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发展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9-01
第三，对新闻报道中的女性形象的研究文章虽然不多，但却很有分量，代表了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因此本文特地提出并加以评述。
1995年为了了解妇女在中国新闻媒介中的地位，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首次组织了对中国主要报纸头版版面的内容分析，分析的报纸为1992年12月份和1993年12月份的《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中国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和《文汇报》。分析了这9家报纸1993年12月份的头版内容，统计结果是：《文汇报》有女性出现的报道最多，为17.6％，《中国日报》有女性出现的照片最多，为 44％，女性署名文章最多的也是《文汇报》，占34.1％，有女性出现的报道最少的仍为《经济参考报》，不足1％，《中国青年报》有女性出现的照片最少，不足1％，女性署名记者比例最低的是《人民日报》，为10％。[23]
1998年徐媛在《女性在新闻中的存在——关于八家主导报纸新闻版新闻的研究报告》中，通过研究八家全国发行的重要报纸的新闻报道,分析主导报纸中新闻人物（新闻参与者）,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描述当前我国主导报纸中有关女性报道的现状,包括与男性相比较报道的比例、年龄和社会身份分布、在被报道事件中的作用等,并用性别视角考察这些指标所反映的媒介现实中女性的比例是否合理和平衡、是否存在和强化角色陈规定型等现象,为促使新闻报道朝着有利于妇女发展的方向变化提供了依据。她指出，我国的主流媒介对女性的报道的问题主要是:“女性新闻人物出现较少,有关她们的职业/身份也不尽合理和平衡；社会性角色以男性为主、家庭性角色以女性为主；权威性角色男性垄断,女性滞留在传统性辅助性角色中。” [24]由新闻报道所反映出的媒介现实中“男主外、女主内”、“男主女次”的性别角色分工,在客观上起着强化角色陈规定型的作用。
刘伯红运用性别观点,对部分报刊性与暴力内容中对女性形象的描写进行了分析。她认为在这些报刊描写性与暴力的内容中,女性形象首当其冲地受到不同程度地歪曲和丑化,其负面作用是确定无疑且显而易见的。她在文章结尾部分说道：“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色情暴力作品中女性形象大量成为新的卖点(女性形象的商业化)以及色情暴力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扭曲反映,就是这种深刻的不平等的一种表现,同时,对色情暴力作品的讨论和在这些问题上的女性主义呼声,也可能预示着妇女解放进程中的一场更为深刻的革命。” [25]
这一论述同样适用于媒介中女性形象的研究，仅仅认识到媒介中女性形象被扭曲的事实是不够的，它在揭示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同时，同样对女性主义研究提出了更深入的要求。
2. 女性传者研究
这一类研究主要可分为宏观与微观两种视角：关于中国女性新闻工作者的生存现状的探讨和关于中国妇女媒介的发展分析。
第一，宏观视角的样本文章多用调查数据作为论证基础，虽然数量不多，却具有相当的高度与说服力。
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课题组于1994年4月至1995年6月，在全国除台湾省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现状与发展情况作了抽样调查[26]。这次调查是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直接影响下，新中国第一次广泛、权威的关于女新闻工作者生存状况的调查。结果发现：中国的女新闻工作者约占新闻专业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并且享有与男新闻工作者同等的工作权利和获得同等报酬的权利；但女新闻工作者获得高级职务与进入决策层的比例都在10％以下，远低于男性新闻工作者。
《传媒工作者社会性别观念和行为取向调查及对策的战略思考》[27]一文也从社会性别观念角度对江苏省传媒工作者的社会性别观念认知水平进行调查，尝试性分析了大众传媒工作者在不同社会性别观念支配下的社会性别行为取向。文章指出“传媒从业者社会性别认知水平与其社会性别行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个社会性别认知水平较低的媒体从业者，基本处于无社会性别观念行为的状态，其编辑工作也是无性别意识的；一个没有性别平等观念的人无论其如何掩饰其‘男尊女卑’的取向，这种意识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
第二，个案分析主要以同近年来颇具影响的新闻事件密切相关的女性记者为参照，都肯定了女性报道者的作用，但对这一作用的评价并不一致。
2001年在关于进军韩日世界杯足球赛的亚洲十强赛报道中，女性记者大放异彩，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但是女性主义者们却在喧哗背后产生深切的忧思：“虽然十强赛报道给女性报道者带来了量的剧增,然而在媒体对女性报道者的运用上,关注更多的是其‘女性’角色而不是 ‘报道者’角色。” [28] 女性传播者在十强赛新闻大战中的凸现热潮实质上是“各家媒体在以男权话语为主导的背景下，以女性的性别差异为出发点的新闻策划” [29]，将女记者完全等同于性别的符号，定位于男权中的一个循环节，而否认其作为一名记者的个体独立性和自主性，歪曲误读女性传播者在其位置所发挥的具有实质意义的作用。
由此可见，前者从宏观层面整体把握传媒与女性的联系；后者则从对目前国内知名女性媒体或女性新闻工作者的具体关注入手，采用个案分析，观照中国女性新闻工作者的生存现状。
3. 女性受众研究
女性受众研究是我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中亟待加强的一个方面。
零点调查公司曾于1998年10月对“人们以什么方式和途径获得信息”进行过一项调查。在调查的有效样本中,把获得社会新闻及信息“只是当平时的娱乐消遣”的女性占其调查总数的28.1%,男性只有19.7%；而“作为平时行为、决策的依据”的男性为8.1%,女性则只有6.6%。调查结果表明,“男性更多地注重社会新闻与信息的实用价值,而女性则更侧重于娱乐功能。” [30] 在2000年的11月和12月，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影视专业研究生以北京地区的青年女性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青年女性与娱乐节目的关系”，旨在从文化心理群落行为等层面了解青年女性受众的细分群落、观看模式、女性意识、收视心理和审美情趣。[31]《潮流与风向标——青年女性的收视模式及其变异》的作者也参与了这次调查，她认为“青年女性收看电视娱乐节目的主要目的是放松、娱乐”，她们对娱乐类节目具有自主选择的意识，但电视在青年女性中的传播模式为“娱乐消遣性目的高于信息资讯性需要，情感交流多于理性思维”，其收视心理主要是“对形象外表的注重，对时尚的追逐，对消费享受的关心”，“开放、进取但又享受、肤浅”。[32]
《我国新闻受众中的女性缺席》一文从我国女性接触媒体的行为和她们所关注的新闻内容入手分析了我国新闻受众中所存在的女性缺席现象,并从三个方面阐释了产生这种女性缺席现象的原因:“一、新闻文本中的女性缺席是其直接原因；二、新闻生产部门中的女性缺席是其间接原因；三、传统文化中的女性缺席是其深层原因。” [33]这一分析结果与女性在传媒中形象研究的现实暗合，体现了研究者在“女性在传媒中处于弱势”这一问题上观点的一致。
二、主要研究方法
女性研究是一种全方位的研究实践，“它强调主观性与个人经验的价值”，“既寻求在某些学科传统中工作的途径，又旨在进行突破这些传统的知识革命” [34]，甚至有学者认为女性主义是“挖掘和认识妇女现实的唯一途径” [35]。在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的女性主义研究中，最常见的研究方法有以下几种：
1. 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
早在《女性的奥秘》（1981）中，贝蒂•弗里丹就已经采用内容分析对妇女杂志、广告等大众传媒进行了研究。内容分析的基本假设是：“某个项目出现在文本或广告中的次数、制作者的‘兴趣’或意向，与受众的反应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文本的全部意指，或者制作者通过文本所意指的东西，‘隐藏’在这种关系中，可以靠识别和清点有意义的文本特征来揭示。内容分析被实用地界定为大规模地、客观地、系统地研究所显现出来的内容，它们把计算内容项目用作往后解释的基础。” [36]
总的来说，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它“以量化分析为基本手段”，“通过对传媒中出现的与女性有关的种种‘因素’加以统计与分析”，“致力于最终对某一‘处境’做出一种定性的结论” [37]。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也大量采用了内容分析，如“大众传媒中的女性形象”课题组于1994年8-12月,在代表不同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北京、上海、广州、沈阳和兰州5个地区,按照电视广告样本录制要求,分别于每月3日、4日录取18:00－22:00黄金时段的全部广告,并根据等距抽样的要求对1197个广告逐个进行录入、分析和性别观念评分[38]。统计结果通过研究者的分析和统计工具的计算，通常以百分比的形式表现出来，使人一目了然。
2. 问卷调查（survey）
问卷调查是社会科学和公共领域中最为严谨和最具科学意味的方法。首先，它“可以从一个小群体人们的经验中归纳出对社会产生影响的焦点问题”，“有助于确认群体之间的差别和这一差别随时间发展而发生的变化”。一些女性学者还使用“二次数据分析”，既开始新的调查又分析别人收集的数据，用以检查理论的正确性。
《女性网络用户信息活动调查》[39]一文就参考“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数据，在北京地区随机抽取了30个样本，对正在增长的女性网络信息用户深层次的信息需求、对网络信息的利用和相关行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女性上网人数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但与男性网民相比，无论是在网络信息与技术的应用上，还是在所关心的问题上，男女信息用户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造成差距的原因，有些是受客观的社会环境因素和信息环境影响，更主要的是女性自身的信息意识与信息素质有待提高。
由北京师范大学张同道教授主持的“北京青年女性视野中的电视娱乐节目”调查是近年来一次运用问卷调查方式，对青年女性与媒介娱乐关系进行大规模的实证研究。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针对青年女性进行问卷发放，地点集中在北京市主要街道主要商业区主要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及学校等地，发放问卷1165份，回收有效问卷1010份。问卷中包括“您家（或宿舍）里的遥控器经常掌握在谁的手中，您收看娱乐节目的行为，您收看电视娱乐节目的目的” [40]等21个具体问题，并对每个具体问题进行问卷反馈分析，通过对青年女性的态度分析，了解青年女性受众的细分群落、观看模式、女性意识、收视心理和审美情趣。
3. 个案研究（case study）
个案研究是通过对一个单独案例的详尽分析来研究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女性主义研究中运用个案研究方法有三个主要目的：分析某种现象在一段时期中的变化；分析这种现象对未来实践所具有的意义；分析该现象各部分之间的联系。特殊个案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启发和探讨价值，
《从一次谈话节目看电视传媒中的性别意识导向》[41]中，作者记述了一次亲身参与制作电视谈话节目的过程，运用性别意识对节目中编导意图、男女嘉宾谈话进行深入分析，作者发现“无论是编导还是主持人无不将其偏向男性的观点表露无余，丝毫不考虑女性的利益与感受”，“而在场嘉宾及观众亦被其观点左右”，“可以想象，当节目最终制作完成并播出时，坐在电视机前而毫无话语权的观众同样会将其观点全盘接受”。作者以一次谈话节目的制作为案例，切入点很小，却揭示出了深植于传者与受众（包括很多女性受众）意识中的男权思想。
此外，在对电视剧的研究之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文章运用个案分析的方法，以某一部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的分析为出发点，管窥女性意识与当代媒介话语碰撞所产生的旖旎风景。例如，《女性启蒙理想的失落——谈电视剧<橘子红了>中秀禾命运的叙述》[42]从一个老套的关于旧社会女性命运的叙事中发现了一系列对立的话语建构——乡村与城市、拯救与陷落、终结与延续，这些对立结构显然是超脱出了传统男女二元对立结构以外的、更为广阔的话语空间。《儒家文化中被淹没的女性声音——韩国电视剧<爱情是什么>的文化反思》[43]的作者以与中国有着相似的儒家文化传统的韩国文化探询作为背景，同样用对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分析，描述在社会快速现代化的进程中女性面临的两难境地。
4. 跨文化研究（cross-culture research）
女性学者不仅对传统学科中的男权意识进行批判，同时对于自身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也在不断的进行反省。其实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研究；同时，它也在研究过程中采用跨文化的方法，探讨不同国家、不同研究领域中的相关话题。这些话题的涉及面相当广泛，除了中外比较分析，大多是针对具体传播效果的研究，包括大众传媒对女性参政的影响、传媒对少数民族妇女生活的影响、广告对女性消费行为的影响等。
《北欧传播研究中的女性主义视角》[44]一文结合文献综述的方法，以时间为纵线，从传播的内容分析、传播的效果分析与传播史的角度，分别概括了近20多年来北欧的传播研究者们关于妇女与大众传媒问题的探索，包括女权主义、两性平等、性别角色、以及女性与文学、女性与法律等学科的共同发展问题，以更深入、广泛地探索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特性。
中国女性（干部）参与公共事务决策本是属于政治学范畴的话题，但《从公众对妇女参政的认知看传媒对妇女参政的影响》[45]就从大众传媒中女性形象的建构对受众心中关于女性定位的影响这一角度，结合中国妇女参政的现实，将政治学、新闻传播学与女性学研究相互打通，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同样，《妇女报刊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发展的影响》[46]也将传媒研究与少数民族研究相联系，通过对妇女报刊的传播内容、传播者以及受众三方面的分析，以传者的身份考虑如何在少数民族地区促进女性媒介的发展。
在以上有关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方法的论述中，需要明确的是任何研究方法都不能独自支撑起多元的研究体系。虽然从单个的研究者来看，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程度还很不够，但是整体上，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仍倾向于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
总的来说，关于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基本情况，本章的量化分析和文献综述向我们展示了一些平日里不易觉察的现实。事实上，中国女性在传媒中的失语（或曰缺席）现象恰恰反映出中国社会生活中女性地位的某种边缘化趋势。本文研究的重点并不止于这些表层的现象，而是要透过揭示数字揭示其背后的深层意义，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将结合整个社会语境，对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现状与发展进行分析与反思。
第三章 打破镜像之城
——数字背后的别样现实
北大著名学者戴锦华在《大众文化的神话》序言中指出:“大众文化工业所生产的华美异常的表象序列成功地完满了虚拟现实的镜像之城，文化研究的工作正在于破镜而出，碎裂镜城，展示别样的现实。” 她认为“女性在今日文化中遭遇的是镜城情境,在男性文化之镜中,她要么是花木兰化妆成男人,要么就是在男性之镜中照出男人需求的种种女人形象,是巫,是妖,是贞女,是大地母亲。只有在女性自身体验的忠实写作中,才能打破所有镜子。” [47]
按照这一论说，媒介传播在有意无意间与大众文化产业合力建造了虚拟现实的“镜像之城”，而在这个“镜城”之中，女性虽然无处不在，但并未能够得到真实的映像。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显然已经意识到女性在镜城之中所遭遇到的这种尴尬情境。
本文结合量化分析所得出的初步结论，分别从研究现状中的内容分析和对现状研究的反思两个角度，努力“破镜而出”，力求“展示别样的现实”。
第一节 文化的视角
——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现状的内容分析
正像一些女性主义批判文学对女性的表现一样，在一个男性文化霸权的社会里，整个媒介话语是一种菲勒斯（男性）中心话语，女性“注定要遭到象征符号上的消解，即被责难、被琐碎化，或根本不被呈现。” [48]
在有关媒介女性形象的样本文章中，绝大多数作者都站在批判的立场上对“女性形象”进行内容分析。本文第一节量化分析的结果也表明，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女性主义研究中涉及最多的议题就是媒介中女性形象批判即“积极歧视下被看的她者”。
英国学者艾华在研究中国大众传媒中女性形象的一篇论文中也指出:“在近来的性形象爆炸中,一个突出的主题是女性的身体,其表现方式既富视觉感又形诸文字叙述……无论背景多么刻板,这些表现中的妇女,都显出被男性注视的样子,无论实际上观看者是男是女。由于被剥夺了自主性,这类图像中,妇女的表现强调了女性作为男性行动依赖者,等待着被男性完美,甚至赐予生命。” [49]
由此可知，媒介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已经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最重要的研究内容，并且大多数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当今大众文化对媒介中女性形象塑造的影响。但是，为什么传媒对女性的身体表现出如此巨大的热情？或者说，为什么偏偏是女性如此被动地处于这种被观赏的境地？对于这一问题，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还未得出完备的阐释。基于前文的分析，本文借用社会文化分析的视角，由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寻找问题的答案。
第一，媒介超真实的符号生产刺激了人们的身体欲望
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新型权力话语进入世界逻辑中，它与大众传媒的自然结合，有效地排除了人与人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的需要，从而使得文化传播成为一种世俗性的便捷方式，社会成员也越来越依赖媒介传播的信息。
首先，在传媒多频道全天候的持续播出中，社会成员不断接受并储存很多芜杂的信息，这些信息却无法得到及时的处理，如此超负荷的信息填塞同时也导致对信息膨胀所产生的焦虑。传媒的全能性介入中断了人的独处内省和人我间的交谈，同时，媒介具有"敞开"（呈现）和"遮蔽"（误导）二重性，人们通过媒体看到的是一个由"超真实"的媒介符号建构而成的"模拟"组合的世界。这样，在传媒与大众文化的合力之下，“身体空前地遭遇到时间和空间的分裂、遭遇到欲望的冲击和现实社会权力的压抑、感受到边缘化情绪性体验。因此，个人身心与制度的断裂，理性与社会的错位，造成了现代人身体的多种流动变化。于是，重生命感觉性，重灵肉分离性，重精神游戏性，成为当代审美文化和媒体的中心。” [50]因而，“身体”成为人们孜孜以求的对象，期望从中满足自身的欲望，填补因内省和交流缺乏所造成的空虚。
同时，“身体”的发展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有其不可分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女性会不幸地充当着“被看”的一方：女性群体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使得她们无法摆脱男性注视的目光。
赵彦在《对大众传媒中女性文化与女性观的透视》一文中举出例证：“有资料证明，通过科学手段调查的1197个电视广告（除无声广告以外），在517个女性角色中，87％是年轻漂亮的女性，7.4％是少年儿童，1.5％是中年妇女，3.7％是老年妇女，其余0.4％是混和年龄的妇女。年轻女性在女性角色中所占的比例大大高于年轻男性在男性角色中所占的比例（61.4％）。” [51]
传媒中女性角色年龄呈现中间大的趋势说明年轻漂亮的女性对受众具有独特的“魔力” ——俗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大多数的社会成员很难抵制“看”的诱惑，从而带着观赏的心态看待媒介中几乎无处不在的“漂亮女人”。而那些经过刻意包装过的女性形象与其说是“美女”，不如说是以身体为媒介的欲望符号。
可见，当代社会对“身体”认识的觉醒，一方面标志着社会个体对自身主体性的重视；另一方面，对身体的运用和对形象的塑造，也显示了这种身体背后的隐蔽的权力压迫。媒介为了迎合大众的这种审美需求，也就不遗余力的加大“投放”的力度。媒介与受众相互作用之下，双方都普遍接受了被扭曲的女性形象。
第二，媒介对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传播将“消费娱乐”转化成为满足身体欲望的主要手段。
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大众文化的特点是以快乐为原则的。快乐原则与物质享受结合起来, 同化了现实原则。它被结合到了厨房、咖啡馆、商场:它为工作提供松弛与快乐，在“快乐”原则驱使下，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加剧了人类本能的放纵，社会成员普遍倾向享乐主义。人们沉浸于物质享乐中,接纳了这种文化,传媒中的女性形象也随之被物化成为一种物质享乐的符号。
在消费欲望和享乐主义的双重鼓动下，大众文化创造了这样或那样的女性形象,虽然这些女性形象与既定现实原则不可调和,但作为文化典型形象,它们就变得可以容忍。因此媒介（尤其是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即使与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形象相去甚远，却仍然映照出大众文化在当今时代的生活现实中的典型镜像。
此外，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的经济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转型必然影响甚至决定媒介的发展。虽然迄今为止我国媒介基本上仍然受政府控制，但媒介作为在经济上自主经营的单位实体已是不争的事实。“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当代中国媒体，其产品生产和销售同样执行着经济学中的“大数法则”（law of large number）和通用法则，即什么商品最好销，消费群最大，就生产什么；哪些商品投入小产出大，就着力经营哪些商品（新闻）。
按照美国人斯梅塞的观点，在后工业社会的条件下，受众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商品，大众媒介其实就是这种商品的生产者（卖方），而广告商则是买主。这样，新闻及其他信息实际上是一种连结受众和广告商的“媒介”，诱使受众全神贯注地参与到传播活动中来，成为广告商所支持的媒介公司的社会化背影。[52]
面对当前来势汹涌的市场化浪潮，无论是操作方式、运营模式还是编辑方针等，我国媒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市场经济中，媒介成为制造并销售文化产品的工具，为了能大量获取资本,即必须刺激受众的消费欲望，而根本的刺激方法便是“制造欲望”给受众，让受众觉得进行某种消费是必须的、理所当然的。
为了迎合受众消费娱乐的欲求，媒介将作为“享乐文化”典型符号的女性形象极尽所能的进行夸饰。对于与女性有关的信息，媒介传播在文本上更多地提供那些供人消费而不是供人阐释的，供人娱乐而不是供人判断的报道；在形式上则更多地倾向于一些无深度无景深但却轻松流畅的故事、情节和图片，营造令人兴奋而又眩晕的视听时空。
实际上，媒介对受众“制造欲望”改变的不是受众的肉体结构，而是其对物品、消费行为的意识形态，通过这一途径，媒介成功的将“消费娱乐”转化成为满足身体欲望的主要手段。追求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和人的权利，这一点勿庸置疑；但是，以消费主义文化为基础的媒介传播，从满足男性的感官需要出发来界定女性美，仅仅把妇女当作审美对象或消费对象，潜在地将社会成员的自由意志具体到消费选择上来——它通过提供以“浪漫的个人主义”为基调的意识形态，这种“浪漫的个人主义”将人们的目光集中在浪漫、个人问题、流行音乐等消费活动上，并将个人“主体”与群体分隔开来。
消费欲望和享乐主义对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分隔大大削弱了社会成员对于信息的批判能力，为了吸引消费，它对这种“美”进行利用和复制，从而也否定了女性在审美活动中的主体性和全面感受，限定了妇女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