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视角下的语言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H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4）06-0084-04
一、引言
近些年，语言政策研究逐渐成为国内的学术热点，有关语言政策的实践研究不断涌现，但“语言政策和规划的理论研究……还比较薄弱，迄今为止尚未形成一套独立的、普遍接受的理论体系”。[1]即便如此，国内许多学者尝试从不同角度探索研究语言政策，经济学视角、文化学视角、人类学、教育学视角等都丰富了语言政策的研究内涵，加深了我们对语言政策理性认识，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视角。
本文在肯定以上研究成果的同时，尝试从社会学视角入手，力图阐释语言政策的研究轨迹与社会学的密切关系，从而呼吁学术界更加重视社会学视角下的语言政策研究。
二、研究轨迹与社会学影响因素
（一）概述
1.语言政策的内涵与作用
语言政策包含显性语言政策和隐性语言政策，[2]它可以是“一套思想、法律、法规体系”，也可以是“语言社团（代言人，即语言规划决策者）关于其语言价值系统达成的共识等语言意识形态的体现”。[1]（2）世界上有125个国家在宪法中确立了语言地位，其中近百个国家将一种或多种语言作为其国语或官方语言，[3]更有众多的国家不断出台并修订其语言法规，用以促成族际间互通交流可能性和国族身份建构可行性的实现。除了这些显性立法形式之外，语言政策还可以隐性存在于利益主体的意识形态中。语言政策可以涉及微观语言结构、语法标准、词汇规范等的制定，可以涵盖语言工具性和地位合法性关系的确立，也可以包括促进语言及其文化意识形态的传播等。从本质上看，语言政策并不囿于规范、标准的制定，更需发挥协调矛盾、解决冲突的作用。
2.语言政策研究的三大阶段
语言政策的实践活动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但学者们对语言政策研究却相对滞后。直到20世纪40～50年代（1945年），第一本以语言政策命名的出版物才得以问世；[3]（11）但到了60～70年代，语言政策研究在“问题导向”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形成第一阶段；20世纪70～80年代，语言政策研究出现转向，由“以问题为导向”的思路转入“以资源为中心”的思路，两种截然不同的指导思想催生了反映不同意识形态的语言政策理论，研究进入第二阶段；80年代到现在，出现“以权利为口号”的新时期研究重点，这表明语言政策研究进入第三阶段。[4]
（二）社会学思潮影响下的语言政策研究
语言政策研究的三个历史阶段对应三个关键词，即语言问题、语言资源和语言权利。它们构成语言政策研究中的“三大语言话题”。[5]研究发现，三大语言话题的产生与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具有渊源关系。
1.问题论与实用主义
语言政策研究领域著名学者豪根曾指出，“任何原因造成的任何令人不满意的语言现状，都可以由语言政策来解决。”[6]这种问题论导向下的语言政策研究往往强调用政策行动解决问题，强调行动作为思想基础的重要作用。[7]而这种实用主义的倾向与当时的社会学理论发展有很大关系。皮尔斯和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影响到社会学的研究取向，并自此开启象征互动论的研究热潮；处于同一时期的语言政策研究也同样具有实用主义特色。功能派占据主导地位时期，语言政策更多从功能角度入手，认为社会秩序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调整实现功能整合，从而达到秩序井然。也正因为如此，语言政策研究出现普遍的乐观情绪，认为语言政策自身就是为解决问题而产生的。
2.资源论与生态主义
学界和政府对语言政策的乐观态度迅速降温，研究侧重点也迅速转为以资源论为研究重点。资源论导向下的语言政策研究大多从生态角度、从资源存在的必要性角度进行论述，这种视角也可以从社会学家的思想宝库中找到渊源。社会学家孔德率先用生物学中的细胞、组织和器官概念来比喻社会结构中的家庭、等级、城市和社区，[8]并由此认为失去生态平衡的社会系统会自此陷入“病态”。[9]斯宾塞则更进一步指出每种结构和功能都是在相对依存结构中才得以维系，实现整合。[10]语言政策资源论与社会学理论的巨大相似性绝非偶然，语言政策其实就是语言社会学，它受到社会学理论的巨大影响。
3.权利论与后现代主义
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权利论的研究重点很快兴起。在此导向下的语言政策倾向从弱势群体角度出发，主张权利的获得；将语言权利视为人权内容之一，认为每个人都有使用语言、发展语言的权利。“以芬兰语言学家托芙?斯古特纳伯―康格斯为首的欧洲语言学家，在广泛研究语言、语言教育和语言政策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语言人权’的思想”。[11]这种视角是冲突论的典型特点之一。当代社会理论研究重点之一就是“语言作为权力运作的脉络”，这种切入点是对“社会运作中的权力体系及其更替和正当化”过程中语言和社会关系的探讨。[12]也正因为如此，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自然而然成为社会政策的一部分。
总体来看，语言政策研究的三个阶段各有不同侧重点，但尽管如此，以资源论为主导研究方向的第二阶段和以权力论为主导研究方向的第三阶段都是从弱势群体语言的角度入手，因而与其说第三阶段是第二阶段研究的转向，倒不如说是其扩展；但不容忽视的是，第三阶段更加强调语言垄断市场中现实地位的不平等性。语言政策研究的三个阶段体现出以整合和解构为典型代表的两大派系特点。换句话说，体现的恰恰就是社会学领域的功能和冲突的两大范式特征，而由实用主义到批判主义的转向很大程度上也受到社会学理论转向的影响。 （二）语言政策实则调整社会关系
语言不仅仅是人类交流的工具，更是文化载体和身份象征，这使其成为“当今世界最敏感的问题” 。[22]语言政策也由此超越单纯语言问题，成为处理社会关系、协调社会利益的政策。换句话说，语言政策表面上是处理语言间相对关系，实则是调整族群及其利益等深层社会关系。
当语言政策主体行使特殊权力，确立语言的不同地位和功能，赋予优势语言③特殊语言地位时，往往参照的是该语言族群的优势特征；反过来，语言的特殊地位又使其语言群体更易获得更多社会利益，从而加强其族群的优势特征。当这种循环的叠加效应越来越凸显，语言地位差异引发宗教、经济等巨大社会差异时，语言战争在所难免。[23]这种战争，可以表现为原有政体框架内获得更多权利的温和改良派诉求，也可以升级为旨在推翻政权的极端民族诉求。由此可见，没有兼顾不同族群利益的语言政策将导致利益分配的极度不公，从而引发更大的社会危机。也正因为此，在平衡族群关系、解决社会矛盾、构建国族身份的过程中，有的国家没有选择其国内优势语言，反而退而求其次选择本土语言之外的语言作为其国语或官方语言，④有的甚至干脆选择一种根本不存在的语言作为其国语或官方语言；⑤也有的国家将两种或更多种语言作为其国语或官方语言，实行双语制、三语制或多语制；但是即便如此，语言之间和族群之间仍然存在着动态的竞争关系。任何形式的语言政策都不是一劳永逸的，都需要根据不断动态变化的社会状况进行适度微调，从而缓和由社会竞争关系所带来的冲突。如此看来，语言政策研究必须从冲突与和谐这对矛盾中寻找规律。语言政策与冲突激化没有必然性，即便是相同的政策在有的国家可以是国家整合的重要工具，而在有的国家却可以成为冲突的激化因素。[24]因此在展开对不同国家语言政策研究的过程中，必须重视不同国家的历史因素、文化特性和价值观特征，同时要研究不同群体在其国家内的社会权重、资本占有情况和不同的心态博弈。这种社会学视角无疑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好地分析语言政策背后多模态的社会现象和深层的社会动因。
结 语
库珀曾经指出语言政策理论构建实为遥不可及。[20]（182）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库珀的观点是对语言政策理论构建的清醒认识，语言政策研究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却受到诸多交叉因素的影响；许多不可控的社会因素给理论构建带来巨大挑战；也正因为如此，瑞申涛直言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领域缺乏普适性（overarching）理论的大部分原因是由语言牵涉的社会复杂性造成的，[25]正是社会的复杂性给语言政策研究带来众多干扰因素。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从社会因素入手，将语言政策视为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充分认识语言政策的社会学本质，恰恰可以解决语言政策的理论建构难题。依托社会学理论，有助于使其“遥不可及”的属性具有可及性，社会学分析方法和理论框架有助于促进该学科进一步发展。
注释：
①本体规划包含因文化禁忌而进行的语言调整，这一调整表面上与政治无关，实则反映出的恰恰是特定群体的文化品位；本体规划也包含从众多方言中选择一种或融合多种作为标准语，表面上看当一种语言方言不复杂、历史不悠久的话，本体规划与政治的关联度较小，实际上本体规划的政治色彩没有变，关联度指数也没有变，区别的只是由方言分歧度、复杂度所带来的执行难易程度不同。当方言分歧越大，历史越久远的时候，带有政治色彩的本体规划所引发的冲突就越明显；也正因为此，由方言标准引发的语言问题屡有发生。
② 海因兹?克劳斯在1969年报告中将语言规划划分为本体规划和地位规划。
③ 优势语言的族群使用者可能在人口数量上占有优势，也可能在社会地位上占有优势。
④ 许多前殖民地国家选择原殖民语言作为其国语或官方语言。
⑤有学者指出，1976年菲律宾宪法就曾规定当时并不存在的、融合多族语言的菲律宾语为国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