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僧侣的政治与公益文化活动
中图分类号：B9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11)03-0030-05
纷乱之世，宗教易于流行。即以佛教而言，我国历史上的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及唐末五代十国时期，佛教都很盛行。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僧侣人数众多，并且不少僧侣不甘心局限于寺庙，坐禅念经，潜心修炼，期求涅??成佛；他们走出寺庙，活跃于社会，甚至活跃于政治舞台，对政治、社会、文化都有重要的影响。
一、五代时期僧侣的政治活动
佛教宗旨为出世，超脱人间一切俗事烦恼，潜心修炼，得道涅??。按理，作为佛教忠实信徒的僧侣，不应与政治活动有过多的关涉；而了解五代十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五代时期僧侣与政治活动有着较密切的联系。不少僧侣成为各方统治者极力罗致的座上宾；不少僧侣成为军阀的政治或军事参谋；还有僧侣成为重要的军事将领。
五代时期，中原五朝由于存在时间不长，或十余年，或三四年，且战争频繁，内争激烈，统治者无暇与僧侣过多交往；而十国局势相对稳定，统治者在理政之余，多有与僧侣关系密切者。不少僧侣被延为座上宾，给予礼遇。
荆南武信王高季昌(兴)，“虽武人，颇折节，好宾客，游士缁流(僧侣)至者无不倾怀结纳，诗僧贯休、齐己，皆在所延揽。而贯休以忤成?I故，递(流)放黔中，后复来游江陵，王(高季兴)优礼之，馆于龙兴寺。”贯休入蜀，值王建称藩，王建“大悦，遽加礼待。洎僭大号，以国师赐号，曰禅月。”
南唐统治者也重佛教，礼高僧，先后迎请多名高僧入住金陵各寺院，吴越国也是一个重佛的国度，众多高僧受到吴越国王的礼敬和厚遇。
楚国文昭王马希范对名僧的礼遇也是很突出的。据载，僧洪道，能通内外诸典，道行尤高，大为时人所重。天福(936―947)中，居衡州(今湖南衡阳)石羊镇山谷，文昭王马希范闻其名，征为报恩寺住持。洪道不应召。文昭王坚欲致之，使者相望于路。洪道乃率弟子辈转徙深山中。会百鸟和鸣随之，使者追踪找到洪道。“及至王府，文昭王以国师待之”。闼
五代末期，楚将周行逢、周保权父子割据湖南时，周行逢“常设大会斋，缁徒毕集”；周保权对僧侣不仅礼敬，甚至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他“酷信释氏，每岁设大会斋僧者凡四，所耗国用不赀；又度僧建寺无虚日，复召群僧于府中讲唱，自为执炉焚香以听，见被缁之辈，虽三尺童子必抢地伏拜之”，对僧侣对佛教可谓五体投地矣。
闽国与南汉国统治者也礼重名僧，有史可鉴，无须赘述。
一些富于学识的著名僧人一生居无定所，云游四方，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统治者的礼遇。君主对僧侣的礼遇不仅表现在给予名僧优厚的待遇，还体现在一些名僧圆寂之时君主的郑重其事。不仅君主集众大臣聚会悼念，还给予谥号，仿似名臣去世一般，可见统治者对某些名僧的高度重视。
除割据一方的最高统治者尊崇僧侣外，僧侣还受到地方官吏、军队将领甚至于反叛势力的推崇。地方官吏不乏与僧侣往来密切者；一些将领将军队致胜或自己脱于死难归因于佛的保佑而大搞“饭僧”活动；一些反叛势力还将僧侣推出来作为首领或谋主，以凝聚人心，如闽国末年，将领李仁达反叛，欲自立，恐人心不附，拥立僧卓岩明为帝；南汉国张遇贤起义，以僧景全为谋主等。
五代时期各割据政权统治者对僧侣的礼遇，其原因或目的是多方面的。
首先，某些僧侣凭着他们对于政治的敏锐目光，或杰出的治政、理财能力，在帮助统治者发迹、夺取政权或巩固政权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因而受宠。建立前蜀国的军阀王建，其发迹的历程中，就曾得到过僧人的启发诱导。史载，王建原来是个桀骜不驯的“无赖”，贩卖私盐兼盗窃，人皆苦之，后有僧人观其相，知其勇悍敢为，劝他从戎，以取他日富贵。王建从其言，于是从军，由军士迅速晋身为将，最终开创了一番霸业。王建为此对给他指点迷津之僧怀有感激之情，构精舍以居之。
在吴越国，忠懿王钱?m取得政权，也得到过僧德韶的指引和帮助。后晋开运年间(944－946)，钱?m时镇台州，在僧德韶的指导下，及时赶回都城杭州，适逢胡进思之乱发生，前王钱宏??被废黜，钱?m因而得以及时填补权力空缺，被立为忠懿王。僧德韶是凭着灵敏的政治嗅觉，准确预见到政变的发生，为钱傲入杭执政作出了贡献。钱?m为此对僧德韶感恩戴德，“及袭位，迎德韶入杭州，尊为国师”，期望德韶日后仍能为其巩固政权服务。僧继?J在北汉受到君主的器重，就因为他具有杰出的政治尤其是理财才能，为北汉政权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北汉局促于河东一隅，既要臣事辽朝，每年给辽朝输送巨额钱财；又要频频与后周作战，军费开支不菲，因而财政窘迫。而僧继颐“多智数，善商财利”。这对于北汉政权来说是个难得的政治、经济人才。自世祖刘曼建立北汉政权伊始，已颇受信任、倚赖。继颐虽为出家僧侣，但却感念刘氏统治者的知遇之恩，心系北汉政权存亡，努力从经济上支持北汉政权。据载，“继?J能讲《华严经》，四方供施，多积蓄以佐国用。五台(按，继颐出家居五台山)当契丹界上，继颐常得其马以献，号‘添都马’，岁率数百匹。又于柏谷置银冶，募民凿山，取矿烹银以输，刘氏仰以足用，即其冶建宝兴军。”正因为继颐在财政经济上对北汉政权贡献良多，因而累官至太师、中书令，死后追封定王。
其次，某些僧侣掌握了占卜、勘舆等术数，能较准确地预测未来，被人们看作“神僧”，因而受到统治者的礼重，以之作为占卜寿命短长、政治兴衰的工具，或作为沟通人神的媒介，以求得神灵的护佑。如王审知被唐朝封为闽王时，吴王杨行密势力强大，欲据有东南。王审知为此忧心忡忡，遣人赍金帛诣洪州(今江西南昌)遗上蓝和尚，“且问国之休咎”。上蓝和尚以十字隐语告知王审知：“不怕羊人屋，只怕钱人腹。”“羊”暗指杨行密，“钱”指吴越王钱?H；“腹”喻指福州，王审知的势力范围。上蓝和尚富有政治眼光，认识到钱?H势力强盛，足以阻挡杨行密势力向东南的发展；王审知的心腹之患是钱氏，而非杨氏。暗示王审知或与钱氏搞好关系，或加强对钱氏的防范。王氏闽政权被灭后，其原有领土部分为吴越国占据，部分(漳、泉二州)成为原闽将陈洪进领地。陈洪进既想步王氏后尘，割据称雄，又惧怕新建立的北宋王朝势力强大，颇感迷惘，于是对“得异 术，言未来事奇中”的僧行云就“甚尊礼之”，欲藉之窥知前事，指点迷津。在湖南，受文昭王眷顾的报慈长老，据说也“能人定观人休咎”。吴越国僧王罗汉因为具有“出言者风狂，后亦多验”的神通而被吴越国王敬为“密修神化尊者”。对于统治者而言，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莫过于政权的治乱兴衰及自身寿命的长短。因此，这些素有道行，据说能人定观人休咎、预见未来的僧侣自然受到统治者的青睐。
再次，期望僧侣为己念经赎罪，求得神佛护佑。战争年代，许多统治者的“霸业”是建立在杀人如麻的基础上的。他们自知罪恶累累，害怕遭到现世报应或死后受到神灵惩罚，故而常常大做佛事，礼僧侣，以求解冤赎罪。如五代末期，楚将周行逢割据统治湖南局部地区，他常设大会斋，缁徒毕集，行逢遍拜之，曰：“吾杀人多矣，不假佛力，何以解其冤报乎?”嗍
第四，某些僧侣的趋炎附势，他们或极力神化统治者，或为之夺权固位出谋划策，以此取宠。五代僧侣中，虽不乏淡泊名利，甘于山野寂寞，即便流治者多番延请也不肯应召，甚至被迫出山后又设法逃脱者；但也不乏看风驶舵，趋炎附势者。他们投统治者之所好，对之歌颂、吹嘘、神化，旨在从中获得利益。
佛教虽然宣扬出世，主张目空现实，摒弃一切利诱，潜心修道，追求涅??成佛；但僧侣毕竟也是人，人的某些本性，诸如热衷荣华富贵等，在他们身上依然有所表现。不少富于才学、见识的僧侣主动谒见执政者，出入禁庭，究其目的，一方面当然是期求得到执政者的支持，使佛教得到重视和发展，另一方面则是获得君主宠幸，得享富贵荣华。
二、僧侣的社会化贡献活动及其文艺
五代时期的僧侣，并不局限于寺院之中念经诵佛，潜心修道，追求涅??；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常常走出寺庙，参与多方面的社会活动，如经营商业、为人占卜解梦、祈福禳灾，等等。此外，还有一些值得一提的社会活动。
(一)诱导邪恶之人向善
僧侣虽为出家之人，然而对于现实世界并未冷漠处之；他们对社会、对民生，大多还保持着热诚之心。不少僧侣都把劝人为善作为自己应尽的一份义务。
唐末五代，天下大乱，许多人成为偷盗杀掠、无恶不作的邪恶者。这些邪恶者常常不顾礼则，不畏国法，而僧人的劝言则常常受到重视。不少人正是在僧人的规劝下弃恶从良，改邪归正的。前蜀国主王建由“无赖”而成为国主，即得益于僧人的规劝。据史载，王建少年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后因犯罪被逮入狱，以狱吏放纵得以逃出，亡匿武当山，“遇僧处洪，以相术奇建曰：‘子骨法甚贵，盍(何不)从军自求豹变!’建感其言，因隶军于忠武”，因军功而不断升迁，终成一方军阀。吴越国王钱?H亦有类似经历。据载，钱?H“及壮，无赖，不事家人生产，以贩盐为盗”。一禅僧洪?劝他“好自爱”，勿作奸犯科，自毁前程。钱缪“后累立战功，为杭(州)牧，故奏署(洪)谨师号。见必拜跪，檀施丰厚，异于常数。终时执丧礼，念微时之言矣。”
戒杀生是佛教戒条之一。僧人不仅以此律己，亦以此告诫俗世之人，尤其是掌握军队的将帅。
受军阀宠幸的僧侣，常劝军阀戒杀，挽救过不少人命。如唐末，钟传为洪州节度使，对洪州上蓝院的上蓝和尚颇礼敬。当时，王审知与王潮兄弟假道洪州，欲人福建。钟传“阴欲诛之”。上蓝和尚知情后，对钟传说：“令公何故起恶意，是欲杀王潮否?”钟传如实承认。上蓝和尚道：“老僧观王潮与福建有缘，必变彼时作一好世界。令公宜加礼厚待；必若杀之，令公之福去矣。”钟传于是放弃杀戮之念，“加以援送”。翻
刘岩在岭南建立割据政权――南汉之初，雄心勃勃，志在兴兵攻伐，拓展疆域，将诣寺院决臧否。适遇僧如敏圆寂，圆寂前对刘岩来访已有预知，遂遗留一缄，只有玄语一句：“人天眼目，堂中上座。”刘岩“悟其意，遂寝兵。”我们虽不明僧如敏偈语之意，但他通过隐晦婉转的方式规劝刘岩放下屠刀，实行“弭兵息民”政策，并且取得实效，则是可以肯定的。
(二)行医施药，收瘗尸骸
一些僧侣善医。他们运用其杰出的医术，为民除疾驱病，受到民众的敬仰。如前蜀国僧智广，“善救病，以竹片为杖，拍其痛处决之，无不立愈，挛者便申，跛者能行，其余疾苦，应手痊损。乾宁二年，高祖(王建)延智广于成都宝历寺，为人疗病，所得资财，即用修造，遂于本寺天王阁居止。于是病者竞来，日有数千百人，贫者不复施钱，时号‘圣僧’。”秭归僧怀浚也善医药，在南平，“以医药有效”而受到南平王高从诲的礼遇。
朱长文修《吴郡图经续记》卷中“明觉禅院”条载：“(后)晋开运中，有僧遇贤，……能告人祸福，必验；与符治疾者，必痊。”《十国春秋》卷99《僧文炬传》亦载：“先是，文炬诣西院法堂，轮竹杖而入，会有五百许僧染时疾，文炬以杖次第点之，各随点而起。”这些记载看似荒诞不经，实际上应是对这些僧侣医术高明的神奇化。
一些僧侣还利用诗歌作宣传工具，向民众传播医疗科学知识，如齐己有《粥疏》诗：“粥名良药，佛所赞扬，义冠三檀，功标十利。更祈英哲，各遂愿心，既备清晨，永资白业”。据说“禅流称其辞，谓当与《食时五观》并传”。可见其诗影响之广。粥食利于养生已是今日常识。
五代为战乱时代。每次战争之后，尸骸暴露，惨不忍睹。一些僧侣以慈悲为怀，倾力掩埋尸骸。后汉朝平定永兴赵思绾、凤翔王景崇、河中李守贞三镇叛乱后，“遣使诣河中、凤翔收瘗战死及饿殍遗骸，时有僧已聚二十万矣。”
(三)吟诗作画
五代僧侣群体中，不乏富有学识专长者。他们在从事宗教活动之余，与君主、官员、文人学士相往来，吟诗作文绘画，甚至著书立说，对于推动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贡献。
这时期，善诗赋文章的僧侣很多。如前蜀国僧段义宗，“雅善词章，有咏《大慈寺芍药》、《三学院经楼》及《题判官赞卫听歌伎洞云歌》诸诗，言论风采，倾动一时”。在南汉，僧齐己与朝官黄损等“定近体诗诸格，为湖海骚人所宗。”僧齐己晚年与荆南(南平)名臣梁震往来密切，吟咏酬答，有诗八百余首，孙光宪为之作序，命日《白莲集》。僧齐己曾游湖南，“尤好轻忽”的徐东野谓其同僚日：“我辈所作皆拘于一途，非所谓通方之士。若齐己，才高思远，无所不通，殆难及矣。”后蜀僧可朋以“能诗”著称，有诗千余篇，号日《玉垒集》。五代时期，湖南诗风炽盛，名诗人辈出。在此氛围中，僧侣能诗者亦多。如僧虚中、文喜、僧乾康等。
精通学问、擅长文章的僧侣如闽国僧文超，不仅“雅善诗”，而且“博通内外学，声闻朝野”。《十国春秋》卷115《拾遗?吴越》有云：“近世释子(僧侣)多务吟咏，惟赞宁独以著书立言，尊崇儒术为佛事，故所著《驳董仲舒繁露》二篇、《难王充论衡》三篇、《证蔡邕独断》四篇、《斥颜师古正俗》七篇、《非史通》六篇、《答杂斥诸史》五篇、《折海潮论兼明录》二篇、《抑 春秋无贤臣论》一篇，极为王禹傅所激赏”。僧仁显，“博雅工文章。居荷泽院为僧，勤于著述。广政中，撰《华阳记》，中辨关羽墓在草场，庙在荷圣寺。前人缺误，多是正焉”。
善书法艺术的有：后蜀僧昙城，“幼精六书，常学李阳冰篆法，遂臻其妙”；僧晓峦，“攻草书，得张旭笔意，与昙城一时并称。”南唐国僧应之，“能文章，习柳氏(公权)笔法，以善书冠江左”，保大中赐紫，命写《楞严经》，既成上之，“元宗叹曰：‘是深得公权之法者也。’……应之书名，由是益振。”僧贯休除善诗外，还工篆、隶、草书。吴越国僧亚栖亦以书法艺术著称，并对吴越国王钱?m及其子侄有重要影响。
善画的僧侣有南唐僧巨然。南唐中主时，有北苑使董源善画龙、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后僧巨然祖述董源画法，皆臻妙理。有人评论道：“大体(董)源及巨然画笔，皆宜远观。其用笔甚草草，近视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僧侣在文化艺术造诣上，并非仅仅擅长某一方面，而是在多个领域均有建树，如南唐僧应之，不仅善书法，还善音律；?归僧怀浚则诗与医药兼擅。吴越国僧赞宁，佛学、哲学、史学兼通，著述众多。南唐僧文益儒释皆通。
五代时期，佛教在藩镇割据政权中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僧侣来源广泛，队伍庞大。僧侣中，有不为名利所诱，不闻世间事，投身岩谷，灭迹市廛，潜心修道，老死于寺院中者；然亦有众多僧侣不甘心局限于寺院狭小天地之中，他们身在寺院，心系世俗，积极参与了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的活动。“中唐以前南方禅师多隐遁山林的状况，至此有了显著的变化，其中部分又回到了都城闹市”。不少僧侣受到了各地统治者的崇奉礼遇，被尊为国师、军师、谋主；不少僧侣对社会，对文化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以至吴任臣著《十国春秋》，于每一割据政权历史之后，几乎都要为一批僧侣立传，记载他们的事迹及贡献。本该隐遁山林、默默无闻的僧侣，却在历史舞台上表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或许是唐末五代战乱时期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也是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