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灾难报道看媒介的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8-0292-01
现代传媒环境较以往产生了诸多变化，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在于新媒体介入，使传者与受者的关系产生了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受者可以通过更为便捷的技术终端（如手机等）将自己所获得的信息迅速上传至网络，从而成为传者。传统意义上的传者，由于时空、技术上的限制无法迅速获得新鲜的信息，往往需要采用他人已通过手机等终端发布的信息，从而成为受者。灾难报道中，这些变化最直接导致的结果是信息量纷繁复杂。因此，一方面，在新的环境中，媒介进行灾难报道更需要对信息进行甄别择选，并在此基础上履行其应尽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社会各方对媒介在报道灾难新闻史的要求也更为严格。简而言之，在灾难面前，媒介从事新闻活动应担负起以下几项责任：
一、引导舆论
在灾难报道中，我们讲求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舆论，然而，灾难作为一个特殊情境，有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存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以正面宣传为主，出于各方利益考量，媒介在实际操作中往往着重于对领导、政府部门的宣传。如今，我们强调引导舆论，则更加倾向于对公众情绪进行疏导，树立灾民抗灾救灾的决心、信心。
汶川地震后，我国主流媒体几乎都作出了这样一种千篇一律的报道“抗震救灾刻不容缓。党和政府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迅速做了重要部署。灾难发生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第一时间召开会议，全面部署抗震救灾工作。”
尽管这样的战略部署信息固然很重要，可以起到增强凝聚力的作用。但在抢救生命的黄金时段里，对于身处灾区的人民，通讯设施匮乏，更需要广播这样在当时可以起主导作用的媒介告诉他们更多关于灾难的信息、并了解如何自救，而非“中央开会”、“战略部署”这样的政治宣传。
对比日本地震，广播和手机（特别是通过手机终端发布微博）在信息传递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量地震、海啸、核危机信息通过这两种方式的到了迅速传播。但在此过程中，我们很少看到日本国会举行多少会议，会议对某项问题做了如何部署。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日本广播协会旗下全部5家电视台和3家广播电台打破日常节目设置，增加报道东北部地震和海啸救灾进展，其中政治宣传类新闻所占无几，对于灾情则二十四小时滚动播出，并积极引导受灾人员配合救援队进行搜救工作。
二、坚守新闻专业理念
在以往的灾难报道中，树立典型、采用催人泪下的煽情手法表现灾难时我们惯用的报道手法，即使其中不乏虚假。而在本次日本大地震的报道中，我们看到日本媒体采用平和的态度，迅速、客观、准确报道，严格规范话语信息，并使信息尽可能的量化。
（一）重视灾难报道、突出灾难新闻的时效性。汶川地震之后，新华社打破常规，14时45分发出第一条英文快讯。随后第一时间根据中国地震局震情通报，向全世界发布了权威、准确的消息。14时56分，新华社从成都发出第一张地震的图片，时效领先全球各大媒体。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3日晚打破20多年传统，暂停播放系列历史剧，用大量时间报道灾情。
（二）拒接煽情、坚守新闻专业理念。台湾作家米果发表文章肯定日本公共电视NHK的报道风格，文章认为：在报道日本地震时，即使某些主播跟记者的声音颤抖，但是他们秉承职业理念，尽量用镇定、客观的的态度来报道相关新闻。相较于我国汶川地震，部分媒体在播发新闻时采用及其煽情的手法，大量播出灾民呼天喊地的画面。
（三）注重人文关怀。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部分新闻工作者为抢新闻、争头条，不乏耽误救援工作、伤害灾民感情。日本大地震，日本媒体则更注重人文关怀，特别注意防止创伤性应激源对受灾群众造成二次伤害。日方相关部门发言人曾就此明确表示，希望记者在采访时理解灾民悲痛的心情，不要为了新闻而去伤害灾民的感情，不要再新闻播报中采用悲惨的照片，特别不要播放遇难者照片。日本地震中，台湾媒体在报道台湾留学生撤离时，紧贴采访对象、甚至追逐不愿受访的学生。为此，日本警察将记者“请”出，而并且通过台湾驻日机构要求记者撤出灾区。这一行为引起了新闻界的思考和反省，《中国时报》发表文章指出，媒体有采访天职，但必须尊重当事人的尊严；这是实施媒介行为的基本要求，不分公共电视或民营电视都必须遵守。
（四）现代媒介在灾难报道中除应做到以上几点，还担负着另外一项责任，即预警。一方面媒介要在灾难报道中传播知识，比如日本核泄漏期间，日本媒体频繁发布信息告知灾民应如何应对辐射，以求将伤亡降到最低。另一方面，一次的灾难终将成为历史，但下一次灾难则可能出现在未来。因此，一次灾难成为过去后，媒介有责任、有义务发挥其预警的职能，引导人们从灾难中不断吸取经验教训。如日本在地震后第一次发生核泄漏，就迅速有媒体将本次核泄漏与切尔诺贝利事件进行对比，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核泄漏所可能带来的影响。
作者单位：陕西省神木县广播电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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