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政治化的情感:政治传播中的情感话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6）06-0084-06
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和中国内部社会空间的成长，政治传播逐渐成为国内学界研究的热点，但相关研究仍着眼于媒介在政治中的作用、政治传播的过程与模式、对外政治传播的战略等，对政治传播中话语的分析，也侧重于意识形态层面，较少涉及情感。实际上，情感是理解政治传播的一个重要视角[1]，近年来，许多研究开始关注情感话语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本文试图以历时性的维度，梳理政治传播领域有关情感话语的研究文献，通过归纳情感话语在不同时期政治传播中的表现和功能，来揭示情感政治化的逻辑与现实意义。
一、抒情传统与情感的政治化
中国文化是一种“情本体”文化[2]，抒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传统和特征[3]。某种意义上，“抒情”不仅是一种文类风格，更指向政教论述、知识方法、感官符号、生存情境的编码方式[4]。在传统中国，情感与政治的关联主要体现在儒家礼教体系及其实践上[5]，礼乐的作用，就是在人群中制造出有序而和谐的情感氛围，而仁政的实质，则是一套移情和同情的逻辑[6]。在现代中国，情感的政治化则与晚清以降的社会语境有关，内忧外患、国乱家破、社会动荡，国恨家仇交织在一起。“革命”、“启蒙”、“救国”话语不仅借助叙事组织起一个现代主体，他们同样以抒情为媒介参与现代主体的建构。而在“革命”、“启蒙”、“救国”的现代性语境中，注重“情的政治性”，建构“抒情的政治学”――即情感政治化，也成为当然[7]。
情感政治化最先在文化领域兴起，“五四”浪漫主义诗歌承载启蒙话语，开启个体解放和自我形象的塑造。1920年代之后，左翼的普罗诗歌兴起，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革命话语开始进入诗歌。最为关键的是，普罗诗歌在延续“五四”诗歌的抒情传统的同时，也完成了由“我”到“我们”，由个体解放抒情到群体解放抒情的转变[7]，情感真正意义上开始为政治服务。
二、作为宣传工具的情感
情感的政治意义此后受到政党重视，逐渐把情感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以上世纪20年代在广东发生的“沙基惨案”为例，这一“帝国主义”在广东土地上杀害广东人的暴行发生后，在广东群众中激发起普遍的“悲愤”情绪，国民党及时抓住机遇，对惨案进行了大量的“情感”宣传，通过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演讲大会、示威游行、庆典纪念等各种各样的集体仪式，将群众的愤怒转化为民族主义的“悲愤”以及发动和维持革命运动的持续性力量，从而“将帝国主义的罪恶和革命的神圣意义在鲜血中推向高潮”，为广东的革命动员提供了最初的“情感支点”[8]。这种民族主义“情感动员”机制，为国民党提供了一种依靠“运动”联系群众、扩大社会基础、打击帝国主义的斗争方法，在后来被一再使用。但“与此同时，社会性的群众组织没有得到发展，政府与群众之间日常性的联系机制也没有建立起来”[8]。
共产党进一步发挥了国民党的情感运作方法，同时也弥补了国民党在群众组织机制上的缺陷，创造出一套“联系群众”进行革命动员的情感话语技术。裴宜理的研究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战胜国民党，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其情感工作（Emotion Work）的有效实施。共产党情感工作的创造性就在于，一方面，它把情感激发建基于既存的大众抗议和政治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把情感工作细化到每个党员，并在具体环境中灵活运用，通过运用“诉苦”、“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风”和“思想改造”等一系列手段，把“不稳定的和流动的个体感情”融入到“群体政治的语境”中，并逐步“被系统化为有意识的政治和心理学的控制策略的一部分”[9][10]。如果说国民党的情感工作更多的是对社会情绪的被动迎合和利用，那么共产党的情感工作则是主动利用群众运动挖掘和创造集体情绪。其中，以“诉苦”等情感动员技术最为典型，其微观机制是――“通过通俗而有力的政治口号，确立了诉苦光荣的舆论空间；通过集体开会和典型示范，削弱了农民诉苦的种种顾虑；通过苦主选择和会场布置，激发了农民的愤怒与仇恨；通过诉苦与分配、诉苦与算账相结合，打破了可能出现的僵局；通过追挖苦根和道德归罪，使农民苦难有了宣泄的对象”[11]。借助“诉苦”、“挖苦根”、“忆苦思甜”等仪式化的情感技术，把农民的个人苦难变成阶级苦难，使农民从“翻身”的“觉悟”中形成“建立在感激和敬畏双重基础之上的国家认同”[12]。
在针对底层民众的情感动员方法有效实施的同时，依托媒体和文学的情感话语技术从未停止。“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话语导向经验不断被推广并逐渐内化为革命动员的传统。伴随“诉苦”群众运动实践的，则是文艺领域和传媒载体上的情感动员。大跃进时期的文艺中，苦难回忆的穿插与组合成了一种重要的文本织构方法与感性叙述策略。通过“苦难大戏”与幸福生活的反差所营造的舆论氛围，把境遇相似的个体凝结成具有共同情感的阶级，在此过程中，群众的记忆以及他们与新国家、社会的关系得以重塑，最终实现全民性的情感认同与动员[13]。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可谓是以上两种情感政治类型结合的典型。大生产运动的实质是对民众进行引导规范的过程，而规训的运作，则是以情感的政治化为基础的。大生产中发起的旨在激发群众热情的劳动竞赛，充分利用乡村熟人社会的“面子”问题，通过评选“劳动英雄”或“模范单位”，以及“改造二流子”活动，给不同的人“贴标签”；而生产小报的公开表扬与批评，劳动间隙的文艺活动的歌颂与讽刺，解放区大报的公开倡议与通报，也在通过群体压力和好胜心理，在提高群众情绪的同时也改变了群众观念，劳动因此有了规训的色彩[14]。大生产运动确立了“劳动光荣”的观点，并把劳动等同于体力劳动，赋予体力劳动者绝对的地位。与此伴随的“整风运动”，则要求知识分子完成角色转换和认同，在情感和思想上接受劳动者，爱上劳动。“批评与自我批评”和“思想抢救”等情感操作过程，也即“按照充满高昂热情的、并且已成为全体成员特有财富的共同符号，重新编排自我”[15]的过程，“羞耻”与“光荣”的标准得以重塑，从而完成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由此，实践层面的情感性群众运动与文艺符号层面的情感话语相辅相成，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和政治动员的两种机制。
三、作为治理方法的情感
在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这两种情感政治化机制，最终演化为“运动式治理”的运作机制之一。中国的社会转型肇端于国家主动开启的市场经济改革，市场经济极大地改变了社会形态，社会系统被大大复杂化了，各种新问题和突发事件频生，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难度在加大，而常规的科层式治理在一些情况下难以应付，政府某些时候需要以非常规的动员方式来解决社会日益添加的治理问题[16]。为了提升治理效率和效果，情感工作作为治理方法被一再使用。每当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或者大型公共安全事件后，政府总要借助媒体，把事件舆论导向不惜一切救灾的决心和努力，媒体不断报道领导人亲临一线慰问的身影和战士与人民前线奋战的英雄事迹，把天灾人祸的惨烈逐渐转化为“波澜壮阔、感天动地的抗震救灾斗争”[17]，通过“抗灾动员”模式，可以把因灾难带来的悲伤、失望情绪转化为鼓舞、激励和积极行动[18]。而在社会治安出现严重问题时期进行的“严打”、“扫黄打非”运动，则借助媒体产生示众效应[19]，既可以“平民愤”的方式释放群众对治理的不满情绪，又可以让群众获得安全感和震慑感，以此恢复执政党和国家的政治权威，实现对政治秩序合法性的维系和再生产，达到治理目标[20]。甚至，“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成为政府的外交对应和手段[21]，通过展示蕴含着民族主义情感和爱国主义热情的“愤怒”民意压力，争取外交的腾挪空间。而奥运会等大型赛事的举办，则被看成见证民族复兴的情感载体[22][23]。
情感政治不仅在运动式治理中被运用，而且也逐渐开始进入政府的常规治理活动中，民众的情绪和感受成为政府实现其日常治理目标的重要工具。首先，政府积极利用道德模范的情感召唤作用，通过推出“感动中国人物”、“最美乡村教师”等荣誉评选活动，进行意义建构，传播主流价值观，激发全民的社会认同[24]。其次，领导人则借助“访贫问苦”等情感工作，展现亲民形象，换取民众的情感拥护，“围巾的故事”即是典型[25]。再者，政府也开始把民众感情纳入司法工作标准。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工作有了新的进步，以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目标，用完善的法制实现民众对社会公平争议的诉求[26][27]。
四、作为抗争策略的情感
情感政治化不仅是政府的管理的方式，同样是民众的抗争策略。例如，林育沁在《施剑翘复仇案》一书中，深入分析了1930年代的中国复仇女性和大众媒体一起，如何塑造并消费集体情感，激发大众同情，影响威权政府社会治理的过程。杀人之后，施剑翘通过题写绝笔诗、召开新闻发布会、接受采访等各种“表演”，反复向公众陈情诉苦，将自己描述成一个替父报仇的勇敢孝女，把父亲塑造成一个惨遭杀害的忠义之士，而被杀的孙传芳则成了贪婪残暴的反动军阀[28]23-55。在追求轰动效应的媒体推波助澜下，施剑翘的故事和形象不断被修饰和完善。借助新闻报道、连载小说、广播评弹和戏剧的演绎，施剑翘被塑造为“女中豪杰”、“复仇侠女”等威武不屈的正义形象。其复仇行为，既是传统文化观念中的“孝”、“侠义”和“因果报应”等的体现，也是现代女性意识“独立”、“勇敢”、“智慧”等的表征，不仅获得了合法性，同时也被美德化[28]56-85。媒体的炒作，激发了大众的热烈响应，利于施剑翘的消息广泛传播，施的行为和命运也获得了舆论的广泛同情。与此同时，受害者家属希望依法判案的呼吁和左翼文人激烈批判的声音几乎被淹没。在媒体报道和公众同情的压力之下，法治变为“情治”，施剑翘先是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随后被特赦。总的来说，建基于道德激赏之上的公众同情具有批判威权主义统治的“公共论坛”意义，其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正在渐渐获得权威，但也有被利用、被操纵的危险[28]223-228。
施剑翘的故事发生在1930年代，但中国民众利用情感动员进行抗争的历史其实更早。“孟姜女哭长城”的民间传说可算作雏形，清代更有大量的“借尸图赖”现象，通过展示尸体，达到悲情动员的效果[29]。类似的故事在今天仍一再上演，弱势群体在动员资源缺乏的情况下，利用政治机遇结构，创新抗争表演方式，借助媒体平台，利用公众同情，依赖舆论向地方政府施压以求解决问题，已经成为众多底层群体或者个体进行抗争的常用手段。现阶段中国维稳体制责任链条的内部缝隙及中国权力结构存在的上下差异所制造的政治机遇，执政党的一些政策及执行过程同民众的现实期待之间的反差，及党群关系伦理与党群关系现实之间的反差所产生的社会空间，使得悲情抗争逐渐成为中国弱势群体的新抗争形式――它能够给地方政府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力、 道义压力和政治压力[30]。除了悲情，愤怒和戏谑也是网络抗争的主要方式。网络事件中的情，表达的往往是民众对社会问题的愤怒和对权贵的嘲讽，情感逻辑构成了网络事件发展的主线，而情感汹涌的网络事件，则是整个中国社会情感结构的脉络[31]。基于情感动员逻辑的网络抗争，与西方遵循理性计算逻辑的“依法抗争”不同，往往表现出“以势抗争”、“以死抗争”的形态，而谣言与情感动员的互动是贯穿网络抗争事件的主线[32]。湖北“石首事件”个案研究表明，社会冲突事件中网民的社会认同建构是基于微观层面事件对网民的情感刺激和宏观层面社会文化中的情感传统而形成的，而情感影响下的社会认同建构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网络政治抗争的内在机理和外在形式[33]。可见，政治化的情感已成为社会抗争的主要策略和资源。
为何会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借助政治化的情感进行抗争？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但都把社会矛盾长期累积所导致的怨恨作为主要原因。陈颀和吴毅认为，因表达不畅所致的弥漫性民怨及民众对不满的道义建构，使情感成为主导群体性事件发生与演进的最重要机制[34]。刘能指出，民众的次生怨恨及其怨恨解释框架，对促发集体行动并导致现有集体行动升级方面作用明显，而次生怨恨则是“因直接利益受损所致的原生怨恨未能及时消减而形成的”对权力的公信力和合法性的质疑和怨恨[35]。于建嵘认为“社会泄愤事件”的频发在于社会矛盾长期郁积而导致的“抽象愤怒”，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的事件并无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情绪[36]。在这个意义上，事发前就存在的结构性怨恨及事发后群体情景中的情绪感染和暗示，才是理解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应星揭示，“气”是推动中国乡村社会抗争的基本动力机制[37]59，能很好地表征农民的群体抗争政治与被压抑的情绪、被伤害的情感、被侮辱的人格之关联，因而更能体现当代中国尤其是乡村抗争政治特征[37]218。成伯清的研究显示，1990年代以后，一方面，随着利益格局相对固定化、社会差异显明化、个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受阻、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等；另一面，公权力太过任性，经常对个体造成“合法的伤害”，又因“体制性迟钝”，对于民众的社会性伤痛不能及时回应，怨恨由此滋生并产生舍勒所谓的“怨恨式批评”[38]。更深入地看，承认方式的不足和扭曲，以及由此导致的个体尊严感的丧失，意义和价值感的匮乏，是社会中怨恨产生的根源[39]。民众的抗争，在实质上，是“为承认而斗争”。可见，长期的被压抑、被伤害、被忽视所形成的不满、不信任以及怨恨，是导致情感成为抗争工具的关键。任何突发事件，一经诉诸集体情感，便可唤醒公众积压已久的个体情感经验，在特定的事件结构箱中发生情绪共振[40]，从而产生巨大的舆论压力、道义压力和政治压力，而基于民众满意的道德表现也是威权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41]。在这个意义上，民众借助情感进行抗争，既是对中国转型期社会矛盾和社会结构的回应，也是对官方借助情感进行治理的一种学习和反拨，但同时，它也强化了中国社会文化的情感传统。 五、结语：情感政治化的逻辑与现实
文献梳理研究显示，情感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既是国家进行政治宣传和社会治理的工具，也是民众进行社会抗争的工具。情感，逐渐成为各方博弈的重要筹码。情感的政治化运作，具有如下逻辑：第一，情感政治化的基本模式是倾向于社会问题情感化，个人情感集体化。一方面，从情感和道德的角度描述和分析问题，把“是非”问题转化为“善恶”问题；另一方面，把个人情感上升到集体情感层面，把个人的好恶喜怒转变为群体、阶层甚至民族的集体感受。在此情况下，个人的情感流露不再是态度差异问题，而被裹挟进了政治立场之中。第二，情感政治化的模式隐含着“我们”和“他们”的类型化色彩。情感一旦和政治立场建立关联，就预设了“我们”和“他们”的二元对立，多元化的个人情感表达被格式化进非此即彼的“二分法”立场之中。情感政治化的效能就体现在对群众情感和群体压力的利用，以及对“我们”和“他们”的划分，它不断地强调“我们”属于大多数，“我们”代表了正义和正确，孤立和贬低对方，从而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和道德上的优越感，并以此战胜他者。故此，情感政治的表面是情感话语表达，背后则是意识形态运作。
进而言之，情感政治化的逻辑实则是中国现实的逻辑的反映，它既脱胎于中国社会的情感传统，也是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心理在政治层面的投射。被政治化的情感，在进行政治动员、换取社会支持方面效能显著，但若过度利用，其副作用也很明显――既会造成公众热情或同情的透支，情感阀限不断提高，也会造成全社会情感的失控或非理性化。更重要的是，它会对社会的正常治理造成干扰甚至破坏。大众情感结构与国家管制模式无意识中的两相配合，构成了当代治理的重要面向[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