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泽的多元正义理论评析
正义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一直在探讨甚么是正义、如何实现正义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当代政治哲学、政治理论中，正义问题依然是其中重要的内容，而哈佛大学显然成为当代研究正义问题的重镇。当代正义理论的代表人物罗尔斯（John Rawls）、诺齐克（Robert Nozick）、沃尔泽（Michael Walzer）同出于哈佛、为该校教授，他们分别发展出各自的正义理论。在汉语世界中，对于前两位所做的译介与研究比较多，相较而言，人们对于沃尔泽的正义理论的关注就少一些。本文旨在评析他的正义理论。
一个人的生活经验、政治态度与政治活动等，对其学术思想与理论研究之取向总会有这样那样、或深或浅的影响，沃尔泽也不例外。所以，我们在这里先指出这一点应该说是恰当的。沃尔泽是一位以反对美国侵略越南而著称的社会活动家1，他坚信非暴力抵抗才是改变世界的主要方法。与此同时，他也是西方左派阵营中的坚定份子，坚持并发展出一种所谓的社会主义的自由理念2。
如果以一句话来表达哈佛这三位名家的正义理论，那么可以说，"自由平等的有秩社会"是罗尔斯思想之核心所在，"乌托邦之社会理想"正是诺齐克正义理论所寄托的，而沃尔泽所精心构画出来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没有一种物质与社会资源如金钱、地位、权力可以统治与支配一切--则是他发展正义理论所系的目标。他试图寻找一种可以避免屈服的方法，并且试图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在哪些方面可以说是已经平等的？我们通过何种方法可以争取到平等？如果说罗尔斯与诺齐克两人的争论焦点在于国家是否应该接受和贯彻分配正义原则方面，那么罗尔斯与沃尔泽的论争就在于是否存在一种可以贯穿于各个领域的正义原则。对此，罗尔斯的回答是肯定的，他的两个正义原则可以应用于政治、经济、法律与伦理等领域；沃尔泽的回答则相反，他认为各个领域各有其自己的正义原则。
沃尔泽与罗尔斯之间的分歧在于他们采用不同的方法论。罗尔斯所发展出的是一种普遍的、抽象的、假设性的契约方法；沃尔泽则比较偏爱于社群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强调的是历史与文化的特殊性3。沃尔泽主要采用的方法是"解释"--一种哲学探究的方法、一种社会批评的方法4。所以，他不赞成罗尔斯的方法，认为他的"无知之幕"剥夺了在原初状态下的"立法者"的特殊知识，其结果使得他们变成彼此之间没有差别、没有个性与没有特点即同质的人了。因而，在罗尔斯的理论中，"原初状态下的各方面相互讨论或各自与自己交谈都没有区别。这样一来，一个人与他自己交谈就可以了"5。
下面我们主要评析沃尔泽正义理论中的多元正义论、简单平等与复杂平等、正义战争等思想。
二 多元正义理论
在沃尔泽看来，政治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各种物质与社会资源（如官职、财富、荣誉、教育、卫生、成员资格、安全等）应该如何分配的问题。比如，成员资格（如某一国家的公民权）是如何在国界之间分配的。
沃尔泽认为，分配正义理论所关注的所有事物都具有社会性，分配标准及其安排都与社会属性有着内在的关联。他由此认为，分配原则来源于事物的社会意义，而社会意义是有其历史属性的，因而正义与不正义的分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简而言之，在他的理论中，分配正义是相对于某个特殊社群的社会意义而言的。自然地，这种相对主义的正义理论会有助于维护不平等。对此，沃尔泽本人也不否认。不过，他认为，否认正义的相对性本身同样也会导致不正义行为的出现6。这正是正义理论的悖论之一。
沃尔泽的相对主义的正义观遭受到不少批评。因此，他在1994年出版的《厚与薄》（Thick and Thin） 一书中，作了适当的修正，但相对主义立场则依然如故。他说，分配正义原则并非简单地相对于某一社群的社会意义。相对主义的正义观会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第一，分配正义的相对性受限于"正义"这一理念本身。正义这一理念包涵了最低限度的道德内涵，具有很广的涵盖面。这提供了一种批评的视角。第二，社会意义需要一种特殊的理解。社会意义指的是被建构、被承认的东西，它必须满足某些标准，而这些标准为某一个社会所共有，并且这种共有并非是极端压制的结果。此外，社会意义也经常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7。
举中世纪教会之事例可以说明沃尔泽的相对主义的正义理念。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中，心灵治疗要比身体疾病的治疗来得更为重要。作为组织者的教会，他们愿意花费很多财力建立起各种制度以便能够管理、治疗人们的心灵疾病，例如，每个教区设立一个牧师，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每隔一段时间进行忏悔和交流沟通宗教感情，但他们就是不愿将钱花在治疗身体的具体疾病上，或者尽可能在这方面少花钱。这种社会分配是建立在基督教的宗教信念基础之上的：当时人们对今世不重视，而对来世却相当看重。这种生命理念构成了当时的社会意义，从而影响那时的社会分配。如果从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那么这种不重视或甚少关注人们身体上的疾病的社会分配是不道德的，但是，相对于当时的社会意义及其评价标准而言，中世纪基督教教会的这种分配方式并非是不道德的。只有当今人将这种分配方式推广到今天时，我们方可对此作出有意义的批评8。今人与古人拥有不同的道德原则，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标准来衡量或评价古代人的道德问题。
从相对主义的立场出发，沃尔泽阐明了其多元正义理论。正义原则自身在形式上是多元的，不同的社会资源应该按照不同的理由、不同的程序并在不同的人中进行分配9。每一种社会资源都有其自身的正义原则规范，而这些规范在不同的领域里是自主的。例如，按照自由交换原则，资源应该通过市场来分配；按照应得原则，官职应该在公共服务中进行分配；按照需要原则，最基本的收入与福利待遇应在社会最穷的群体中进行分配；按照相互帮助原则，成员资格应该在各个国家之间进行分配；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由此，沃尔泽拒绝接受罗尔斯理论中只有一种分配正义的立场，在沃氏看来，道德与物质世界中不存在着一个可以贯通其中的正义原则，也就是说不存在一条普适的正义原则10。
当然，针对别人的批评，沃尔泽对自己的观点也略作修正。在《厚与薄》一书中，他承认存在着某种最低限度的普遍的道德原则。例如，他说布拉格之春时人民游行反对专制，要求政府提供实情，这种要求是普遍的。在国际政治中，自主原则也是一种最低限度的普适性的道德原则，不过，沃尔泽对此马上作出补充，认为这种最低限度的道德原则（即人们所说的底线原则）是非常"单薄的"（thin）。正义原则一旦涉及到具体的问题，比如如何分配医疗保险时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普遍性"问题，而是涉及到地方条件这样的具体问题了。同样，国际政治中的自主原则在不同时代会被不同的人所解释，对付少数民族的民族自主原则必须依照具体情况而寻找出不同的方法。比如，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应该得到政治上的自主权，至于北美的一些宗教团体就不能享受这种权利11。沃尔泽由此承认道德原则具有二元特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稀薄的与浓厚的（thin and thick）。存在于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核心道德原则会受到人们不同的阐述12。
那么，又如何理解最低限度的普遍性的道德呢？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民主程序就是一种最低限度的、普遍性的道德。沃尔泽则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民主程序事实上比"最低限度含有更多的内容，比如，假定了说话者之间的自由和平等、不受控制的要求"13。
在沃尔泽看来，最低限度的普遍性的道德并非一种如基础主义所认为那样的东西，也非不同人所发现的他们必须共同承诺的价值。最低限度的道德不能取代特殊的、具体的、浓厚的"道德"。最低限度的道德的共同性，并不是某一个文化所特有的最终的道德意义；最低限度的道德，其价值在于促进交流与接触，为浓厚性的道德之发展提供空间14。
三 简单平等与复杂平等
对于平等问题，人们的看法多种多样，似乎生活于社会中的人们都可置喙一番。不过，大多数人对何谓平等的问题通常持一种简单的平等观。这种平等观认为，平等就是以等同地占有的角度来对待财富与社会资源的分配问题。显然地，这种平等观是相当肤浅的。针对简单平等观的浅薄，沃尔泽提出了一种复杂的平等理念。复杂的平等并不是简单的、等同的占有，而是一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复杂的平等其目的并不在于抹杀差别，相反，它要捍卫差别并要求社会资源应该有区别地进行分配。这种要求使得正义的理念必须是"浓厚的"，并能够反映出文化和社会特殊性与丰富性。复杂的平等既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它反映了多元主义的现象，同时又是一个具有规范性意义的概念，捍卫了社会中的差别，它具有社会批评的特色15。
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沃尔泽的复杂平等观，我们必须了解他对"支配"（domination）与"垄断"（monopoly）所作出的区分。前者指对某一个物品或某些物品的统治地位而言的，它决定所有分配领域的价值，它超越了其自身的价值。例如，荣誉统治了封建社会，权力统治了专制社会，而金钱则统治着资本社会。后者是指一些人独占某一种或某一些物品，以此来减少竞争或以此来打败对手，这是一种占有或控制社会物品的手法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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