会在统治方式和统治手段方面的转变,使马尔库塞认识到传统的革命方式和解放理论已经失效,在现存的体系内靠传统革命方式实现人的解放已经不可能。相反,社会主体及人的意识层面的变革却显示出解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传统解放的失效

  “传统的解放理论(在马尔库塞眼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也属于传统解放理论)以工业文明为基础,通过最大化生产和最大效率的生产达到消灭贫困的目的。因而传统的解放理论不过是要消灭物质匮乏,把人的物质需要从一个较低的水平提高到一个较高的水平。”[1]203但是在以机械化和自动化为特征的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极大提高,社会物质财富实现了不断增长,人类前技术文明阶段物质生活资料匮乏的状况也得到了彻底改变,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传统解放方式的合法性基础。除此外,技术理性统治有效地将传统解放理论所选择的解放主体(比如,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人)纳入到现存秩序与体系之中,并且成功地将他们同化,他们不再是现存制度的反对者,而是支持者,这就彻底改变了传统解放方式。由此马尔库塞断言:“发达工业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而是技术所产生的强大的生产率和破坏率、富有和贫困、在不合理性统治下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之间的矛盾。”[1]188所以,在他看来,传统的解放方式在技术理性统治之下已经失效,必须寻找另一种解放的可能。

  2.超越维度的保存

  在反思和批判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人的处境的过程之中,“马尔库塞敏锐地发现了伴随着资本主义与物质发展而日益突出的人的精神危机与需求――感官功能的异化……同时,他还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艺术、文学以审美的方式对这种异化的‘单维人’命运的揭示与批判。”[2]译序10也即艺术所具有的政治潜能。艺术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政治潜能,在他看来恰恰在于艺术本身,或者说审美形式本身。因为艺术本身是“意识的最高产物”,保存着人原初的非理性的感性、感觉、本能、想象力,表达着人之自然本性中尚未被技术理性所控制的潜能,表达着人性的崭新层面,“艺术的审美形式揭示出现实中受到禁锢和压抑的维度:即解放的层面。”[2]204正如其所讲的,“艺术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只在于艺术保存了解放的形象;在一个社会中,在其总体上是对这种形象的否定,艺术能通过总体的否定保存它们,也就是说,它通过不屈从于不自由社会的规划来保存它们,既在艺术分类上,又在形式上,也在本质上。”[11]由此,他便找到了一条不同于传统解放方式的解放之路,即审美解放之路,开启了由社会物质生产方面的变革向心理观念方面变革的转向。

  (二)美学政治转向的困境

  马尔库塞依据技术理性对人的新的摆置而提出了不同于传统解放理论的新解放理论,即美学政治思想,但这种思想并未像其所预想的那样被广泛地接受和实践,相反,却被广泛的偏见和误解所包围,美学政治思想从一开始就陷入困境之中。这种偏见和误解既有来自理论方面的阐释,又有实践方面的证明。

  1.理论上遭遇的偏见

  总的来看,理论上对其美学政治思想的偏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认为审美解放就是要回到前技术文明阶段,回到按本能冲动生活的阶段;其二,认为审美解放直接可以转化成政治革命;其三,认为审美解放完全属于空想的乌托邦,没有实际意义。马尔库塞明确表示:“‘自然界的解放’并不意味着回到前工业技术时代,而是进而运用技术文明的成果,使人和自然界摆脱科学和技术为剥削服务的那种破坏性滥用。”[2]121认为审美解放就是要回到前技术文明阶段的观点,误解了马尔库塞对技术的判断,他并没有否定技术本身,他所否定的只是把技术用于特殊目的的那种秩序和制度。除此外,认为审美解放思想可以直接转化为政治革命的观点,严重夸大了该思想原有的理论力度,“艺术不能为革命越俎代庖,它只有通过把政治内容在艺术中变成元政治的东西,也就是说,让政治内容受制于作为艺术内在必然性的审美形式时,艺术才能表现出革命。”[2]163至于第三种观点,其实没有认识到美学政治思想的真正价值。美学政治思想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行动”或“实践”,而在于“防御”或“保存”,即为技术理性统治之下的人保存超越现存秩序的可能。

  2.实践中遭遇的误解

  马尔库塞的美学政治思想并非单纯是思想领域的事情(尽管其真正的价值恰恰就在于思想领域),而且在实践层次上也有证明,20世纪60年代末西欧等地爆发的学生运动就将这一思想奉为圭臬,并付诸实践,马尔库塞本人当时也对这场运动信心满满,尽管这种“信心”很快便转变成了“失望”。因为这场运动并未按其所期望的那样,试图摆脱技术理性的压抑,重归人性,而是走向了“文化虚无主义”。“他不止一次地抱怨这些大学生要么没有读过他的作品,要么就是读过也没有读懂。因为大学生们往往把他的‘大拒绝’理论理解为一种文化虚无主义的放纵,而没有读出他在‘大拒绝’之外赋予未来‘非压抑文明’的伦理和美学内容。”[1]207显然,这场运动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运动的主体将原本思想领域的任务付诸实践,并且将艺术审美当作一种革命力量来运用,严重曲解和夸大了审美解放思想。马尔库塞讲,“艺术在自己的实践中并不放弃它自己的要求和标准:它是非行动性的。政治目标在艺术中依靠美学的形式只显现为一种思想。”[12]因此,只要越出思想领域,将审美解放当作一种实践运动来看待,审美解放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就遮蔽了。   四、结语

  科学技术在现时代的高度发展彻底改变着人类的生存结构,人在丧失人之为人的基本维度,丧失自我超越的内在驱动力。因此,反思科学技术就是对人类自我生存方式的反思。马尔库塞的现代性批判思想即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时代对人类命运的一种反思:他从对人的基本关切的立场出发,对发达工业社会展开批判,揭示了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理性统治的本质,以及在这种统治之下人的“单向度”处境,进而以此为基础,为人类的自我解放筹划了一条不同于传统解放方式的美学政治解放之路。且不论其思想(尤其是他关于发达工业社会“技术与政治”的判断)正确与否(况且这种发问本身就成问题),也不论其思想有无现实意义,或者意义有多大,就其为技术时代的人类提供了这样一个反思的基点而言,其思想就足以值得肯定和重视。因为思想本身的价值并不在于其实际意义或价值的大小,也不仅仅在于其有无“真理性”,更多的在于其为人类的自我反思提供了一个基点,以便人类自身可以以此为基向更好的方向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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