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辅导员替代性创伤归因及对策探究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2-0289-03
高校辅导员是大学生心理危机的主要干预者，由于他们工作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常常要面对随时出现的学生问题和突发事件，多重角色扮演和角色负荷过重导致辅导员心身疲惫长期处于高应激状态。事实证明，个体在遭遇灾难性事件时，整个心理系统都有可能出现程度不同的创伤，个体越接近灾难现场，受到创伤的危险性也就越大。学校危机事件发生后，辅导员或多或少会面对有不幸遭遇的当事人，不仅要倾听他的痛苦经验，而且可能还目睹他的悲惨处境。许多辅导员在协助学生恢复创伤时，极有可能因长期参与危机处理、持续接触尸体、过分同情罹难者以及面对危机混乱的工作，也同样会受到创伤情绪的感染，会经历严重的心理创伤，从而产生替代性心理创伤。有研究表明，急救机构工作人员在一次严重的自然灾难后有10%左右的人在心理调整上发生困难[1]，不可避免地出现替代性创伤。相对于备受瞩目的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研究，高校辅导员心理危机干预研究则相对空白。因此，探讨高校辅导员心理创伤干预迫在眉睫。
一、替代性创伤定义与危害
Doukessa Lerias和Mitchell K.Byrne[2]在对替代性创伤的综述中将其定义为，在严重创伤或灾难性事件中，那些目击过、易于详细了解到情况或有救助责任的人们的创伤体验和不适反应。Saakvitne和Pearlan（1996）是这样定义的：“一种助人者的内在经验的转变，是同理投入于案主的创伤题材所产生的结果。”根据他们的描述，替代性创伤应该归因于救助人员与灾难性事件的生还者一起工作中所累积的转变，并非是案主附加于救助人员，而是救助人员感同身受的结果表现。
很多研究表明，替代性心理创伤给从事救助工作的人员带来很多负面影响。研究结果揭示，在心理治疗中，治疗者的替代性创伤对治疗者本身带来了负面的影响[3]；而在社会工作者中替代性心理创伤的人数也有持续上升的趋势，在多项研究中甚至有高达八成的比例[4]。因此，许多人呼吁应关注救援者的心理维护问题。
Kassam-Adams在研究中指出，替代性心理创伤是一个累积和缓慢显现的过程，如果没有及时干预会带来如同心理创伤一样的症状：如厌食、睡眠障碍（难以入睡、易惊醒）、噩梦、易激惹或易发怒、易受惊吓、难以集中注意力等等[5]。
替代性创伤体验还会造成认知方式的改变。Mc Cann 和 Pearlman（1990）指出，替代性创伤最大的危害在于“它会影响个体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具体而言，即当负性事件日积月累之后，个体自感压力很大、有了许多多余的、悲伤的想法，他们看世界的眼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会怀疑这个世界是否都是如此的“灰暗”，会怀疑生活到处都充斥着悲伤，他们的价值系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比如，个体因缺乏安全感而失去了公平感和信心；个体模糊了生活和职业的界限，而怀疑自己的职业选择；个体自感人际关系的不可靠而出现社会性退缩、感情迟钝；因长时间的接触负性事件而产生职业倦怠等等。这些负面的认知，如同抑郁症患者的心理过程，其不同之处在于这种心理状态是由于间接地体验了别人的痛苦造成的，自己不是事件中的直接受害者。简而言之，替代性创伤对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强烈的影响。
替代性心理创伤体验会降低救助者的工作绩效。在学校各种灾难事件中，领导者往往更重视控制局面，却忽略辅导员的情感需要。为了完成上级领导交付的工作任务，不辜负领导的信任，辅导员往往是拼命支撑着艰险的工作。这是一种身心交瘁的比赛，是一种体力的严重透支。如果得不到领导的及时认可甚至于还可能被误解时，会觉得工作没有意思，无成就感，自我效能感受下降到极低，自尊心受到伤害。悲情严重的现场救助会使部分辅导员厌恶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甚至会导致他们怀疑这种救助别人的事业，这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心理防御机制，体现了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如果不能有效调节，不仅影响到个体的身心健康，更重要的是它会影响到高校辅导员的职业价值观和工作态度等，甚至于有的人还可能由于情绪低落而觉得生活没有意义而自伤或者自杀，从而影响到个体的工作绩效，最终影响到整个组织的效能、工作成绩。
替代性心理创伤体验易使辅导员出现家庭应激。辅导员在完成了救助工作之后回到家中，多多少少会将工作中的各种负性情绪带到家里。如果得不到家人的理解与支持，可能引发更为直接的家庭冲突，一般表现为委屈、怨气、自责甚至将家人作为直接的出气筒，严重地影响了家庭的稳定与和睦。如果在家庭得不到应有的支持与理解，这种变形甚至扭曲的心态又会影响到工作，这种负性情绪的恶性循环结果就是对辅导员的最大伤害。
二、高校辅导员替代性创伤的成因
是什么原因导致高校辅导员出现替代性创伤？目前仍是众说纷纭，回顾各方面研究文献，我们认为导致高校辅导员替代性创伤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替代性创伤的产生与高校辅导员的同理反应层次有关。Pearima和Saakvitne认为，替代性创伤的产生与救援者的同理反应层次有关。一方面，在救援工作的进程中，高校辅导员与当事人学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双方情感的互动，当辅导员设身处地以当事人的立场去体会他们的心境（当事人的感觉、需要、痛苦等）时，极有可能产生“同理的痛楚”。另一方面，这与创伤事件的特殊性有关。即创伤往往伴随着“失落”的存在。在互动中，辅导员生活中原来所秉持的安全、掌控、可预测和受保护的信念受到了学生创伤事件的冲击，使得辅导员可能因“失落”而与学生产生强烈的共鸣，从而间接获得了学生当事人的创伤体验，而这种体验会对辅导员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其次，替代性心理创伤产生与辅导员残酷的现场危情体验有关，特别是长期连续的现场救助。如中国的5?12大地震后，很多志愿者很快赶到了灾区，包括很多有经验的心理咨询者，他们被那里的血色悲情震撼了，面对生与死直面的考验，很多心理救助者的心理承受能力接受了极大的挑战，如出现恶心、呕吐等替代性心理创伤的生理反应，还有害怕和情绪不稳定等情绪上的反应。有个别心理救助者早早离开了灾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也出现了类似于上面的创伤体验。Myers调查了在1995年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后进行心理咨询的工作人员，发现他们绝大多数都有中等以上程度的替代性创伤综合症症状。由于灾难发生而形成的各种灾难现场如各种生命体的被摧毁、混乱不堪的局面，特别是当面对尸体时，人们出于本性萌生生命渺小之感，当面临死难者亲属求助的眼神时，又会产生复杂的自责感。例如，美国“9?11”事件后，纽约市消防局100多人因精神紧张而请假，许多人靠服用安眠药和镇静剂维持，越来越多的人向心理医生咨询。一位消防员说，即使在同孩子玩耍时，脑海里也会浮现出他在“9?11”事件现场捡拾遇难人员残肢的场面。救援者在这样的场景中长期从事救助工作无疑等同于生与死之间的身临其境，会在心理上留下永久的阴影。
再次，辅导员缺乏专业训练和危机处理经验是替代性心理创伤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救援工作灾情急、任务重，多数救援人员在没有充分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投入了救援工作，因此当目睹灾后的惨况，面对痛苦的人群以及超负荷的工作时，尤其是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时会出现一些不良的心理反应，影响情绪和工作效率，进而会导致替代性创伤的产生。Mauldin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刚进入心理救助从事电话热线咨询的工作人员，在半年之内就报告了不同程度的替代性的心理创伤体验。研究者认为，有经验的心理咨询者在技能和认知结构上更为合理，而缺少经验的心理咨询者不能够把握与病人的心理距离。但随着咨询经验的增长，咨询师接触越来越多的创伤性体验，他们会很快提高自己在不良情绪体验方面的抵抗能力或者理性的心理防御能力。
第四，缺少外部的社会支持也是产生替代性创伤的重要原因之一。辅导员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也有喜怒哀乐和正常人的心理需求。危机事件发生后，辅导员一方面需要各种新闻媒体的理解与支持，特别是什么时候报道，如何报道都可能会影响到救助工作的开展，如果处理不好，就会转变成为辅导员的工作压力；另一方面，需要辅导员家庭成员的理解和支持。当危机发生后，辅导员的家庭成员也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压力，一方面基于工作所需，是支持亲人工作的，另一方面，基于亲情的需要，也担心亲人的安危。这种复杂的心情会形成一种难以释放的心理压力，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释放，这种压力就会演变成对工作的抱怨甚至愤怒，最后加重辅导员的心理压力和精神创伤。一般而言拥有较多的社会支持，就越少地出现负性情绪反应，即愤怒、恐惧、焦虑、内疚、抑郁、麻木或持续的心境低落、易激惹等情绪的出现就会减少。因此，社会支持是调整灾难救助者心理状态的重要影响因素，它的力量对替代性创伤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替代性创伤主要源于两大方面：一方面替代性创伤的出现与个人自身因素有关，即与辅导员的“自我”有关，如自身的价值观念如何、自身的能力水平、自身的知识架构、对救援工作的自我效能感等都将影响个体的应对；另一方面则与特定的环境因素有关，特别是与学生的互动过程有关，如互动的频率、互动中创伤经历的细节被揭示的程度、社会支持的程度等都将对辅导员产生影响。
三、高校辅导员替代性创伤的应对
既然替代性创伤的出现会给辅导员带来身心伤害，那么，有何应对的策略？最早，可追溯到1996年，Saakvitne和Pearlman（1996）提出了应对的三个基本原则，即“觉察、平衡和联系”。其中，“觉察”是指作为救援者要及时发现自身的需求、情绪、资源等方面的不协调情况；“平衡”是指救援者应在工作、休闲、休息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点；“联系”则是要求救援者对自己、别人和外在世界能保持良好的沟通渠道其后，有人围绕着这几大原则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建议，Meyer和Ponton（2006）对这些应对策略进行了小结，概括如下：
1.提升专业水平。辅导员本人要不断地累积充足的工作经验，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平，并能得到及时的专业督导，而这将有利于辅导员及时觉察自己的不平衡状态，以利于其自身的调整。
2.掌握自我调节方法。辅导员需掌握一定的自我调节的策略，如保持幽默感和客观性，适当的休闲和锻炼，应用某些如“蝴蝶拥抱”、“安全岛”、“保险箱”等特定的自我保护技术。比如“蝴蝶拥抱”技术既简单又容易操作，“双眼可以闭上或部分闭上，看着鼻尖；交叉双臂放在胸前，双手指尖可以触到锁骨和肩膀之间的区域；移动双手，模仿蝴蝶的双翼；深呼吸，感受通过身体和思维的感觉（认知，图像，声音，气味，感情和躯体感觉），不加以修改、抑制或判断……”这些将有利于救援者及时平衡、调节自己。
3.开展团体分享。可以在团体中交流，与同事间分享替代性创伤。比如，在团体内通过诉说事件、表达自己的心理反应、关注自身的躯体反应、分享生活中的正性事件以及专业生涯的感受等活动，能促使救援者感受团体内的支持力量，将有利于团体内部良好沟通渠道的畅通，有利于救援者对自身内在需求的知觉。
辅导员替代性创伤干预的具体方法：
首先，提供心理支持。个体的社会支持系统包括家庭、朋友、邻居、同事、组织及社区等，可以提供感情支持、信息交流、经验分享、指向任务的协助、陪伴和归属感等，是个体心理危机的“缓冲保护垫”，可减少心理危机的发生概率及减轻症状。辅导员由于其职业的特殊性，使部分人养成“不能也不愿与他人分享自我心理感受”的心理封闭定式，对战胜心理危机十分不利。因此，一方面要运用无条件接纳、价值中立、同理心倾听、解释、指导、积极暗示等支持性心理治疗技术给处在心理危机中的辅导员以情感支持，同时要尽量调动客观社会支持资源给予辅导员关心和帮助，促使其早日走出心理危机。 其次，调整认知模式。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认为心理危机是因个体面临一场紧急、可怕的威胁事件而引发的心理失衡状态，其持续时间的长短因个体重新认知、分类和理解创伤所需的时间而定，假如个体能有效地将创伤在意识中进行整合、认知和组织，并把它作为过去不愉快事件的一部分，问题就可能迎刃而解，正常心态就能得以恢复。因而在心理危机干预中，干预实施者要通过心理叙述和观察，仔细弄清灾难性危机以及救助过程中发生的一些特异性事件对危机者的影响，其认知模式中存在着哪些不良信念和自我否定成分等。并通过认知行为治疗、合理情绪疗法等，指导危机者与自己的非理性认知进行辩论，直至建立合理的认知模式，以帮助他们客观地、理智地分析和判断危机刺激的性质和后果，接纳当前现实的处境，最终主动纠正自我的情绪和行为偏差，提高心理应激能力。
第三，建立积极应对方式。应对方式是指一种缓解情绪紧张、维持心理平衡、调节行为表现使之符合外界要求的方法和手段。在强烈应激状态下，它作为应激情景与人的身心健康之间的中介变量，与个体的应急能力和心理损害危险度之间有高度的相关性。因而干预中要对有心理危机的辅导员所使用的心理应对策略进行仔细分析，指导其放弃消极、无效的应对策略，建立积极有效的应对方式，如“解决问题”、“合理宣泄”、“求助”等，以便提升其自身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效应付危机。
第四，积极关注使其自助成长。咨询心理学认为，每个个体的身上都存在着一种积极向上的心理自助、成长的潜在动力。因而心理干预中，干预者应在“共情”即分担对方的痛苦与悲哀的同时，始终立足于给人以光明、希望和力量，对辅导员的言语和行为的积极面和闪光点予以充分关注和挖掘，鼓励其重树信心、在困境中崛起。促使其心理状态发生积极、正向的改变，恢复自我意识和生存价值感，同时调动危机者本身的自助潜能去获得心理成长，以危机为契机升华自我心理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