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复兴使命下的“反台独促统一”
三、民族复兴是国家统一的合法性基础
民族复兴是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的最高使命。与历朝历代的中兴相比，民族复兴直接应对、挽救由于外国的入侵引起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危机。民族危机表现军事上被侵略、领土上被分裂、经济上被剥削、[⑧]政治上被压迫、文化上被同化的危机状态。民族复兴就是要摆脱这些危机状态。
虽然两岸分裂直接是两种路向之争的后果，但是，之所以要寻找新路向，却是因为外国入侵引发了民族危机。回溯历史，两岸分裂正是民族衰微、无法有力反击列强入侵的表现。没有外国侵略，就没有今天的两岸分裂。
民族复兴是中华民族的最高使命，并且是远未完成的使命。国家统一蕴涵于民族复兴大旗之下的具体使命之中，民族复兴是国家统一的终极合法性基础。民族复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天命，是没有根据的，它自身就是一切的根据和基础。民族复兴，就是中华民族的最高之法，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国家的一切努力，都必须接受民族复兴使命的合法性检验，都必须指向民族复兴，为了实现民族复兴。在抗日战争中，本来相互视为仇寇的国共两党，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放弃放弃党派之争，就是因为在民族大义面前，各种具体的斗争都是次要的。
在民族复兴使命下，一切政治主张都必须接受民族复兴的合法性检验，一切政治主张都必须为了实现民族复兴才可能具有政治合法性。无论过去的国共路向之争，[⑨]还是今天台湾政权以及“台独”势力的政治主张，大陆的“民主精英”的政治主张，以及中央政府的政治主张是否合法，都必须接受民族复兴的合法性检验。若有人借口所谓的民主、自由等等政治主张，阻碍国家统一，那么，这种民主、自由就是不合法的，就沦丧为分裂国家的工具。[⑩]无论以什么政治主张为借口，企图分裂国家，破坏民族复兴，都必须坚决反对。
在民族复兴使命下，两岸应该统一就具有了至上合法性。两岸关系中的问题不是应不应该统一，而是如何统一。如何统一呢？在今天，中央政府希望通过两岸的共同努力，和平统一，尽量不要采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化干戈为玉帛。中央政府决不希望中国人打中国人。两岸应该为了民族大义，放弃特殊利益，完成国家统一，同心同德，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今天，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政治条件在今天已经完全具备了[11]——
大陆不再纠缠于政治制度这些实现民族复兴的方式或者路向上。各种方式都有自身的优劣，可以互补，和而不同，殊途同归。可以说，和而不同就是解决两岸统一的基本精神和策略。其实，自从1978年以来，大陆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有助于民族复兴，不同生产方式已经和而不同，并在政治上积极推进民主法治的建设。大陆以自己的路向努力推进民族复兴，中央政府并不想改变台湾的政治状态。台湾政权的《国家安全法》说：“人民集会、结社，不得主张共产主义，或主张分裂国土。”今天，中央政府根本不要求台湾走共产主义路向，所以，台湾不主张共产主义已经根本不会构成两岸统一的政治障碍了。反过来，台湾政权凭什么要求中央政府改变大陆的政治状态呢？因此，两岸的根本分歧就应该消失——如果不囿于一党一己之私的话。所以，任何借口政治上的差异来阻碍国家统一的理由都毫无根据，其相应的阻碍行为也是非法的。
以谁为领导力量推进国家统一？在今天，这个力量当之无愧地是中央政府。反独促统，不仅是中央政府赋予自身的使命，更是中华民族赋予它的使命——中央政府是受命。同时，只有中央政府主动接受反独促统的使命，它才有资格成为中央政府，领导人民实现民族复兴。
反独促统天理昭昭，其应然性、必要性和必然性，与具体党派、政府无关，与之有关的是，它必须竭力采取措施，回答“如何统一”的问题，使国家统一成为实然。如果某届政府在实际上推进了统一进程，在政治上就是它证明和加强自身合法性的标志，也是证明它具有并加强它的坚强意志和高超执政能力的标志。反之，如果某届政府放弃、背离了反独促统的使命，它就是对民族复兴使命的背叛，它就丧失了作为中央政府的资格，最终会被中华民族抛弃。
四、大一统：国家统一的王道合法性
在历史上，中华民族屡遭分裂之患，反分促统是中华民族的基本诉求。中华民族也形成了一套反分促统的思想。在历史上，道学的大一统思想为反分促统提供合法性基础。
“大一统”之“大”不是大小之大（形容词），而是尊大之大（动词），即推崇的意思。“一统”不是今天的整齐划一意义的统一，“一”是元，指道；“统”是始，有统率之意；“一统”就是元始。“大一统”是指推崇王道，而不是指行政或者政令的整齐划一。[12]
大一统思想正是形成于董仲舒，但其渊源早在董仲舒之前。周代及其以前的封建制度就是大一统的具体实现。“封国土，建诸侯”，是由以天子为代表的中央的分封，它本身就是中央的统一行动，是王道大一统的展开。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则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这也是大一统思想的渊源之一。董仲舒阐释了大一统思想，是要为国家政治的合法性建立一个的形上根据，并从这个根据出发建立一个普天之下的公共交往平台，各种具体的思想、风俗、政治建构等等，都可以在此平台之上和而不同。一个国家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公共交往平台，否则就会导致四分五裂。建立一个基本平台的构想和举动就是大一统，而公共交往平台则是大一统的产物。基本的公共交往平台在理论上并不蕴涵，在事实上也不需要行政或者政令的整齐划一。在封建制中，诸侯国共尊一个中央（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周王室），并不意味着中央要统一具体的政令，诸侯国完全可以在基本平台上各行其政。[13]
在大一统思想下，如何看待两岸关系呢？答曰：中央政府与台湾政权是正统与偏安的关系。两岸关系与历史上的宋朝与南唐、清朝与南明的关系是一样的。在己丑年（西元1949年）以前，中共政权就不是正统，国民党政权亦即中华民国才是正统。1949年以后，共产党政权亦即中央政府才是正统，国民党政权则沦为偏安。这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中形成的国家正统的认同方式，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性、民族性之体现。台湾政权虽然可以自认为仍然是正统，但这只是自以为是。绝大多数的人民认为中国的正统已经被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号的中央政府所秉承。
为什么人民的认同发生了如此改变呢？这是民心向背所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由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等等原因，导致它执政能力日益降低，社会日益不均不安，[14]民生日益疾苦，因此人民认为它丧失了继续领导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改善民生的执政资格，民心背离而使之丧失了政治合法性，并败退台湾而丧失正统地位。国民党政权的正统地位不是自己主动放弃的，但同时也可以说，是国民党主动放弃的。国民党政权退出正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因为它长期不能积极作为，兴利除弊，导致政治腐败，执政能力低下，民生疾苦，人民才放逐了它。与国民党相对照的是，共产党能够“正德利用厚生”（《尚书·大禹谟》，又见《左传·文公七年》），为人民服务，执政能力日益攀升，得道多助，民心相向，才取得了执政资格。如果没有人民对共产党的支持和对国民党的反对，共产党政权是绝对不可能取得正统，国民党也绝不可能沦为偏安。
不能否认，共产党取得正统地位后，在执政上有许多政策性失误，权力腐败的现象变得非常严重，执政能力有所降低。如果不反腐倡廉（廉政），兢兢业业（勤政），咨诹善道，察纳雅言，运筹帷幄，提高执政能力（优政），推进民族复兴，共产党政权的正统地位也岌岌可危。胡锦涛等共产党人非常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并尖锐地指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15]
无论如何，有一点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只可能有一个中央政府。中国的正统永远在大陆，中央政府永远在大陆，任何政权只要离开了大陆，就不可能还是正统，亦即不可能还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在大陆，并且在今天就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号的政府，这是中华民族对正统的认同方式，而不是依靠任何外国或者国际组织裁定的（详见第五节）。这是勿庸置疑的。
国家统一是民族复兴的必然使命之一，其合法性本身与当前政权是什么性质、哪个政党执政、执政党和政府是否腐败、执政能力是否优秀等等具体因素没有任何关系，与这些具体因素有关的只是如果当前政权执政能力低下，不能完成国家统一使命，它就必然退出正统地位，由新的正统政权继续推进国家统一——任何政权执政，都不能否定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绝对合法性，民族复兴和蕴涵在民族复兴之中的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的王道，是中华民族的使命。
只有坚守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立场，两岸之间才有基本的交往平台。因此，台湾政权对待两岸关系的思路应该是：国家应该统一，在承认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与中央政府商谈如何具体地实现统一的问题。中央政府提出的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可以说既把握了国家统一是两岸关系的底线亦即基本平台，也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国家统一是一个两岸共同的事业，是两岸共同协商的问题，双方都应借实现国家统一之机，改善整个国家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凝聚整个中华民族，众志成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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