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与一统:中国传统政治整合的内在逻辑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1-0033-05
政治整合在古今中外都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和解决当今中国的政治整合问题无疑需要建立在对现实进行全面、深入、周详考察的基础上，同时，研究、考察传统中国、域外文明在政治整合方面的经验、教训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整合的内在逻辑为研究课题，希望能对我国的现实政治整合问题有所启示。
政治整合与政治分化是相对、相联的一对概念。政治分化指政治中多样化、差异化的趋向，政治整合指政治寻求秩序、一体化的趋向。 ①两者并存于政治中，并具有一定的张力。政治分化和整合包括统治阶层内部的分化和整合，也包括整个社会的分化和整合。 ②政治整合在古今中外具有普遍性，但各自的具体情形不同。我国目前面临的政治整合问题巨大而复杂，与市场经济、文化交流、国际竞争等相伴随，利益、思想、诉求等成分多样化、关系复杂化、矛盾尖锐化，从而整合的完成也更为不易。③ 从政治和社会整合的角度看，“中国梦”“四个全面”等体现党和国家意图、智慧的论述都具有深厚的整合含义。 ④虽然与现代社会有诸多不同，中国传统社会也存在着政治整合问题。而且从政治整合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社会⑤无疑是一个整合程度很高的社会，它体量庞大却又高度统一、持久稳定、长期延续、变化缓慢。这在世界文明史范围内如果不是唯一的也是极其罕见的。以至于中国传统社会被人称为“超稳定”社会。⑥而这种超稳定的社会或结构从政治整合的意义上则不能不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成功”。⑦那么，这种“成功”的内在机理或逻辑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索解不仅有利于深化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理论解读和理解，对正处于转型社会的中国认识、解决其政治整合问题也会有所启示。⑧限于篇幅，本文仅从宏观上予以初步探讨，而且仅涉及其中的一个方面，认为多元与一统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整合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这是透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整合的基本角度，也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整合的基本经验。⑩
一、多元：中国传统政治整合的前提
政治整合是政治分化、差异化、多样化条件下向一体化、系统化方向的运动。政治领域中差异、分化、多样等多元性因素的存在是政治整合的前提，也正是因为多元，才有整合的必要。所以，政治整合必然以多元为前提和起点。但是，在不同的社会政治条件下，政治整合所面对、所需要整合的多元的具体情况是不同的。中国传统社会在政治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差异、多样的情况，构成了政治整合的多元前提，而且这种多元的含义和内容具有特殊性。中国传统政治整合所面对的多元情形主要有：
1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与矛盾。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统治集团内部经常出现分化与矛盾，其主要体现是朋党和党争。“朋党主要是指统治阶级内部具有不同政治背景和经济利益的对立的政治集团。”[1]朋党与现代政治中的政党不同，可以说，朋党是君主政治条件下，存在于统治阶级内部，因政治、经济利益等差异形成的宗派性小集团。在这些政治集团间为争取、扩大、巩固本集团的利益而产生的矛盾斗争就是朋党之争，简称为党争。在目前的研究和古人的观念中，朋党一般仅指士大夫中的政治集团。本文对朋党作出较宽泛的界定，因为在古代，除士大夫外，外戚、宦官之中也会形成派系，并参与到政治斗争中去，如明末与东林党相争斗的阉党。对此种情形不应忽视。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朋党之分与朋党之争长期存在，只是其具体情形和激烈程度有所不同。朋党之分与朋党之争在激烈时往往会影响到政局乃至促使王朝衰落。朋党问题令统治者非常头疼，唐文宗曾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一》）所以，朋党、党争是统治者在政治整合中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之一。
2地区差异与矛盾。中国历史上的疆域虽然有变化，但总体上来说十分辽阔，同时内部差异较大。不同地区之间在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水平、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人口构成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如在民俗方面，“按照各地区民俗特点，可以将古代分为中原、齐鲁、幽辽、并朔柚陇西、巴蜀西南、楚湘、吴越、闽台、岭南十个民俗区。有些区范围很广，实际上内部差异仍很大。”[2]地区之间的差异与矛盾对国家的治理构成了挑战，增加了其复杂度和难度。同时，由于沟通和交流的有限等因素，不同地区的人之间容易形成地域矛盾，从而影响到政治斗争、国家统一。吴枫、任爽指出：“以地域矛盾为契机，以地域界限为派系分野标志进行利益争夺，往往是中国古代统治集团内部冲突的一个重要特徵。尤其是南方与北方人士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3]又如，在明末党争中，齐党、楚党、浙党、宣党、昆党等都与地域有关。
3民族差异与矛盾。在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和辽阔疆域中，生活着众多的民族。不同民族之间在生产方式、文化习惯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不同民族之间在生存空间、资源、财富等的竞争、争夺中往往发生矛盾、冲突，乃至爆发战争。许多民族都曾建立自己的政权，在中国的疆域中许多时候都并立着多个政权，在各个民族政权的统治范围内一般也是存在着多种民族。所以，无论中原王朝还是边疆少数民族政权都不得不处理民族差异与矛盾。处理得好则可以实现政权的稳定、国家的繁荣，处理不好则可能导致国家的灭亡。
4政治制度内部的矛盾。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也有一些关系、矛盾成为政治整合的对象和难题。首先是君权和相权的关系。君权和相权之间除分工和合作之外，还存在一定的矛盾关系，有时甚至会演变为激烈的冲突。君权与相权之间关系的状况直接影响到政治局势，也可能引发政治制度上的变化。“君权与辅政权一直是相辅相成，同时又是相克相制的”，“君权和辅政权的矛盾是促使辅政制度本身不断演变的主因。”[4]其次，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始终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一个难点问题，经常摇摆于地方无权与地方独立、分裂之间。“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也一直在下位包含模式、分割模式和分离模式中变来变去。直到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才告一段落。”[5]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状况影响到国家的治乱兴衰、行政区划、中央与地方政务管理机构的设置等。 5政治思想、观念上的分化与矛盾。政治思想观念上的分化与矛盾包括在学术、国家指导思想、政策取向上的矛盾，以及人们的政治取向、思想道德境界、政治觉悟上的差异。在春秋战国时期，学术上存在着多种政治思想观念和流派，即便在儒家思想取得独尊地位后，仍然存在着多种思想的斗争与交流，而且儒家思想内部也存在分化和斗争。许多思想都对政治有诉求，政治也希望介入学术，所以，学术之争、政治之争可能交织在一起，增加了政治整合的难度。如在北宋党争中学术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交织表现就比较明显，江小涛指出：“由政见之争而导致学术之争，二者交互作用、难分难解，这原本就是中国学术史的一般通例，而于王氏新学的沉浮际遇体现得尤为明显。”[6]在国家治理的思想上，统治集团内部也有分化，因而在国家的政策取向上会有不同的意见和主张，并形成矛盾与斗争。在治国思想上的分歧中，围绕变法即政治改革的分歧十分重要。统治集团内部常在是否变法、如何变法等问题上出现明显分歧和尖锐矛盾。这些都毫无疑问地会影响到政治的运行。中国传统政治整合不仅关注学术、国家层面上的思想观念，也关注个人、群体、社会的政治心态、思想道德素质等，把它们也纳入到政治整合的对象中去，认为必须把它们都引导到国家的整体路向上来，并以之为整个政治整合的基础，并认为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人们的思想观念问题，就可能损害国家的稳定，不利于政治整合。
6等级差异及矛盾。中国传统社会没有近代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简单、明晰的阶级关系，而是存在复杂的等级关系和矛盾。“在古代，众多的阶级、阶层错综地、层累地构成了自上而下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多层阶梯。阶级和阶层的区别常常表现为复杂的等级制度……所谓‘等级’，是由国家以诏旨和法律的形式允准和承认的、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社会集团。这些社会集团的经济、政治地位大相径庭，即使同一阶级内的各个等级也不是平等的。”[7]社会政治上的等级分化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典型特征之一。同时，等级制也是统治者所极力维持的。而等级间的分化和差异蕴含着矛盾和紧张关系。中国传统政治中的等级差异主要体现为：君臣差异与矛盾、官民差异与矛盾、君民差异与矛盾等，这些都是政治整合所必须处理的问题。
7民间社会。受到交通、通讯等物质技术条件及社会发展状况的限制，传统社会的国家权力并不直接控制基层社会。但是，基层社会仍需要被整合到整个的大系统中。实践上，这主要靠家族、士绅等完成。“实际上，在传统乡村社会，接受了儒家教育以及被帝国政权荫护的绅士，代替国家对乡村进行了有效治理，正是这种独特的治理方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成功地维系了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社会的整合。”[8]所以，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整合也包括对基层社会的整合。
总之，中国传统政治整合所面对的多元与现代社会和外国社会相比有一定特殊性，也具有丰富而复杂的内容。
二、一统：中国传统政治整合的目标定位
整合是分化基础上的重新组织、协调，最终实现一体化、系统化。所以，一体化、系统化就是整合的目标。但是，一体、系统只是对整合目标抽象、一般性的表述，在具体的整合领域、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对一体、系统的理解和表述也必然会有差别。具体到本文所讨论的中国传统社会，其政治整合的目标当然也是一体、系统，但用一统来表述似乎更贴切、形象。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虽然并不使用政治整合这样的概念，但无论是思想家、政治家、知识阶层、普通民众都不同程度上对政治整合有所期盼和设想。在他们或朴素简单或复杂精妙的思想观念中，政治整合的目标就是一统。⑩一统的目标和普通的、一般的一体相比，有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一个核心和最高点。一统目标的基本诉求是在整合后的状态中有一个核心，也存在一个最高点。即它所要求的不是简单的水平联结和垂直堆叠，而是要求系统要有一个轴心、主轴和最高点，体现出一种向心的趋势。“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可以说是对一统目标的典型表述。它认为在社会政治中必须有居于中央的“要”，而“要”必须为圣人所掌握。“要”就类似于一个中轴，在社会政治中是重要的东西，居于中心地位。“圣人”则掌握了“要”，居于最高的端点。所以，整合就是四方向中央的汇集、归附，同时也是向上、向圣人的汇集、归附。通过“四方来效”社会政治实现了有效的整合，形成了统一的、由圣人所主导的系统、整体，亦即一统。在这个一统的整合目标中，主轴和最高点显然是不可或缺的。在先贤们看来，社会政治生活没有主轴和最高点是不可以想象的，没有它们，政治整合也无法实现。
2 综合性、全方位的协调一致。一统目标的另一特点是综合性、全方位的协调一致，亦即，它不是单一方面和向度的整合，而是全面的整合。它至少包括了政治领域、思想学术领域、家庭生活领域等。在政治领域，它要求一方面政治制度中的每个人、每个机构都统一服从于君主，另一方面，其它社会成员、组织都统一服从于君主掌控的政治体系。在思想学术领域，它要求人们在思想意识上、学术倾向上向圣人、圣人之道靠拢，把体认、践行圣人之道作为个人学术和思想道德修养的毕生追求。在家庭生活领域，它要求家庭成员、家族成员依附、服从于父家长的权威，从而实现家庭、家族生活的集中统一。在这些方面，思想学术领域、家庭生活领域的整合并非是游离于政治整合之外，与政治整合关联度弱的部分，恰恰相反，它们都是整个社会政治整合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政治领域的整合互相渗透、支持，共同推动整个国家走向一统。其机理在于，思想学术领域内的制高点“圣”和政治领域内的制高点“王”虽然有所区别，但是却密切关联，甚至可能合而为一。同时，在“家国同构”的背景下，君主就是最大的父家长，家庭、家族内部的父家长就相当于内部的君主。所以，三者既高度关联，又相互渗透，最终可以实现社会全方位、综合性的高度整合。刘泽华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在许多人言论中，圣人与王是没有区分的，圣人的本质和功能就是王的本质和功能”。[9]张分田也指出，在中国古代“行圣王之道，立圣王之制成为普遍追求的理想政治与政治理想”。[10] 3 允许内部差异，倡导和而不同。一统目标一方面意味着高度集中统一，另一方面，一统也并不意味着完全同一、差别和多样的消失。一统在要求统一协调的同时，也保留了足够的弹性和包容性。在保持对至高点的统一归附和服从的前提下，一统承认、允许差异和多样的存在，并要求形成和谐、温和、充满道德感的内部关系。这一倾向主要体现在对和而不同、和谐、中庸的倡导上。和而不同是因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即认为单一性的事物是无法长期存在、延续的，只有在事物之间建立和谐、协调的关系，才有利于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可见，中国的文化传统并不主张消除与己不同的事物，也不要求消灭事物之间的差别，而是主张通过和的方式在事物之间建立起协调、和谐的关系。这一原则当然也适用于社会政治领域，《论语?学而》中说：“礼之用，和为贵”，认为社会政治领域要靠礼来维系，但是在礼的运用上也要注重和，即应该缓和人们之间的矛盾、弥合人们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制造紧张和冲突。此外，中国的文化传统还特别重视中庸，《论语?雍也》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对此，朱熹的解释是：“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中庸强调的是一种追求平衡、适度，避免走极端的态度和思维方式。它对中国的文化和社会政治的影响极其深远。应该说，中国传统政治整合的目标――一统之中，除了要求集中统一、归附服从外，也蕴含了和而不同、和谐、中庸的精神，因而，它并不反对差异性、多样性，而是要求在差异和多样之间求得协调和平衡。
三、由多元而一统：中国传统政治整合的复杂运动
多元为前提，一统为目标，中国传统政治整合就是由多元而一统的复杂运动。这一运动包括多个侧面、多个子过程、多种环节，难以一一尽述，以下仅讨论其总体特征，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有领导。中国传统所理解、所要求的政治整合并不是一个自发、自主的过程，而是一个有领导、有组织、有安排的过程。这个领导者、组织者就是以君、圣为最高代表的权威。这些权威被赋予了政治整合的权威。而且，在许多思想家那里，甚至在整个社会意识之中，政治整合对君、圣等权威而言，不仅是权力，也是其主要职责，甚至是其存在的理由。君、圣等权威应该、也必须将社会政治的各个部分乃至整个国家整合为一体。在这个整合过程中，君、圣处于最高地位，是整个整合的最高规划者、组织者、实施者、监督者，是整个整合的最终操盘者。在君、圣的统一领导下，其它次级、更次级的权威负责自己区域、方面政治整合的领导、组织、实施。从逻辑上讲，整个社会政治整合是一个由下到上、由部分到整体、由外围到中心，逐级整合、层层推进最终实现大一统的过程。《墨子?尚同中》说：“里长顺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义。里长既同其里之义，率其里之万民以尚同乎乡长”，“乡长治其乡而乡既已治矣，有率其乡万民，以尚同乎国君”，“国君治其国而国既已治矣，有率其国之万民以尚同乎天子”。《墨子?尚同下》则说：“家君发宪布令其家”，“家君总其家之义，以尚同于国君，国君亦为发宪布令于国之众”，“国君选其国之义，以尚同于天子。天子亦为发宪布令于天下之众”，“天下既已治，天子又总天下之义，以尚同于天”。从以上材料看，墨子所讲的尚同，大致就是一个由大小权威逐级进行政治整合，最终实现社会政治高度整合的过程，其中的组织性、计划性显而易见。所不同的是，他认为在君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权威――天，最终应当同一于天。有领导，表明了中国传统中要求的政治整合的计划、组织、非自发的特性。
2多主体。中国传统的政治整合还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推进的过程。其中，最主要的主体当然是以君主为最高核心的政治官僚体系，他们有正式的权威、专门的机构、分工协作的体系、专职的人员、充足的资源、大量的物质技术手段，因而也是社会政治整合的主导者。除了他们以外，还有其它主体参与了政治整合过程，如家庭的家长、家族的族长、基层社会的三老等。在其它主体的最值得关注的是士人阶层。士人阶层是一个以读书学道为特征，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内部构成十分复杂的阶层。读书学道的独特属性使他们对以君主为代表的政治体系和相应的政治整合持积极、肯定、主动认同的态度。其中，一部分人通过选官制度，进入政治体系之内。通过这一环节，一方面他们被整合到正统政治之中，另一方面他们本身也成为政治整合的直接操作者。没有成为官僚的士人，仍然可以以一定方式参与政治整合，成为政治整合的主体之一。如可以通过收徒讲学的方式，将正统的思想意识在社会上广为传扬，灌输给学生弟子，使他们对国家、政治有认同感、向心力。一些有名望但未入仕的士人、致仕的官员等则可以以社会贤达、地方名流、民间领袖的身份参与政治整合。通过多主体的方式，传统的政治整合实现了对社会多领域、多层次的全方位覆盖。
3多方式。中国传统政治整合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概括而言，主要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硬的、消极的方式，即强制规训，主要依赖法律、制度、刑罚；一种是软的、积极的方式，即内在提升。强制规训一般是君主、官员依靠正式权力、依据法律制度、采取惩罚的方式限制、处罚不利于或违背政治整合的人、组织、事和行为。内在提升则指的是，通过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来促进政治整合。它又包括几个要点：一是君主、官员等负责进行政治整合的主体自身要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这甚至被认为是关键的因素。二是政治整合主体自身的行动必须符合政治整合的要求，即不仅是要组织政治整合，而且要自身主动完成政治整合，从而对其它政治整合的对象产生道德示范、感召的作用，推动整个政治整合进程。三是对政治整合的对象进行思想道德教育。通过对政治整合的对象进行道德知识、观念的灌输，行为的训导，提升其思想道德素质、精神境界、政治觉悟水平，从而使之能自觉约束自身行为，参与政治整合。在传统政治整合中，两种基本方式都是十分重要的，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提升了政治整合的效率和效果。但是，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内在提升的方式更受青睐，反映在治国路线上就是儒家通常讲的德主刑辅。
4 因时因地制宜。因时因地制宜强调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整合的灵活性。中国传统政治整合对一统的目标有明确的追求，同时，在事关国家一统的问题上也有坚定的原则性，但同时，中国传统的政治整合并不生硬、僵化，反而体现出务实、变通的灵活性。例如，在确保中央权威的前提下，在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实行灵活的制度、政策，即“因俗而治”。“‘因俗而治’治边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历史上少数民族多居住在边疆地区，为了维护那里的统治，中国历代统治者们都会在‘因俗而治’治边思想指导下，根据少数民族的历史传统、社会情况、风俗习惯等方面情况，制定出有效的管理方式。”[11]中国历史上的羁縻州府、西域都护、都护府、宣抚使、宣慰使、土司制度、南北面官等均体现了这一原则，对适应民族差异、地区差异，维护国家统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类似“因俗而治”这类因时因地制宜的灵活原则，不仅是汉族政权或中原王朝运用，少数民族政权、地方政权也会运用。所以，它所体现出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整合中的一个普遍性原则和中国政治的一个基本历史经验。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整合的弹性、适应性。当然，政治整合的灵活性也是为了原则性，它以一统为目标，也以一统为底线，是一统原则下的实事求是、区别对待。正如《礼记?王制》所讲“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在“教”“政”上要坚持一统，但对其“俗”“宜”则表示尊重，允许其存在和发挥作用。贾霄锋在论述土司制度时指出，“传统‘因俗而治’的治边思想和‘天下一统’的政治思想是土司制度形成的思想基础。” [12]即土司制度既体现了“因俗而治”也体现了“天下一统”。而且，需要强调的是，一统的目标定位中，不仅要求一统，而且要求高度的一统，只是考虑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满足最基本的一统基础上，可以根据地区、民族差异，允许部分方面的一统程度较弱一些。但仅仅维持低水平的一统并不是中国传统政治整合的全部追求，根本上它追求的是一种高度一统的政治整合结果。所以，一但条件发生变化、时机成熟，就会调整政策，以提高政治一统的程度即整合的水平。“改土归流”“用夏变夷”等就体现了这种倾向。 中国传统的政治整合的过程十分复杂，但总体而言，则相对清晰，高度的计划性、组织性，多主体的参与、多方式的运用、对特殊情况的灵活变通等都是其显著特征，同时也是其经验和精华所在。总之，中国传统政治整合是一个容量很大的题目，可以从不同方面、层次予以探讨，本文仅在宏观层面上，就其多元与一统的特性进行了较为有限的探讨。其中阐释不够充分和未涉及到的方面有待进一步研究。
注释：
① 政治整合（Political Integration）又称政治一体化，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概念。如同许多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一样，对政治整合也缺乏固定、统一的界定或理解，具体的表述、指向和范围也多种多样（关于政治整合概念的综述可以参见浙江大学徐露辉的博士论文《政治整合论》第17-31页）。但其中都应该包含着政治领域中多种力量、主体、子结构等联结、协调，最终成为一个统一、有序的整体的意思，简言之即指的是部分成为整体。本文即在此比较宽泛、一般的意义上理解和使用整合、政治整合概念。
②在严格意义上，政治整合、社会整合无疑是有区别的。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社会分化和社会分工较不发达，行政权力独大的情况下，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上，政治整合和社会整合都是混杂在一起的。所以，本文对两者也不作明确区分。
③关于当前中国政治和社会整合的难度，金灿荣曾指出：“随着中国从魅力型领导到技术专家治国的过渡，领导者的个人威望和意识形态整合能力都面临新的挑战，能否以新的共识加强党内团结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如果再考虑到西方对华“分化促变”的压力、权贵利益集团的不断固化，以及民众持续的政治参与要求，中国在政治整合和社会稳定上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参见：金灿荣. 成熟的大国是理性的――斗智斗勇不斗气[J]. 人民论坛，2012，S1：22-25）。
④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中国梦在整合上的意义，曹胜、杜裕禄阐述了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政治等整合中的作用，其中也包括中国梦，“统一战线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社会整合路径包括：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完成政治整合、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完成文化整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成制度整合，用充分体现效率和公平的社会公正机制完成利益整合。”（参见：曹胜、杜裕禄. 统一战线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优势及路径选择[N]. 光明日报，2016-04-02[06]）.白智立也指出中国梦“一方面可能在于对向市场经济转型以来日益被切割、零碎化了的中国社会以及人们的意识进行政治整合或政治统合，但更重要的可能还在于以此实现国民、社会的整合或统合来促进中国政策转型的成功以及经济发展等既定的公共政策目标。”（参见：白智立. “中国梦”语境下的行政变革[J]. 行政管理改革，2013，06：16-20）。
⑤这里的中国传统社会在时间范围上大体对应于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相对而言。在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延续。在近代，中国传统社会在内部矛盾和外部冲击的作用下，逐渐解体，并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型。但是，直到今天，这一转型仍未结束，现代社会仍未在中国完全确立，所以，当今中国仍是一个由传统向现代演变的转型社会。
⑥金观涛、刘青峰从系统论的角度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提出了“超稳定系统”“超稳定结构”的著名论断（参见：金观涛. 在历史的表象背后 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探索[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金观涛，刘青峰. 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 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第1卷）.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金观涛，刘青峰. 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
⑦当然，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稳定、延续并不完全是社会整合、政治整合的结果，而是与当时中国社会整体的生产力水平，社会分化、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等因素有莫大的关系。但是，整合的机制无疑在其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即试图挖掘的这一整合的机制或曰逻辑。
⑧事实上，由于传统社会中与政治整合有关的观念、思维方式等已经深入到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无论是否意识到或关心传统社会的政治整合，它都会对中国当今的政治整合产生某种影响。
⑨本文观点受到了由费孝通提出，并由众多学者进一步阐释、发展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启发（参见费孝通等著.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北京市：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该理论形成于民族研究中，很好地解释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以及中华民族和56个民族的关系。从整合的角度看，这一理论实际讨论了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整合问题。本文则认为这一理论中蕴含的思想实际也可以用于或者说推广到对政治整合的解释和研究，故而提出了多元与一统，并试图以之分析总结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整合。
⑩对一统的重视不只体现在政治整合中，它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一个突出特色，也代表了一种中国政治思想的特有思维方式。徐大同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重视一统的特色概括为“重一”，说：“这里所说的‘一’是指政治上的‘统一’‘一统’而言。……总的说来，合多分少，而且分中求合，在分合之中体现出治与乱的不同。统一往往是政治秩序稳定的前提，人们随之高度重视二者之间的关联。”（参见：徐大同.从政治学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线索与特色[J].政治思想史，2010，（3）：1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