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技术环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
中图分类号：G2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1-0133-03
新闻专业主义，诞生于美国世纪之交的巨变中。新技术、新发明的出现，促使美国在19世纪末的新式新闻业形成以后，新闻专业主义登上舞台。那时的美国新闻业经历了政党报刊的时代和煽情主义以及商业主义报刊出现。历史的车轮行至1947年，哈钦斯委员会提出的《自由而负责任的报刊》报告中“社会责任论”正式出现，新闻职业伦理和准则进一步确立。历经从自由放任到自由约束，新闻专业主义核心的日渐完备。
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套论述新闻实践和新闻体制的话语，强调的是新闻从业者与新闻工作的普适性特征[1]：诸如新闻自由和新闻媒介的独立性，新闻报道必须“客观”、“真实”和“多元”，新闻工作者必须恪守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最主要的新闻职业规范等。
一、新媒体出现及其影响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电子科技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新闻采集、制作及传播方式开始发生变革。笔记本电脑、手机、数码摄像机、数码照相机、MP3等为代表的电子产品快速普及。这些代表着现代电子科技水平的新型电子产品的出现，为公民采集和传播新闻提供了技术上的充分支持，尤其是网络技术下博客以及微博的普及和广泛运用，使得“公民新闻”近年来的发展速度超乎想象。公民新闻（civil journalism）的出现，让记者这一原来只有少数人能够从事的专业，逐步演变为一种普通人也可以掌握的技能。
（一）全新的传播模式
新媒体是在人类第三次工业革命，即数字化革命的基础上发展出现的。它诞生于信息的数字化处理技术和网络传播技术基础之上。其形态如手机短信和彩信、网络博客、微博、数字杂志、移动电视等。新媒体在传统媒体基础上演变而生，其出现的主要标志是新闻内容制作的数字化和新闻传播技术的网络化。这一新技术的使用和普及，使新媒体跨越了时空限制，并且整合多种传媒资源使其功能互补。世界正在缩小成一个无远弗届的“地球村”，不同地域、民族乃至国家的文化开始走向融合。而新媒体的技术基础更赋予了其独特的传播特点。
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即新媒体具有传统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复合型传播特点。新媒体的传播特点就是人际媒体和大众媒体的互补融合，是能对大众提供个性化内容的媒体，即“多对多”传播模式。
（二）传统媒介的衰微
传统媒介具有的阶级性和经济属性使其代表着一定的利益集团或政治集团。因此追逐利益和一定的政治偏向性便是传统媒介不可回避的问题。由此出现的负面效应则是传统媒介为了吸引受众，不惜炒作八卦、暴力等耸人听闻的新闻事件。理想状态下的传统新闻媒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甚至可能会成为某些特定的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同时，越来越庸俗化、同质化的报道，以及固有的新闻审查制度等限制，使得最终的新闻产品离人们的要求――了解事实真相，这一目标而越发遥远。
在此背景之下，新媒体出现，继而促使公民记者诞生。公民记者既是新闻事实的阅读者，又是新闻事实的传播者，同时以双重身份进行新闻信息的采集和传播，这也易为广大受众所认同。2011年7月发布的 《2011舆情蓝皮书》指出，新媒体正日益成为众多舆情热点的首发媒体。在2010年138起社会舆情热点事件中，新媒体首次曝光的为89起，占比65%，比2009年的56%提高了9个百分点；传统媒介曝光的为47起，占比34%，相比2009年下降10个百分点。新媒体正快速成为社会主流媒体。新媒体正以自己的威力与魅力迫使传统新闻传媒的方方面面发生改变。
（三）公民记者的出现
公民记者作为一种强调公民参与性的新闻传播模式，它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上个世纪末的美国，互联网发展方兴未艾，“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已经启动，进而涌现种类繁多的网络媒体。1998年1月17日，公民记者麦特•德拉吉通过博客揭露了美国前任总统克林顿性丑闻案。这一事件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公民参与新闻报道的热潮。21世纪以来，数码设备的微型化和便携化以及博客技术的成熟，让公民记者传播形态的发展如虎添翼。世界范围内的传统传播生态被打破，新媒体时代的公民记者正在塑造全新的传播格局。
在中国，2007年3月首先通过网络报道，进而传统媒介跟进，举国上下都知道了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一场公民与政府博弈的同时，背后其实也是一场新媒体与传统新闻媒体的博弈。一位网名为“Zuola”，真名为周曙光的普通青年，全程追踪“钉子户”事件，并以其别样甚至填补传统媒体空白的博客报道迅速走红。从他开始，中国的传媒生态发生了改变，公民记者正式走上中国的传播舞台。
二、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
（一）打破传统媒介的专业壁垒
新闻专业主义对于新闻媒介要求其能够保持自身的独立性，独立运作，独立进行新闻业务，摆脱外界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影响。实际这是一种过于空想的完美理论。现实中，新闻媒介必然要有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统治阶层和政府的利益，也必然地受到商业因素的影响。网络时代的到来，给了这一悖论新的解读的可能。一方面，互联网的传播方式，即“多对多”的传播方式使得人人都可以成为向公众发布信息的传播者。面对繁杂庞大的信息源和信息渠道，无论政治因素还是商业因素都更难控制和影响传媒。
2008 年，山西某某煤矿为隐瞒矿难向记者分发“封口费”被相关记者通过博客文章揭露。若在以往，政府和其他利益集团对媒体的控制和利诱可能会成功，这一新闻不会见诸与公众。但是，在新的网络传播环境中，那些企图阻碍新闻事实传播的行动都不能完全保证成功，新闻事实来源的多元化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大众的公共利益。
同时，因为网络自身的特性使其容纳海量的信息，这远比传统媒体能容纳的庞大。门户网站因此成为公众在网络中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如果网络社会中的门户网站失去了自身应具有的专业操守，那将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2008 年三鹿奶粉事件中，国内多家门户网站都曾对三鹿问题奶粉的相关信息进行过屏蔽。
资料显示，2010年社会舆情热点事件首次曝光媒体中，占据前五位的首曝媒介分别是网络新闻、报纸、论坛、微博、电视，曝光舆情事件数量分别占全年舆情事件数量的25%、22%、17%、16%、8%。新媒体首曝舆情事件的比重愈来愈大，已经超过传统媒体成为新闻事件的首选阵地。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彻底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专业主义壁垒”，为普通公众提供了一个更为便捷的话语表达平台。
（二）影响新闻观念
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是要求新闻事实客观、真实，完全脱离个人主观的偏见和情感因素。这同样是一个理想化的概念。实际中“新闻生产背后有意无意深藏着种种‘主观’因子”[2]，绝对的客观公正不可能达到。在网络时代里，这一要求则更为复杂。
随着网络的普及，信息获得渠道越来越畅通发达。信息的传播者增多，视角也相应增多，被报道的事实通过各个角度得到全面完整地呈现，客观报道的可能性变大。2008 年的“华南虎事件”中，“打虎派”和“挺虎派”都借助网络这一开放平台，纷纷表达各自的意见看法，在网络中你来我往的观点争辩和激烈交锋，引起了全社会的极大关注。后来随着事实的进一步揭露，“挺虎派”弃暗投明，真相随之浮出水面。这或许是一个恰当的事例，印证了“真理总是越辩越明”这句话。新媒体借助网络这一公共空间所特有的开放和包容的特性，融汇各家之言，促使实现报道的客观性。
但是，网络中匿名化活动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就像那句“在因特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描述的情形。传播者身份的难以确定，使得其对于所传播的内容没有责任意识，网络传播的任何一个信息都有可能遭到主观意识的折射和歪曲。“由于无边无际的信息出口选择，公众很可能被埋没在信息垃圾，甚至谣言和谎言的汪洋大海里”[3]。2010年12月，“金庸先生被逝世”的假新闻，2011年有关“山西陈醋95%属于勾兑”等假新闻暴露出在当前的网络环境中，虚假信息屡禁不止，并呈蔓延的趋势。这也证实了网络时代的公民新闻脆弱的一面。
（三）塑造公民记者
新闻专业主义要求新闻从业人员以公众利益为目标，带领公众探求真理，代替公众行使正义。新媒体技术背景下公民记者的出现，使得“人人都是报道者”成为现实。他们遍布社会的各个角落，可能身处各个阶层，这也就保证了他们往往能够在第一时间接触到新闻现场，得到最及时、最真实的新闻素材，尤其是突发性新闻事件更是占据优势。利用手中的新型电子设备，他们能够瞬间将事件进行报道，进而借助网络媒介的优势广为传播。
2008年“3•14 事件”中，CNN等西方媒体对我国片面报道，我国网民通过BBS、博客、网站，甚至个人注册网站Anti－CNN，自发地揭露事实真相。快速的反应时间和多样的应对手段这在以往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需要注意的是公民记者与经过专业培训的媒体记者还是有较大不同。多以个人身份出现的公民记者，在“单枪独马”的报道中，公民记者报道的真实性及稳定性问题、公民记者的独立性容易被利用等问题也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公民记者对于新闻传播的认识和思考都与职业记者有着很大的区别，他们的报道往往缺乏深度分析，往往带有主观化、情感化的色彩，这些都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提出了挑战。
同时，公民记者的报道聚合机制问题也是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最开始从论坛、个人博客的爆料为主要报道方式的公民记者，很明显受到新闻传播平台的限制。论坛和博客的新闻爆料，实际上往往是公民个人“积攒”到一定的名气或口碑之后，才能得到新闻传播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自2010年微博这一崭新的媒介交流方式出现后，众多突发事件纷纷借助与这一平台被披露和报道，很容易被更多的人获知并及时反馈评论。2010年138起社会舆情热点事件中，微博首次曝光的事件为22起，占比由2009年的0%上升为16%。并且，2010年大部分社会舆情事件中均有微博的介入。例如上海大火中微博的网络动员、舟曲泥石流中的微博直播、江西宜黄拆迁事件中钟家姐妹用微博与当地政府展开博弈等[4]。
（四）培养受众意识
新闻专业主义要求公众具有知晓权。在纸媒、电视的时代，传播内容事先已经被确定，受众只能被动地接收，无法自主挑选和及时反馈。与此相反，网络时代中信息接受者与传播者的身份界限变得模糊，公众的知情权得到了保障。
2009年云南“躲猫猫”事件，网民参与到事件的调查中去。公众通过互联网行使监督权的意识加强，网络民主成为参政议政，监督政府的有效形式。“为公众服务”的目标因为受众的参与而得以实现。
而在这个“受众为王”的时代里，网络舆论引发媒体审判的负面效应同样值得注意。2009年“邓玉娇案”、2011年“药家鑫杀人案”等广受大众关注的事件，都在网络上掀起了质疑、批评、指责的舆论狂潮，影响了媒体的客观报道，给案件审理带来不正常的压力，甚至影响了案件的最终判决。在受众地位和角色发生改变的网络时代里，网民情绪化、个人化的倾向值得我们关注和警惕。新闻专业主义要求媒体不仅要摆脱来自政府、广告商的干涉，甚至也要摆脱公众的干涉[1]。
三、中国语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
文化的区别和国情的现状决定了专业主义不可能从西方简单移植到中国。一直以来，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只是体现为新闻从业人员掌握的专业技能和个人操守。涉及到媒体的社会功能，则被行政化的赋予其他内涵。至于新闻从业者的角色和责任，则“因地制宜”地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知识分子救世济民、启迪民智的内涵。有学者指出，专业主义在中国的话语实践中只能具有碎片和局域的呈现[5]。
同时，国内网络水平的快速发展促使了新媒体的出现，尤其2009～2010年，微博进入国内民众的视野。微博在人们不经意间迅速崛起，普通大众只要借助手中的手机或者相机，就可以成为传播的主体，甚至成为“公民记者”。在中国当下的社会形态下，对于众多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的事件和案例，已经形成了首先网络爆料、进而传统媒体报道初步放大、接着网络进一步形成热议、传统媒体进一步跟进，并最终循环成焦点问题的模式。
这一模式，一方面弥补了当下中国政治环境中传统媒介面临某些敏感话题，诸如高管贪腐、强制拆迁等话题上的无力和被动，为公众参与新闻生产提供了新途径。但另一方面，混杂的网络舆论，带有明显个人立场和情绪的发泄性语言，使新闻真相变得扑朔迷离，甚至逼迫传统媒介盲从和屈服于非理性的网络舆论。新闻专业主义变得更加稀缺。
总而言之，新媒介的出现给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带来了新的挑战。对当下的中国而言，以客观性为代表的新闻专业主义仍然有着相当的意义。但从中国的实践来看，它尚未真正扎根便遭到了巨大的挑战。 纷繁复杂的网络民意和情感高于理性，立场高于事实的新闻表述，使得客观、真实、多元的专业主义追求步履维艰。
- 上一篇：“新闻立台”的现实意义及路径分析
- 下一篇：电视新闻播音要“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