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高职教育转型升级的人才培养制度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的高职教育转型，是指高职教育要以市场经济转型发展为依据，遵照高职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教育目标、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模式、教育方法等等方面对“市场”做出回应，以实现高职教育“一技之长应用型职业化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宗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转型升级推进，由“数量扩张”之外延建设向“市场导向、人才锻造”之内涵发展的转型升级是当前高职教育转型的核心特征，实现高职教育转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和拓展无疑是最好的注脚，究其缘由，在于人才培养模式定位于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技术应用型人才。基于此，在2006年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明确指出：“把工学结合作为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带动专业调整与建设，引导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
高职教育虽说在我国处于起步阶段，当经过多年发展，已然为经济建设培养了数以千万计的技能型人才。然不容置疑的是，在高职教育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其人才培养模式的缺陷不容乐观，2009年《国务院关于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情况的报告》指出：“技能型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脱节，是职业教育发展的不足。”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成为一个困扰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性问题，然大学生就业难实质上是人才培养模式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2020年，我国高素质人才缺口将达到2000万，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程师的岗位缺口极其大，彰显我国高技能型人才的“稀缺”。对此，在高职教育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必须遵循“市场导向、工学结合、政产学研联合、校企合作”等等方向，不断推进高职人才培养制度的更新，以实现高职教育的效能。
二、高职教育转型升级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制度之困”
高职教育转型升级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然高职教育由“外延型”向“内涵型”的升级优化又必须通过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来显现，但在诸多的制度机制瓶颈之下，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面临着“制度之困”。
（一）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市场导向的“缺位”
职业教育的逻辑起点是“技能人假设”，即每一位进入高职院校的学生以习得“一技之长”为前提和目标，然如何实现“一技之长”的获取呢？“市场导向、校企合作”应该是不容置疑之模式，但通过对一些高职院校的办学机制可以发现，尤其是公办性高职院校，其直接的管理单位是省或市人民政府，这与计划经济时代高职教育由国有企业管理大不相同，其中最大的区别就是剥离了学生与企业之间的天然联系，企业也很难参与到高职教育的管理当中来，失去了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实际上就是市场化不足，本质上影响了学生职业能力的延伸，导致职业院校培养模式演变为“压缩式”本科教学，由于市场导向机制“缺位”，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与市场需求脱节，难以实现市场对人才的需求。
（二）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制度供给的“失位”
制度供给是指制度供给者在给定的主观偏好、利益结构、理性水平、制度环境、技术条件等的约束下，通过特定的程序和渠道进行正式规则创新和设立的过程。对于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而言，需要制度供给，尤其是企业如何参与到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实践中的制度安排，以实现其高效运行，并产生“帕累托效应”。然在实际情形中，政府对企业参与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制度供给严重不足，甚至可以讲处于“真空状态”，空有鼓励性条文，难有实质性可操作空间，空有口号，难有成效，如《职业教育法》第六条明确规定，“行业组织和企业、事业组织应当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但在职业院校构建“政、产、学、研”的人才培养模式时，政府相关部门的积极性严重不足，由于缺乏制度供给，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欠缺动力。
（三）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职教体系的“错位”
在国外，普通高等教育体系与职业教育体系是各成体系的，并且有着强大的合法性支撑，高职学生也不会主观认为就读职业院校会“低人一等”。然在国内却不然，职业教育是普通高等教育的一个子系统，而且是“末端”，高等教育体系的“错位”划分，极大地弱化了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动力。此外，我国还缺乏完整贯通的职业教育体系，尤其是中高职衔接甚至高职与普通本科的衔接问题，都未能有效打通。毋庸置疑，人才培养模式与教育体系“唇齿相依”，职教体系的“错位性”、“不完整性”显然会影响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性、发展性和系统性，对此，给予高职院校一个社会认可度高的“身份确证”显得极为重要。
三、构建与高职教育转型升级相匹配的人才培养制度
俗话说：“没有规则，不成方圆。”制度作为一种规则、程序的体现，是完善高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基础所在。对此，实现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以适应高职教育转型升级的需要，必须建构良好的制度环境，包括自主办学、职业教育制度供给以及教育体系的完善等等，为高职教育人才培养制度的优化奠定根基。
（一）以高职教育办学自主权的扩大来增强人才培养制度的驱动力
长期以来，高职教育的办学权一直为政府“独家经营”，不仅弱化了高职院校办学的活力，也为“政、产、学、研”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带来诸多约束，为了更好地实现高职教育“市场导向”的办学理念，以实现其在招生、就业、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自主性，增强高职院校的办学自主权显得势在必行、尤为重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高职教育中的角色必须转换，由以往的直接举办转变为监督调控，这是提升高职教育教学质量、驱动高职教育改革的关键所在，也只有在职业院校自主办学权增强的前提下，才能根据市场对人才需求的变动及时调整人才培养模式，并凸显高职教育的特色，紧密围绕市场来培养人才，最大限度地提升高职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二）以职业教育制度供给的完善来夯实人才培养制度的保障力
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黄炎培认为，办职业学校必须同时与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进行沟通和联络，职业教育的方方面面都必须同职业界打成一片。职业教育作为培养国家技能型应用型人才的基地，不可能单一存在，其发展壮大需要政府、社会、高职院校、企业等等的形成“合力”，政府在其中起着“穿针引线”的主导作用，尤其是在制度供给方面，要避免制度低效的不良局面，更要出台《高职职业教育法》、《校企合作促进法》等等法律法规，明确企业在高职教育中的权利和义务，并明确企业在参与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如税费减免、政府补贴、企业项目立项等等，以增强企业参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为夯实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制度的保障力。
（三）以职业教育体系的优化来提高人才培养制度的认同力
2014年5月15日，一则《高等教育酝酿大变 600所地方本科院校将转向应用型》的新闻吹响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号角，将意味着超过600所普通本科院校转型为高职院校，个中缘由，在于“大学生过剩”与“技工严重缺乏”冰火两重天的反差格局，更在于高职教育所凸显的技术技能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也正是基于此，造就了高职毕业生就业率远大于普通本科院校的格局。然在此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尤其是中高职衔接甚至高职办学招生研究生、博士等等问题，以规避以往高职教育在社会上的“身份偏见”，并为中国创建起“中国特色的应用技术大学”“保驾护航”，只有在中国高等教育确认高职教育的地位以及职业教育体系不断优化的前提下，高职教育人才培养制度的认同力才能得到强化，并发挥其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中的“正能量”。
总之，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以及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与升级，内在要求高职教育必须呼应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需要，为培育更多富于创新力和竞争力的技术应用型人才提供支持，这就需要高职教育必须探寻产业转型升级与高职教育对接的具体路径，并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作为具体的调整和优化，然在此过程中，高职教育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指向，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锻造了数以千万计的高技能人才，必须赋予其社会功能相匹配的“身份地位”。在高职教育转型的实践中，需要通过各种途径、机制、制度的完善来实现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制度的支持、创新和确立，为更好地实现高职教育的效能奠定厚实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