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科生和台独分子之间——对民进党高层的一种法社会学考察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1-10
（三）职业优势：作为自由职业者的律师
作为自由职业者，在从政上，法律人还具有能够自由安排时间（拥有充沛的时间）、经济条件上允许一心一意从政、在阶层出身上容易为各界接受以及与民众交往较为亲密等优势。而这些优势，也促成了其它自由职业者在从政上的某种便利。[23]
1．与各界的密切接触
出于职业活动的要求，一般而言，律师需要与社会上的各色人等打交道；为了营利，需要轮换式地代理不同利益集团。尽管，理论上而言，律师的代理往往只限于解决专业问题，但是，为了更好地代理，他往往会深入地体会各类当事人的感受和需求，这不仅能如本文上面所述，使律师获得“对各种利益的准确把握和良好的平衡感”，而且，也能频频在公众面前露面，为各界所了解，成为公众性人物。而这对于赢取选票无疑是非常有利的。回顾陈水扁等以律师身份加入民进党者，往往都有这方面的讨巧。[24]
2．充裕的时间和一定的财力
人们或许会发现，在法治化的社会里，尽管也有很多公务员经受过良好的法律或者财经专业训练，但很少会有选举性官员（包括总统、州长、议员）出身于公务员队伍。探究其原因有很多，比如，公务员的工作比较稳定，一般选择公务员者，在价值观上就崇尚过一种比较安逸的生活；公务员的职业伦理之一就是在政治中保持中立；普通公务员的工作比较程序，不需要特别突出的能力，所以公务员队伍并非是社会里最为精英的团体等。此外，还有一个因素也不容忽视：要投身政治，特别是选举式的政治，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虽然人们印象中的律师往往是西装革履、提着一个公文包匆匆而行的中青年——事实确实如此，律师往往都是超负荷地工作，几乎没有休假日地工作，但是，律师或自由职业和其他职业的区别在于，他们能够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而不像公务员、医生等定时地上下班。
此外，相比社会其他自由阶层，律师一般都收入不菲，能在短短几年间，积蓄维持和保障一生的体面生活。并且，又由于是自由职业者——他受雇于当事人，但也不受雇于任何人——律师不必担忧，因为触犯了某些政治势力或者权贵，而担忧生计毫无着落，或者遭遇失业的厄运。相反，律师只有独立地与政府抗争，体现维护民众权利的姿态，才能获取民众的支持，得到更多的案源。
3．阶层出身容易为各界接受
尽管，社会中不乏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以及屈从于某种权势或富贵的律师，但总体而言，律师是属于中产阶级的——在律师将法律作为一门技术来营利的同时，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也利用种种有利因素，把自身构筑成了一个既独立于国家，也独立于当事人的“自治的共同体”（至少在形式上如此）[25]。律师作为候选人，相比其他阶层出身者，更容易为社会各界所接受，使人们很少产生“这一职业的上台是我这一阶层或者阶级的失败”的感觉。再说，在中产阶级占据社会大多数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律师本身就拥有强大的阶层基础。一般认为，上台执政前的民进党，主要的社会基础是中产阶级，[26]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在台湾社会中产阶级实现质的飞跃的70年代，律师大批地加入台独势力，与他们本身的阶层认同也有着很大的关联。
三、基本逻辑（2）：为什么是民进党？
（一）法律人难以立身的国民党与制度化反对国民党的专业优势
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它是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以及这种官商（地主）结合中的腐败本质。退台后，尽管在党务方面作了大规模的改革，但其代表官僚资产阶级和某些特权阶层的本质，在分裂前依然没有改变。通过派系清洗，蒋氏国民党“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党国体系反而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就本文主题而言，这种党国体系在人事上的弊端就是，为了排除异己，维持蒋氏统治，裙带关系盛行，人才选拔和晋升并不决定于个人的才能和贡献。蒋经国上台以后，针对国民党领导层严重老化、在台湾统治合法性遭遇严重危机等问题，虽然也大胆地提拔“青年才俊”，吸纳经济社会结构变迁中新生的社会力量，增加本省籍人员在领导层的比重，提升在地方选举的组织实力和选举能力，使当时的国民党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并透过人事选拔获得了坚固的统治基础。[27]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人才提拔的方式仍未脱离“裙带”模式，个人的政治前途，依然取决于个人的家庭出身、个别领袖和领导的好恶等非民主因素。正如上文所述，法科生在法学院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如注重精确的专业术语、适合对抗的辩论技术、擅长煽动的演讲口才等等，在民主选举的社会里，特别容易脱颖而出。但是国民党支配型的政党体制、裙带式的人事模式，不仅使得优秀的法科生在其之中无法施展其专业优势和才能，而且还会有意无意地将一批擅长选战的精英律师拒之门外，并在“美丽岛”等一系列事件催生下，将他们推向国民党的对立面。[28]
迫于国际和社会压力，国民党在民主领域不断让步，甚至主动推进台湾政治民主，但它自身却在党内改革方面滞后了。尽管自觉地从党国体制中脱身，但却未能成功而及时地由威权型政党转化为竞争型政党。[29]党国体系为国民党积累大量政治资源的同时，也使其背负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尤其是旧式的政党体制难以适应“民主化”以后的台湾社会，为后来的分裂以及惨败埋下了伏笔。
相比国民党，民进党从“党外运动”起家，没有旧政制下的历史包袱；同时为了攻讦国民党，至少在表面上要建立不同于国民党的政党体制；另一方面，民进党的主要人物多有留学背景，在心理上对西方政党制度也极为认同[30]——因此，民进党的政党体制在客观上比较接近现代政党体制，使得法律人更能凭自身的专业和能力进行发展。而民进党曾长期作为主要的“党外反对力量”，同时也以“民主进步”作为招牌，自然对法科生有较大的吸引力。此外，民进党成立后，在没有地方派系和扎实的地方党部辅选的情况下，街头运动和文宣造势是其表达政治主张、赢取选票的主要途径，而这些也正是律师等擅长所能。当然，民进党内也一直存在派系斗争之类的冲突和矛盾，这种斗争关系到政治主张的分歧和政治利益的分配，是各种政党和政治团体都难以避免的。但是至少在表面上，这种斗争还是要限制在相关的规则范围内——这也使得法科生能够发挥不同于一般政客的作用。
上面也谈到了分裂前国民党的阶级本质，它基本上代表的是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退台后，通过土地改革，还笼络了农村基层以及涉黑的一些势力。综合他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多是那些控制着在垄断和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创造出来的资本和国家权力的大集合体。这种集合体从阶级本质来说，是不太需要理想上的合法性保障，因为他们有其它保证服从的方法。世界新兴工业国家和社会的一个普遍规律就是，对法律的支持越来越来自于那些因资本的扩张而扩展或急进的集团。这或许也可以作为我们理解本文主题的一个视角。[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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