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台湾职业教育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9-02
台湾职业教育体系指高级职业学校、专科学校和技术学院及科技大学三个层次。至1997年止，台湾职教体系中高级职校有204所、专科为61所；技术学院（含附设专科部）16所；科技大学6所、大学附设技术系2O所。近1O年来随着台湾社会转型、技术升级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其技职教育也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发展，其中的问题因此凸现出来。
1．重学轻术根深蒂固
在台湾，长期以来，各级学校升学风气相当浓厚，一方面在文化传统上，台湾文化传统与大陆是一脉相承，各个家庭不论贵贱贪宫，都极尽所能供子女上学，以求得最高学问；另一方面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蓬勃发展，台湾经济已取得相当成效，岛内民众收入较以前也大为改观。据统计，台湾人均国民收入由1955年的二三百美元到1995年达12，000美元。国民收入的大幅提升，使民众有能力追求更高的教育投资。在台湾，国民小学6年和国民中学（初中）3年为一贯制的国民基础教育。国民中学后高中分为普通高中和高级职业学校，而各类高级职校、专科学校的科类，专业设置彼此没有衔接，大多为终结性的教育，学生毕业后只得就业；同时专科学校以上的技术学院，科技大学数量极少，致使职校、专科生在职教体系内升读学院、大学的机会极低。尽管近几年职业类高校有了大的发展，但台湾社会重学轻术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许多父母纷纷把子女送进普通高级中学（甚至国外），但苦于普通高中学额有限，只好暂时寄身于各类职业院校备考升学，导致在读职校及专科生为了学位文凭不得不进补校学习，准备插班升大（普教系统）考试。据统计，1994年就有15万专科毕业生参加大学插班考试。很显然，无论是职校生还是专科生，均无法专注于在校时职业技能的学习，而想方设法进补校补习，以备来日升学考试之需，而越来越多的职校为了生存，也只得投其所好，更多地让学生修习一些文化及理论课程。其结果是职业院校的功能日见弱化，职教体系与普教体系一样，陷入所谓的“恶补”困境之中。
2.职校招升困难重重
首先，进入20世纪90年代，台湾人口出生数呈逐年减少趋势。据统计，90年代初台湾人口出生大约维持在32万人，1993学年度学生数更是国民中学三年级的395，920人降至国民小学一年级仅309，106人。未来台湾学生来源将日趋减少，各校（包括各职业院校）招生也必然更感困难；其次，近年来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不断出台措施，扩充高中（职）等招生规模，以致国民中学毕业生升学机会得到进一步提升。据统计，近些年台湾每位应届国民中学毕业生的升学机会率高达123％。升学机会扩充使学生选择学校就读的意愿更有了弹性，但也造成了各类职业院校生源不足、学生素质低下，甚至中途退学等，如1994学年度，全台湾高级职校退学人数就高达1.18万人之多，其中多数为自愿退学；再次，普通大学的迅速扩招，形成了普通高校招生的强势，也必然造成职业高校招生的弱势。表（一）显示：台湾普通高中毕业生升读大学及大专的机会，1992学年与1993学年分别为11O.5％和105.2%，而同期高级职校毕业生升学的机会则仅仅分别为27.9％和28.3％。显示高级职校升学机会十分有限，就读职校事实上就成了终结性教育，难怪职校招生困难重重。
3．师资设备仍显不足
首先，技职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育各类技术人力，所以开展各个层次职业技能的学习与实务训练是其中心任务。在台湾，高级职校教师主要由师范院校培养。由于长期没有解决好师范院校的理论学习与职业院校所需要的实际技能之间的脱节问题，使各职业院校师资虽然有一定的知识及学术水准，但其职业科类、专业实践知识及技能往往十分有限，因此也就无法满足从业时的需要；其次，在台湾，尽管部分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建立了建教合作方式，但并没有像德国那样在全社会建立一种“双元制”职教体制，也没有像美国和日本那样积极推行产学合作的职教模式，其结果是职业院校与产业界经常保持沟通的管道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在产业及职业结构发生不断变迁的当今台湾，职校教师因未能及时了解业界发展的实际情况，导致其现有的知识及技能结构与现实社会的要求产生了日益严重的脱节现象；第三，在职教师进修意愿不强。即使进修由于所修课程大多为理论科目，实践知识及实用技能的学习并不多，所以进修后对提升现任教师的业务水平没有太大的帮助。第四，台湾各专科、技术学院教师主要是由各大学研究所培养的，而一般大学研究所也比较缺乏职业教育需要的实践教师及相关设备，所以研究所的毕业生到大专职校任教，也往往缺乏开展职业教育的实践能力，当然所培养出来的各类职业人才，也就难以符合产业界所需的标准。
1．重学轻术根深蒂固
在台湾，长期以来，各级学校升学风气相当浓厚，一方面在文化传统上，台湾文化传统与大陆是一脉相承，各个家庭不论贵贱贪宫，都极尽所能供子女上学，以求得最高学问；另一方面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蓬勃发展，台湾经济已取得相当成效，岛内民众收入较以前也大为改观。据统计，台湾人均国民收入由1955年的二三百美元到1995年达12，000美元。国民收入的大幅提升，使民众有能力追求更高的教育投资。在台湾，国民小学6年和国民中学（初中）3年为一贯制的国民基础教育。国民中学后高中分为普通高中和高级职业学校，而各类高级职校、专科学校的科类，专业设置彼此没有衔接，大多为终结性的教育，学生毕业后只得就业；同时专科学校以上的技术学院，科技大学数量极少，致使职校、专科生在职教体系内升读学院、大学的机会极低。尽管近几年职业类高校有了大的发展，但台湾社会重学轻术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许多父母纷纷把子女送进普通高级中学（甚至国外），但苦于普通高中学额有限，只好暂时寄身于各类职业院校备考升学，导致在读职校及专科生为了学位文凭不得不进补校学习，准备插班升大（普教系统）考试。据统计，1994年就有15万专科毕业生参加大学插班考试。很显然，无论是职校生还是专科生，均无法专注于在校时职业技能的学习，而想方设法进补校补习，以备来日升学考试之需，而越来越多的职校为了生存，也只得投其所好，更多地让学生修习一些文化及理论课程。其结果是职业院校的功能日见弱化，职教体系与普教体系一样，陷入所谓的“恶补”困境之中。
2.职校招升困难重重
首先，进入20世纪90年代，台湾人口出生数呈逐年减少趋势。据统计，90年代初台湾人口出生大约维持在32万人，1993学年度学生数更是国民中学三年级的395，920人降至国民小学一年级仅309，106人。未来台湾学生来源将日趋减少，各校（包括各职业院校）招生也必然更感困难；其次，近年来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不断出台措施，扩充高中（职）等招生规模，以致国民中学毕业生升学机会得到进一步提升。据统计，近些年台湾每位应届国民中学毕业生的升学机会率高达123％。升学机会扩充使学生选择学校就读的意愿更有了弹性，但也造成了各类职业院校生源不足、学生素质低下，甚至中途退学等，如1994学年度，全台湾高级职校退学人数就高达1.18万人之多，其中多数为自愿退学；再次，普通大学的迅速扩招，形成了普通高校招生的强势，也必然造成职业高校招生的弱势。表（一）显示：台湾普通高中毕业生升读大学及大专的机会，1992学年与1993学年分别为11O.5％和105.2%，而同期高级职校毕业生升学的机会则仅仅分别为27.9％和28.3％。显示高级职校升学机会十分有限，就读职校事实上就成了终结性教育，难怪职校招生困难重重。
3．师资设备仍显不足
首先，技职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育各类技术人力，所以开展各个层次职业技能的学习与实务训练是其中心任务。在台湾，高级职校教师主要由师范院校培养。由于长期没有解决好师范院校的理论学习与职业院校所需要的实际技能之间的脱节问题，使各职业院校师资虽然有一定的知识及学术水准，但其职业科类、专业实践知识及技能往往十分有限，因此也就无法满足从业时的需要；其次，在台湾，尽管部分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建立了建教合作方式，但并没有像德国那样在全社会建立一种“双元制”职教体制，也没有像美国和日本那样积极推行产学合作的职教模式，其结果是职业院校与产业界经常保持沟通的管道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在产业及职业结构发生不断变迁的当今台湾，职校教师因未能及时了解业界发展的实际情况，导致其现有的知识及技能结构与现实社会的要求产生了日益严重的脱节现象；第三，在职教师进修意愿不强。即使进修由于所修课程大多为理论科目，实践知识及实用技能的学习并不多，所以进修后对提升现任教师的业务水平没有太大的帮助。第四，台湾各专科、技术学院教师主要是由各大学研究所培养的，而一般大学研究所也比较缺乏职业教育需要的实践教师及相关设备，所以研究所的毕业生到大专职校任教，也往往缺乏开展职业教育的实践能力，当然所培养出来的各类职业人才，也就难以符合产业界所需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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