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和文论的现代性
四、后经典叙事学与经典叙事诗学的多层次对话
世纪之交，西方学界出现了对于叙事学发展史的各种回顾。尽管这些回顾的版本纷呈不一，但主要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认为经典叙事学或结构主义叙事学已经死亡，“叙事学”一词已经过时；第二类认为经典叙事学演化成了后结构主义叙事学；第三类则认为经典叙事学进化成了以关注读者和语境为标志的后经典叙事学。尽管后两类观点均认为叙事学没有死亡，而是以新的形式得以生存，但两者均宣告经典叙事学已经过时，已被“后结构”或“后经典”的形式所替代。在当今的西方叙事学领域，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几乎所有的后经典叙事学家都认为经典叙事学已经过时，但在分析作品时，他们往往以经典叙事学的概念和模式为技术支撑。在教学时，也总是让学生学习经典叙事学的著作，以掌握基本的结构分析方法。伦敦和纽约的劳特利奇出版社将于2005年出版《叙事理论百科全书》，其中大多数辞条为经典叙事诗学(叙事语法)的基本概念和分类。可以说，编撰这些辞条的学者是在继续进行经典叙事学研究。这些学者以美国人居多，但在美国，早已无人愿意承认自己是“经典叙事学家”或“结构主义叙事学家”，因为“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已跟“死亡”、“过时”划上了等号。这种舆论评价与实际情况的脱节源于没有把握经典叙事学的实质，没有廓清叙事诗学与叙事批评之间的关系。（22）
经典叙事学主要致力于建构叙事诗学，而后经典叙事学则在很大程度上将注意力转向了批评实践。如前所述，叙事诗学必须脱离语境来建构，而对作品进行的叙事批评则应考虑社会历史语境。当学术大氛围要求考虑语境时，向批评的转向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就叙事批评而言，确实出现了从脱离语境的经典批评到考虑语境的后经典批评的演变进化。但就叙事诗学而言，则可以说后经典叙事学是换汤不换药。上文探讨了兰瑟力图将“性别”收入叙事诗学的努力。若想进入叙事诗学，像“性别”这样的因素都难以逃脱抽象化、形式化和超出语境的命运。后经典叙事学家自己建构的叙事诗学模式都是脱离语境和意识形态的结构模式，从实质上说只是对经典叙事诗学的一种补充而已。通观后经典叙事学和经典叙事学，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三种主要的对话关系：(1)后经典叙事学家自己建构的结构模式与经典叙事学的结构模式之间的互惠关系：后者构成前者的基础(经典叙事学对“同故事叙述”和“异故事叙述”的区分就构成了兰瑟之“性别”模式的基础)，前者是对后者的补充。(2)后经典叙事学家自己建构的结构模式与他们的批评实践之间的互惠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技术支撑，后者使前者得以拓展(通过批评实践来发现一些以往被忽略的形式结构)。由于这些结构模式是对经典叙事诗学的补充，这一关系也可视为经典叙事诗学和后经典叙事批评之间的互惠关系。(3)当后经典叙事学家采用经典叙事学的模式来展开批评时，也就出现了更为直接的经典叙事诗学和后经典叙事批评之间的互惠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技术支撑，后者使前者在当前的应用中获得新的生命力。正是由于后经典叙事批评对经典叙事诗学的大量应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97年再版了米克·巴尔《叙事学》一书的英译本；伦敦和纽约的劳特利奇出版社也于2002年秋再版了里蒙-凯南的《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在此之前，该出版社已多次重印这本经典叙事学的著作。2003年11月在德国汉堡大学举行的国际叙事学研讨会的一个中心议题是：如何将传统的叙事学概念运用于非文学性文本。不难看出，其理论模式依然是经典叙事学，只是拓展了实际运用的范畴。
既然存在这样多层次的对话，应该说后经典叙事学与经典叙事诗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并非演进替代，而是互补共存。叙事诗学毕竟构成后经典叙事学之技术支撑。若经典叙事学能健康发展，就能推动后经典叙事学的前进步伐；而后者的发展也能促使前者拓展研究范畴，更新研究工具。这两者构成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五、后经典叙事理论的其他特征
在结束本文之前，笔者想简要探讨一下后经典叙事理论的其他一些特征和发展趋势：
1. 关注文字以外的叙事
经典叙事学尽管在理论上承认文字、电影、戏剧、舞蹈、绘画、照相等不同媒介都具有叙事功能，但实际上聚焦于文字叙事，不大关注其他媒介。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叙事学家将注意力转向了其他媒介的叙事，转向了文字叙事与电影等非文字叙事之间的比较，转向了同一作品中文字叙事与绘画、摄影叙事的交互作用。美国《叙事》杂志2003年第2期登载了斯图尔特写的一篇专门评论“画中读者”的论文，（23）该文对西方绘画史上各种有关阅读的绘画进行了颇有见地的分析。不少表面上静止的绘画暗示着过去和未来，构成一种令人过目不忘的叙事。
2. 关注(经典)文学之外的叙事
受文化研究和政治批评的影响，不少后经典叙事学家将注意力转向了妇女、黑人、少数族裔作家的作品，转向了传记文学叙事和大众文学叙事。此外，在西方当代叙事研究领域，还出现了另一种新的倾向：将各种活动、各种领域均视为叙事的“泛叙事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后经典叙事学家关注非文学叙事，如日常口头叙事、新闻叙事、法律叙事、心理咨询叙事、生物进化中的叙事，如此等等。这有利于拓展叙事研究的领域，丰富叙事研究的成果。然而，这种泛叙事研究往往流于浅显，真正取得了富有深度的研究成果的仍然当首推小说叙事研究。
3. 对经典概念的重新审视
后经典叙事学家倾向于重新审视经典叙事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例如“故事与话语的区分”、“叙事性”、“叙事者的不可靠性”、“情节”、“叙事时间的本质”、“叙述声音”、“叙述过程”，如此等等。这些探讨有利于澄清概念，拓展和深化理论研究，但也出现了一些偏颇和混乱。（24）
4. 利用国际互联网进行学术探讨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网上对话成了西方叙事理论研究者日益喜爱的学术交流手段。（25）在NARRATIVE@ctrvax.Vanderbilt.Edu网站上，只要一位学者发表一点看法，提出一个问题，一般马上会得到多位学者的回应，而且往往一个话题会引向另一个话题，不断激活思维，拓宽视野，使讨论持续向前发展。在讨论中出现的偏误，也能在众多眼睛的监督下，及时得到纠正。网上对话是信息时代特有的交流手段，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学术研究方法的重要转变。从传统研究在故纸堆里爬梳到后现代时期的网上无纸笔作业，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形象的叙事进程。不过，互联网上的探讨难以替代书面论著，就目前的情况看，只是构成了对书面论著的一种补充。
2000年美国《文体》杂志夏季刊登载了布赖恩·理查森的如下判断：“叙事理论正在达到一个更为高级和更为全面的层次。由于占主导地位的批评范式(paradigm)已经开始消退，而一个新的(至少是不同的)批评模式(model)正在奋力兴起，叙事理论很可能会在文学研究中处于越来越中心的地位。”（26）理查森所说的“叙事理论”主要指涉后经典叙事学，根据这几年的情况来看，理查森的预言很有道理。无论在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上，后经典叙事学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当今更是呈现出旺盛的发展势头，值得国内学界予以更多的关注。
注：
（1）国内将“narratology”(法文的“narratologie”)译为“叙事学”或“叙述学”。“叙述”一词与“叙述者”紧密相联，宜指话语层次上的叙述技巧，而“叙事”一词则更适合涵盖故事结构和话语技巧这两个层面。笔者曾将自己的一本书命名为《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001，2004)，旨在突出narratology与聚焦于文字表达层的文体学的关联。
（2）国内20世纪90年代出版了不少与西方叙事(述)学相关的著作，但一般均聚焦于经典叙事学，未关注后经典叙事学。进入新世纪以来，情况依然如此。针对这一现象，笔者在与人合著的一部新作中(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著：《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将于2005年出版)，集中对90年代以来北美的后经典叙事理论展开了探讨。
（3）正是由于这种发展趋势，纽约和伦敦的Rout-ledge出版社将于2005年推出国际上第一本《叙事理论百科全书》（由美国学者David Her-man， Marie-Laure Ryan和德国学者ManfredJahn主编）；牛津的Blackwell出版社也将推出国际上第一本《叙事理论指南》（由美国学者James Phelan和Peter Rabinowitz主编）。两本书的撰稿人员均以北美学者为主。
（4）有关女性主义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文评的差异以及女性主义叙事学对结构主义叙事学之批评的偏误，参见申丹：《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评析》，《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有关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话语分析模式，参见申丹：《“话语”结构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话语”研究评介》，《国外文学》2004年第2期。
（5）Susan S. Lanser，“Toward a Feminist Narratolo-gy，”Style 20 (1986)： pp.341-363， reprinted in Feminism：An Anthology，edited by RobynR. Warhol and Diane Price Herndl， pp.610-629(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1).
（6）影响较大的著作之一为Robyn R. Warhol，Gendered Interventions： Narrative Discourse inthe Victorian Novel，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9.
（7）参见申丹：《小说艺术形式的两个不同层面》，《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2期。
（8）Susan S. Lanser，“Sexing the Narrative： Propriety， Desire， and the Engendering of Narratology，”Narrative 3 (1995)， p.87.
（9）“修辞”一词在当代西方文论中是个含义十分复杂的词。在解构主义学者的手中，“修辞”几乎成了“解构”或“颠覆”的替代词；在“文化研究”的领域中，“修辞”又转而指涉权力或意识形态关系的运作。后结构主义、后现代语境下的“修辞”一词十分强调语境对话题(内容)之选择的决定作用。但修辞性叙事理论继承了亚里士多德传统的“修辞”内涵，主要指涉作者与读者进行交流的方式或技巧。
（10）（12）参见David H. Richter，“Preface，”in David H. Richter ed.，Narrative/Theory，New York：Longman， 1996， p.IX。
（11）参见申丹：《视角》，载《外国文学》2004年第3期。
（13） Seymour Chatman，Coming to Terms： The Rhetoric of Narrative in Fiction and Film，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14） James Phelan，Narrative as Rhetoric，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5） Michael Kearns，Rhetorical Narratology，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9.
（16）申丹：《修辞学还是叙事学？经典还是后经典？———评西摩·查特曼的叙事修辞学》，《外国文学》2002年第2期；申丹：《多维进程互动———评詹姆斯·费伦的后经典修辞性叙事理论》，《国外文学》2002年第2期；申丹：《语境、规约、话语———评卡恩斯的修辞性叙事学》，《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年第1期。
（17） Peter J. Rabinowitz，Before Reading，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James Phelan，Narrative as Rhetoric，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39-141； 215-218.
（18）（20）详见申丹：《叙事结构与认知过程——认知叙事学评析》，《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年第9期。
（19）参见Mary Louise Pratt，Towards a Speech Act Theory of Literary Discourse，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7； Sandy Petrey，Speech Acts and Literary Theory，London： Routledge， 1990.
（21）Monika Fludernik，“Natural Narratology and Cognitive Parameters，”in 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ed.) David Herman，Stanford： CSLI， 2003， p. 262.
（22）参见申丹：《经典叙事学究竟是否已经过时？》，《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该文对将解构主义视为“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尽管由于哲学立场上的对立，我们不能将解构主义视为一种“叙事学”，但在叙事批评实践中，解构主义和叙事学有可能呈现出某种互补关系，参见申丹：《解构主义在美国》(《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以及《〈解读叙事〉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
（23）Garrett Stewart，“Painted Readers， Narrative Regress，”Narrative 11 (2003)， pp. 125-176.
（24）参见申丹：《“故事与话语”解构之“解构”》，《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25）参见申丹：《究竟是否需要“隐含作者”──叙事学界的分歧和网上的对话》，《国外文学》2000年第3期。
（26）Brian Richardson，“Recent Concepts of Narrative and the Narratives of Narrative Theory，”Style 34 (2000)， p.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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