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政治激情再认识
在大众眼中，沈从文似乎就是一个超然的作家，追求着优雅、和谐与淡泊，给人一种平和、寂寞的印象。人们在他的笔下看到了那片自然和谐，那种“边城”生活的单纯宁静和湘西山民淳朴善良的天性。当然，这种所谓的“牧歌情调”是不置可否的，但如果单单局限于此就是片面的了。传统观点认为，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各种矛盾凸显，面对严峻的现实，当时的作家都背负着政治使命在写作，尤其是左翼作家。而沈从文的安静平和、淳朴和谐在这时则显得不合时宜，学界多认为沈从文的创造不过是对停滞、落后的古老生活方式的一种“美化”。“其作品常常避开尖锐的社会矛盾，与时代主潮存在着相当的距离。与同时代一些作家的作品比较，沈从文的作品显然缺少一种鲜明的时代感和现实性。他对湘西世界的审美观照，缺乏彻底的现代民主思想和理性精神，其人性价值估量难免产生倾斜与偏颇，甚至是明显的失误。”[1]这种观点显然过于偏激，沈从文虽然有着超然淡泊的性情，但同时也有着对时代的关注和热情，他并不回避政治，甚至不缺乏战斗的激情，他对文学、政治、社会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下文将从三个方面来论述对沈从文的重新认识。
一、儒学塑造的责任意识
沈从文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颇深的一位作家。他从小就接受传统文化的滋养，对传统文化有一份天然的承接，正是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独有的情感，他的作品才显得那么温情，那样具有人性美和自然美。而传统文化不仅为他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也无形中影响着他的政治观念，使他对社会产生别样的思考，这也正反驳了那些指责沈从文脱离时代，不关心政治的说法。
沈从文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作家，他难以摆脱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动荡的年代，当民族陷入危机和绝望之时，儒家特有的人生观，就会深深影响到他的创作。他对社会和政治有着强烈的参与意识和责任心，关心下层人的命运，因而在其作品中出现了大量关于下层人甚至是革命的题材，小说《菜园》就是对此很好的诠释。《菜园》描写一对以经营菜园为生的母子，他们远离世俗，过着半隐居的生活。然而宁静背后暗藏着风波，儿子在北京求学时，参加了反政府的学生运动，事发后返回家乡，但最终也没能逃脱厄运，终被政府秘密枪杀，母亲最后也选择了在孤独中自缢。小说中母子二人恬淡宁静，生活在菜园里，过着类似隐居的生活，他们在生死面前，始终保持着平静、淡然、隐忍、儒雅的气度，但沈从文却把这种传统色彩浓厚的人性置于一个政治血腥故事之中，在平静之中，暗藏着愤怒和激情。这篇小说很好地体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承接，又具有时代感和现实性，表达了对政治的不满和愤懑之情。
沈从文还曾在《边城?题记》中写道：“这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次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2]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沈从文有着对下层人、普通人极大的关怀，他有着“兼济天下，关爱众生”的使命感，而从他的责任意识和民族情感中也不难看出，他的这种现世情怀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影响。
二、孤寂背后的政治激情
超然、优雅、孤寂只是沈从文被贴上的标签而已，作为读者，可以选择只体味他笔下淳朴的乡土文化，感受善良的人性，但不能否认他也有着高昂的政治热情和时代呼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沈从文从偏僻的湘西来到北京，而此时正是中国现代发展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他目睹了外国对中国的欺凌，而中国从上到下都是一片腐败与无能，特别是当他的挚友胡也频被害时，沈从文更是感到了强烈的时代使命感，他第一时间写出了散文《记胡也频》，记录他追求理想的一生，以及从被捕到被杀害的全过程，以此来表达对挚友的悼念和对时代的反抗。而胡也频牺牲的两年之后，他的妻子丁玲也被捕。国民党今年来对于文艺政策是未尝疏忽的，从这种党治摧残艺术的政策看来，实在不敢苟同。像这种方法行为，不过给国际间有识之士一个冷齿的机会，给国内青年人一个极坏的印象……”[3]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沈从文对于当局是极其失望和愤怒的，他完全不顾后果，写出这样激愤的言辞，足以见得他的政治激情。
这些让我们看到了沈从文对政治的无畏与激情，看到了一个对现实极度不满，有着大悲悯情怀的作家。这些文字犀利、大胆，表现了沈从文深刻的讽刺和内心的愤怒。这种时代的阴影深深烙刻在他的灵魂上，使他不能安于自己宁静淳朴的湘西文化，他要焦虑时代的混乱，焦虑文化的腐朽，焦虑社会的黑暗，他要为无辜的作家鸣不平，他要思考，要发言。沈从文的锋芒甚至都引来了好友的担心，巴金曾嘱托汪曾祺转告他：别再写那些文章，写自己的小说就行了。[4]由此可见，沈从文孤寂的背后有着多么强烈的政治激情。
三、时代关怀的文化立场
虽说沈从文有着对政治的热情和对现实的大胆抨击，却还是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消极的作家。其原因就在于他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看法。沈从文认为不应把政治置于文学之上，相反，文学应为重造政治的根本。这就与当时的时代主潮有了分歧。当时左翼文学思潮日益兴盛，文学与政治开始密切结合，这种情况下的作家们纷纷通过社会政治革命的途径来思考民族出路。而沈从文则反对这种被政治驾驭的文学，“他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同时又倡导文学的‘经典性’，认为只有‘独断’的文学才可能承担起指导政治，重造政治的使命。”[5]他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具有独创性，却不被左翼作家们接受，反而批判他不关心政治，李辉曾说：“沈从文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被人们指责为政治上的无知，实在是历史的黑色幽默。”[6]当时的这种为政治而文学的风气使得整个文艺界死气沉沉，没有一点活力，作品皆以反映革命或阶级斗争为己任，所有作品都千篇一律。为此，沈从文曾批判道：“这个现象说得蕴藉一点，是作者大都关心‘时代’，已走上了一条共通必由的大道。说得诚实一点，却是一般作者都不大长进，因为缺少独立识见，只知追逐时髦，所以在作品上把自己完全失去了。”[7]强调文学发展的沈从文对现实政治并非无视，他认为文艺与政治有着共同的关怀，他希望文学具备积极的政治意识，希望文学既可以独立于政治单独发展，又可以在发展中对政治起到积极的作用。
况且政治革命本就存在局限性，比如根深蒂固的民族特性是难以通过政治手段改变的，只能通过文化与文学的滋养在潜移默化中慢慢改变。而如果连文学都已经从属于政治，只能为政治服务，那这个社会上还能有什么不是政治革命呢？所以沈从文的文化立场是合理的，他反对的是政治凌驾于文学，文学要在政治的指导下创作，而不反对政治和文学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他对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思考，既不同于左翼作家将文学附于政治的观点，也不同于自由主义作家倡导的文学自由。
上述三个方面讲述了一个不同于众人眼中的沈从文，这里只是想为一个善良淳朴的作家正名，其实淡泊自然的背后也可以有愤懑，有鞭挞，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济世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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