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复兴使命下的“反台独促统一”
[①] 在大陆的意识形态中，国共斗争经常被解释为阶级斗争。如果按照阶级斗争来解释，国共斗争仍然是国内斗争，由此导致的两岸分裂仍然是一国之内的内部分裂。
[②] 国共斗争是国内斗争，这种斗争基于对国家统一立场的确认，体现在台湾政权颁行的法律中，如《国家统一纲领》和《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法》（原名为《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明确规定：“人民集会、结社，不得主张共产主义，或主张分裂国土。”“不得主张共产主义”，正是国共两党路向之争的表现。不得“主张分裂国土”，则是两党之争是国内斗争的表现。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是否能够一言以蔽之地资本主义主张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主张来概括两条路向的差异，这里存疑（已经有学者指出了这一点，如丘路。参见丘路：《国民党代表谁？》，载《读书》2002年第4期。）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降，如果继续纠缠于姓社姓资来看待两岸关系的基本特征，就是闭闻塞听，不顾活生生的现实，越来越丧失了时代针对性。
[③]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说：“《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此言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两种路向以及两党之争。
[④] 至于其间夹杂着一党一己之私，以私害公，不能和而不同，阻碍了民族复兴，不在这里的讨论之中。
[⑤] 台独势力当然不这样认为，但只要按照台湾的现行法律，它就违反了台湾法律、背叛了中华民族和民族复兴，应该被绳之以法。详见后文。
[⑥] 两岸分裂预设了国家统一，甚至非常明显地表现在“反攻大陆”这样的看起来极易加剧两岸对立的口号和目标中。台湾政权认为，共产党是造反派，夺去了国民党曾经统治的而且应该由它永远统治的天下。国民党退守台湾并不是要与大陆划海而治，而是要把台湾作为根据地，反攻大陆，收复天下，统一国家，重掌大陆政权。因此，反攻大陆意味着，两岸分裂不应分裂，而应统一。“大陆”一词蕴涵的是：大陆是中国的大陆。与此相应的是：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只不过，台湾政权仍然以中国之正统自居，认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已经转移到了台湾。
[⑦] 即使陈水扁做了发展台湾，改善民生的工作，但并不能将功折罪，认为陈水扁“竞选”、“当选”就是合法的，更不意味着这些工作可以证明“台独”是合法的。台湾人民选举陈水扁，也不等于支持“台独”。因此，不能混淆问题。
[⑧] 这种剥削不是指正常交易中的赢利，而是基于不平等的交易规则导致的西方对中国的剥削。
[⑨] 国共两党代表实现民族复兴的两种路向，但是，我们必须反复强调，路向只是方式，路向的目的是为了民族复兴。因此，在合法性上，任何路向都必须接受民族复兴的检验。在我国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许多斗争本来都是方式之争，由于分歧方的不妥当，使得分歧方把方式当作立场，当作唯一，掩盖的目的，从而导致方式之争。分歧方没有很好地认识到，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可以多元化的。而我们通常说的多元化，不是目的的多元化，而是方式的多元化。举一个例子来说，在新文化运动的斗争中，反古派（即西化派）、护古派（即通常说的民族文化本位派）和马列派之间的斗争，就是把方式之争作为斗争的一切内容。三方都忘记了，三方的目的都是为了民族复兴的。在复兴方式上，有些东西可以西化，如对科学、民主的吸纳。但吸纳科学、民主就一定要反对历史（文化）吗？因此，吸纳科学、民主也应该维护历史。同时，马列主义的经验、苏俄的经验也可以采用。是故，三方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主张的方式当作唯一正确的方式并以之排斥其他方式呢？为什么不能相互补充、和而不同呢？《周易·系辞》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未尝不可呢？为什么一定要“得一察焉以自好”，“往而不反”（《庄子·天下》）呢？
[⑩] 如前所言，台湾政权自己违法自己的法律，如果还以所谓的民主法治为借口，阻碍统一的话，完全就是党争，就是以私害公。
[11] “一国两制”曾经解决了香港和澳门问题。“一国两制”的核心精神不仅仅在于几种制度的兼容，而在于兼容本身，即“和而不同”、“殊途同归”。
[12] 这里参考了蒋庆的解释并作出了自己的理解。参见蒋庆：《公羊学引论》第268页下，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蒋庆：《政治儒学》第323页下，三联书店2003年。
[13] 大一统的根基在形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如何处理形下的具体政治建构（“形而下者谓之器”）之间的和而不同，则应当因时制宜，并无一定之规矩。譬如，国家的行政权力的设置和相应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秦汉以后虽以郡县制为主，但仍然有封建制，还有土司制。几种制度因时制宜，和而不同。再如，文化上，儒道佛相安无事，也在事实上说明不能断然地把大一统理解为行政或者政令上的整齐划一。
我们再也不能按照五四前后的疑古反古思潮那样，给历史文化贴上“封建文化”的标签，并且首先在价值上预设封建文化是落后的。这种疑古反古，是对历史文化的瓦解、是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和民族精神的瓦解。关于反古思潮的“反古逻辑”，笔者有专文论述。参见邓曦泽：《近代以来的反古思潮的“反古逻辑”批判》，载中国儒学网http://www.confuchina.com/07%20xifangzhexue/fanguluoji.htm。
[14] 语出《论语·季氏》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对我们理解一切形态的政治建构的合法性基础大有裨益。
[15]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16] 其实，台湾政权与中央政府谁是正统，根本不是一个合法与否的问题。如果采用了合法与否这一分析思路，那么，这个思路将面对如下追问：合法，是合谁的法？合什么法？如果是合国际法，那么就等于把中国的问题如政权的合法性、两岸关系等等交给别人判决了。而所谓的国际法主要是由谁制定、解释和执行的呢？是西方列强。因此，如果要合国际法，就等于把中国的命运交给西方列强处置。所以，合国际法是万万不可的。即使我们曾经有一种用国际法来为自己提供合法性证明的倾向，也要从这种“国际化”倾向中摆脱出来。如果就国内而言，则是：中央政府不合台湾政权的法，台湾政权不合中央政府的法。即使再往前回溯，在国共内战时期，同样是国民党不合共产党的法，共产党不合国民党的法。造反或者革命，本身就是对现存社会秩序、法律的否定，根本不存在谁合谁的法的问题。造反者与统治者谁是谁非，乃是民心向背问题。就国共关系而言，双方都欲图把自己的法普遍化，把对方纳入自己的法之中，建构统一的国家秩序。
[17] 事实上，在1971年中国加入联合国之前，中华民族及其人民并没有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承认就不认同中央政府，中国人民依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成就。所以，中华民族要实现自身的复兴，根本毋须追逐（当然并不反对）国际承认，根本不必在意国际承认。甚者可以这样说，在迄今仍然肆行霸权主义的国际秩序中，某些妄图称霸世界的国家如美国根本不希望看到并时时处处阻碍中华民族的复兴，我们怎么能“画眉深浅入时无”地祈求他们的承认呢？甚者可以极端地说，某些国际承认可能恰恰隐蔽地说明，我们走入了歧途乃至进入别国的圈套。所以，我们的复兴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绝对主体性。
[18] 关于“国际承认”（以及“国际赞誉”）可能蕴涵着陷阱，从所谓的联合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过程可见一斑。从1956年到1976年间的中国政治状况，连共产党自己都认为是很不好的。如果以民主为标志，那么，此间政治是非常专制的，个人崇拜现象非常严重。按照美国的标准，也应该是这样。并且，美国的反共本质从来就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方式而已。因此，中央政府（指共产党政权）在1971年加入联合国前后，其政治状况是完全不符合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的标准的，可是，为什么美国等国家又同意了中央政府取代它们扶持了很久的台湾政权呢？不是所谓的正义胜利、不是所谓的民主理念等等改变了美国等国家对中央政府的态度，而是利益。因为它们终于看到，台湾政权是没有希望的，中央政府是压不到的。如果继续与中央政府对抗，对它们的利益没有好处。反之，如果中央政府不能壮大自己，美国就一定会扶助台湾政权反攻大陆，干掉共产党的。
[19] 意义以询问－应答－行动的方式建构的，思想源（思想资源）就是在问－答－行中起作用而成为思想源的，参见邓曦泽：《论“中国哲学”的意义困境》，载中国儒学网：
http://www.confuchina.com/01%20zong%20lun/zhongzhe%20wu%20yiyi.htm。
[20] 今天我们也主要强调经济、军事、和政治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而轻视了文化的自力更生。
[21] 关于中国人日益丧失自己理解自己和世界的能力（自我观之），总是依傍西方文化来理解自己和世界（自他观之），不能自己理解自己和世界（自我观之），并形成“中A是西B”的言说方式，参见邓曦泽：《自我观之与自他观之——“中国哲学”言说方式之反思》，载中国儒学网：http://www.confuchina.com/07%20xifangzhexue/ziwo%20zita.htm。
[22] 这决不意味着排外主义。相反，我们应该海纳百川。这里谈文化复兴，意思是说，我们只有能够自己理解自己（的历史文化），才能理解外国文化。而对于理论的“国际化”陷阱，则是针对具体问题而言的，不能一概而论。
[23] 我这里不是虚拟敌人，捕风捉影。我就发现有一些学者套用国际法来解释两岸统一的合法性，这是极其愚蠢的。或许采用某些国际法为统一作证对我们有利，但是，别人同样可以采用国际法（甚者就采用我们采用的国际法）来攻击我们。
[24] 有人认为美国只是反共。反共只是美国的一个方面。即使中国不是共产党执政，美国同样要反中国。只要他国可能挑战它的霸权，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质就决定了它一定要遏制他国。最明显不过的例证是，今天，俄罗斯已经不是共产党执政了，美国依然要遏制俄罗斯，侵蚀俄罗斯的利益。
[25] 为了理解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质，我们可以看看西方的帝国主义文化。西方人常常爱标榜西方之所以强大，是得益于它们的文化，尤其是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那么，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质是否也有其文化渊源呢？有的。希腊就具有帝国主义本质。了解了希腊的帝国主义本质，我们就可以明白，西方人为什么具有如此强烈的侵略本性。且看西方人是如何描述希腊人的帝国主义理论的。“雅典人的罪责在他们对别国谴责的反应中表现得尤为充分……他们辩论说，他们之所以建立和扩张自己的帝国，首先是为担心、其次是为荣誉，最后是为利益所迫——他们后来一概称之为“最伟大的事业”的所迫。但是，如果行为的动因不仅出于担心，而且还为了荣誉和利益，那么这样的行为能说是被迫的，并以此为借口吗？如此说来，岂不做任何事情都是合理的？可见，雅典人以这种方式为自己所做的辩护确实算不上辩护，因为它攻击的恰恰是所有那些指控的前提：存在故意的罪错。雅典人继续争辩说，就屈服于帝国的诱惑而论，他们并非第一家，但帝国总是通过强者征服弱者而建立起来的，有机会凭力量获取某种东西的人从不被有关正义的说教所劝阻。这些雅典人似乎相信，他们令人震惊的强硬争辩会吓倒斯巴达人，因为只有强邦才敢如此说话，而且他们相信因此便能组织斯巴达发动战争……他们声称，除非是两个平等国家的相互竞争，否则正义就是不屑一顾的东西……（雅典人说——引者补充）另一方面根据人的永恒的天性，我们认为谁有力量谁就应该统治。这一法则不是我们规定的，也不是我们首先运用的，但我们承认它的存在，并愿它永远存在。况且，我们之所以运用它，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们同我们一样强大，你们也会运用它。……斯巴达人对外关系的宗旨是：有利的就是正义的（以及令人满意的就是高尚的）”（参见[美]列奥·斯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第一章第7页下的“雅典人的帝国主义论调”、“正义的无能”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如果承认西方人自己标榜的文化与经济繁荣、政治强大的因果关系，那么，完全可以说，美国人完全得了希腊帝国主义的真传，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因为美国比希腊人更虚伪，借助维护正义的道貌岸然的面孔，从事扩张自己的霸权利益的勾当。有种观点认为，美国干涉两岸关系以及干涉中国等国家的内政的行为是为了维护正义，这种观点不是愚蠢就是幼稚，或者兼之。
[26] 我们今天也是认同大清王朝的正统地位的。
[27] 富国强兵，只是指国家应该具有实力。至于这种实力的价值倾向性如何，则是另一个问题。国家强大，可能成为为善的力量，可能成为侵略他国的为恶的力量，也可能仅仅成为明哲保身的力量。对于中国目前来说，国家强大，首先在于自保。没有强大，一切都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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