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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汉朝对西南地区的政治经略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7-04-15

浅析汉朝对西南地区的政治经略

  在中华历史演化过程中,西南地域和西南文化被纳入中原王朝体系是同步进行的,汉承秦制对该区域进行再次开拓和经营,因此形成的区域文化制度体系,成为了历代王朝对其进行经略的可靠基石。

  一、汉朝对西南地区的统一治理过程

  (一)汉朝对西南地区的开拓阶段

  1.西南地区对汉朝建立的贡献

  在秦朝进行大一统过程中,不仅仅局限于武力因素活跃于其中,而且伴随着向巴蜀地区的历史性移民,移民成分层次不齐,有罪之臣,普通百姓,富商大贾等皆在其中。然而对于该区域而言,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却对此地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将“化内”性嫁接式的引入了地方民族的融合过程。正是基于此状况,汉朝欲想在此实现有力的政治经略便拥有了深厚的基础,或者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汉朝江山因巴蜀而得以图天下。秦末战争中,鉴于项刘势力对比悬殊,汉高祖刘邦因势力较弱屈尊被封汉王,项刘矛盾瞬间得以爆发并呈现蔓延之势。刘邦因不服,欲与项羽决战而定夺天下,大臣萧何举良策而劝言到:“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汉王刘邦善于纳谏,遂率军入关中,与当地百姓约法三章。依史载内容可知,巴蜀地区在刘邦平定天下的过程中充当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功不可没。“汉高帝灭秦,为汉王,王巴、蜀……帝将讨关东,?z民皆思归。帝嘉其功而难伤其意,遂听还巴。”“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汉之粟方船而下。”上述史料概述的是,在刘邦进行平定中原的过程中,巴蜀之地无论是从人力还是物力上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可以理解为巴蜀之地成为了其重要的战略物资基地,发挥了“战争大后方”的积极作用。

  2.汉朝的开疆扩土和初步管理

  平定中原,汉朝建立之后,中央政府推行了休养生息之策,蓄养民生国力,以图增强综合国力。汉武帝在位时期,汉朝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兵强马壮的国家宏伟蓝图,“一展雄心,开疆拓土”成为了汉武帝的毕生使命。基于这样宏伟的社稷构想,西南夷问题也必是其不可或缺的构建部分。“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岳杀王郢以报……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i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据史料可知,汉朝时期,东越、南越、夜郎之间的部落联盟,一方面,从本质上并不想轻易放弃自己的地方统治权,但是有基于物质欲望的引诱和汉朝武装力量的震慑,不得不表现出愿意臣服、委曲求全之态;另一方面,反应出的是其部落本身侥幸心理的存在,认为即使区域状态上他们的臣服,但是由于中央王朝与西南西域的实际距离,不可能一直将其致力于全面有力的监控之下,可以视其为“换汤不换药之举”。正是基于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之下,西南区域便成为了郡县制酝酿、产生、并且延续的沃土。

  国家和人同性相出,同样会受到物质欲望的驱使,何况是“君权神授”的催化。张骞出使大夏后,汉武帝基于强烈的物质欲望,于是派使者前往西南地区探寻消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道。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据史料显示,在整个西南行程之中,因被昆明族人所阻拦,未达到通往印度的目标。但是这也为后来汉武帝再次开拓西南夷奠定了基础。“诛且兰,邛君,并杀?i候,冉?皆振恐,诸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Q郡,?i都为沈犁郡,冉?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上述史料记述了汉朝在西南地区进行开疆扩土,设置郡县的过程。而“开拓”一词词性也无水到渠成之意,必然会有不肯降服因素的存在,滇国因自视势力强大,便充当了如此角色,汉朝不得不对其实行武力征服“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这样汉朝一度将滇国收复,建立了益州郡,扩展了汉朝的疆域和政治统治。

  因先前打通印度要道未果,遂汉廷再次“遣使柏始昌、吕越人等岁十余岁,出此初郡抵大夏……卫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其后遣使,昆明复为寇,竟莫能得通。”虽然此次武力征服,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进展,但是仍然未能打通通往印度的道路,并且昆明族再次成为了阻碍因素。但是进行的战争征服必然也会有一定量上的收获,汉王朝的势利伴随着它的武力扩张一直延伸到滇西地区,因此该地区出现了“?Q唐(今云龙西部至保山县北部)、不韦(今保山)、比苏(今泸水、云龙连接地带)、邪龙(今巍山、南涧、漾濞)、云南(今祥云)、叶榆(今大理、洱源)等六县,属益州郡”。正如这般,虽未能实现预期的战略目标,却进一步开拓了自己的行政势利范围,扩大了汉朝版图,为后世在该区域施行有力统治增添了政治资本。

  自此之后,汉朝对于西南地区的行政治理,再无能够堪比上述性质的重大历史活动。

  (二)郡县制与羁縻制度的并行与影响

  汉王朝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封建国家,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国家性质决定了其国家政策的倾向性,也必然是汉化封建性质的。因此决定了无论是汉王朝对其他地区开阔疆土还是实行统治,首要因素和条件也必然是能否适合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或能够将农耕文化植入该区域。

  通过战争和诱降,西南地区已经纳入了汉王朝的中原王朝体系之中,那下一步必然是如何将该区域进行有效经略。西南地区无论是从地域调教还是民族成分而言,与中原王朝肯定是大相径庭的。在西南地区,不仅仅存在着农业文明,而且还有游牧文明与之相伴。从社会发展情况来看,层级分化严重,发展程度更是极不平衡,总体基本上仍然处于部落社会状态。虽然在秦朝时期,中央政权便在西南地区就开始推行郡县制,但是想要真正将这一套行政体系,完全推行到西南地区每个角落,是履步维艰的。因鉴于此,汉王朝在总结前朝对该区域实行统治经验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因俗而置地推行了郡县制和羁縻制并行的措施。   “羁,马络头也。縻,牛疆也。《汉书仪》‘马云羁,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该体制本质上就是,在推行国家郡县制度的基础上,因俗而异,将“部落”也纳入了基层单位的体系之中。在基本保持原有的社会组织制度不变的情况下,进行以夷治夷。汉朝对西南地区推行制度革新的同时,在地方官员任免上,依据各部落首领势利的大小对其进行分封,让其据守一定的地方,自然也有相当部分的朝廷官员也随之下放。如若遇上重大事项,则汉族官员通过依仗朝廷权威来对土著王侯进行节制与调动,来进行行政处理和实行基本统治。

  汉朝通过前期的开疆扩土,以及一些政治制度的推行,必然会产生一些或多或少的重要影响。“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举种奉供,称为臣仆。”上述史料,讲述的就是汉朝在西南地区推行汉化政策取得的直接成果,也是在政治经略西南地区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有力证明。

  二、西南地区对汉朝统治的反抗与民族融合

  西南地区和民族在存在的最初状态时,其本不属于秦朝和汉朝的管辖范围。当中原王朝以武力威逼或利诱方式进入该地区后,其实已经伴随着意识形态的不断碰撞,矛盾的累积量开始激增。在政局基本稳定后,汉朝对该地区的长期政治经略,将两种社会组织制度进行再次柔和,两种不同的制度必然会不相适应,在本质上表现为两种社会文明的对抗,形式上则表现为土著民族对中原王朝经略途中的激烈反抗。

  “孝昭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益州廉头、姑缯民反,杀长吏。??柯、谈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三万余人皆反……明年,复遣军正王平与大鸿胪田广明等并进……上曰:‘?^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长人民击反者,斩首捕虏有功,其立亡波为句町王。大鸿胪广明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上述史料讲述在汉初,益州等邑民反,多次平反未果,最终以大鸿胪田广明借助?^町侯的势力,才得以将整个益州的土著族民反抗镇压住。汉朝为震慑该区域,因此封?^町侯为?^町王,田广明为关内侯,对其功绩予以表彰。但是从侧面透析出,如此重要的封赏有力说明了此次土著民族反叛的厉害程度和镇压其叛乱的不易程度,以及制度对抗的不断加剧。

  “至成帝河平中(公元前28至前25),夜郎王兴与?^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功……及至????,谕告夜郎王兴,兴不从,立请诛之……?^町王禹、漏卧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劳吏士……蛮夷共斩翁指,持首出降。立已平定西夷,征诣京师。”从上述史料显示,我们虽然可知最终结果以汉朝胜利而告终,但是也反映出了不仅在汉初西南西区设郡的形式繁杂,而且难以控制和极难管理。不时的会出现各种土著民族或是土著上层对中央王朝统治的反抗。究其本质而言,汉初设郡,派遣汉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形同虚设的,在当地根本无法全面的进行有效管理,以及对中央政策的全面贯彻,这也就成为了两种制度之间不相融合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样地方性的民族冲突和战争,实质上带来的是民族之间的大融合以及汉化过程的加速,是一种走向“化内”的急速式。最终,中原王朝权威必然会在该区域内建立自己的有效机制或社会秩序,对其实行版图或行政上的强力控制,上述表现只是民族历史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部分而已。

  “三边蛮夷愁扰尽反,复杀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蛮将军冯茂发巴、蜀、犍为吏士,赋敛取足于民,以击益州……始至,颇斩首数千,其后军粮前后不相及,士卒饥疫,三岁余死者数万。而粤?Q蛮夷任贵亦杀太守枚根。自立为邛谷王。”上述史料反映出,在西汉末年,国力衰退,民生凋敝,王莽伺机篡位,预想更改汉制,在西南夷地区革新政治,开始实行所谓的大民族主义政策,但是复杂的社会状况却一度激起了以“贬?^町王为侯”为导火线的民族战争。从那开始一直到新朝灭亡,此段时期内该区域的民族反抗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这无疑是制度和文化冲突骤变的表现。

  “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夷渠帅栋蚕与姑复、?G榆、弄栋、连然、滇池、建怜、昆明诸种反叛。杀长吏……明年正月,追至不韦,斩栋蚕帅,凡首虏七千余人,得生口五千七百人,马三千匹,牛羊三万余头,诸夷悉平。”此次为东汉时期,以夷渠帅栋蚕为首,联合其他诸族进行的大规模反抗活动,规模之大,程度之深都不输于历次对抗。这样的反叛活动在汉朝历史上并不稀奇,最终结果都以中原王朝的胜利而结束,这也就说明了在华夏土地上多民族统一之式势不可挡。事实如此,这样的民族冲突在本质上促进了民族融合,对于整个历史进程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阶段。

  三、总结

  综上所述,西南地区在这场统一潮流中首当其冲,汉朝在秦朝的基础上,又开始以武力手段对其征服,并且因俗而治在西南区域实行郡县制和羁縻制度并行的经略措施。然而在进行有效治理过程的伊始,则有各种大小规模的地区民族冲突伴随而生。在因制度差异而产生的民族冲突和战争中,民族融合却在潜移默化地进行着,成为谱写多民族统一国家进程历史的重要一笔,也同时为中华民族大实体的形成,以及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增添了有效的元素和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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