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学理念的变迁看我国高等教育改革
一、现代大学的起源
大学教育在现代文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离不开以大学为中心的高等教育，那么，人类史上的第一所大学是怎么诞生的？大学教育体制源自哪里？最早的大学和今日的大学有什么不同？
大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先秦、西方的希腊与罗马，但现代大学的直接源头则应该是12、13世纪的欧洲中世纪大学。由于宗教统治的原因，我们通常把欧洲文艺复兴之前的1500年称作“黑暗的中世纪”，富有戏剧性的却是大学产生于中世纪。11世纪之前，欧洲的教育机构主要是教会学校，这些学校的主要职能是为教会选送神父和教士。随着城市的兴起，出现了世俗意义上的城市学校，但它们的规模和课程设置都有很大的局限性。进入到12世纪后，教育界率先出现了意义深远的新生事物――大学。世界上第一所大学产生于1158年意大利北部的波伦亚大学，业界称其为中世纪大学的原型。此后，仿照波伦亚大学的模式，欧洲各地先后出现了：巴黎大学（1160年）、牛津大学（1167年）、剑桥大学（1209年）、阿雷佐大学（1209）、帕多瓦大学（1222年）、那不勒斯大学（1224年）、图卢兹大学（1229年）等几十上百所大学，从12世纪初到15世纪文艺复兴前的200多年间，大学如雨后春笋般遍布欧洲各地，成为欧洲学术思想活动的中心。
最早的大学与今日大学含义不尽相同。最开始它只是一个以讲授罗马法而称的讲学中心，后来演变成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行会，或者说是学术俱乐部、讲座中心，称为系或教授会（faculty）。和当时各种行业协会的性质一种，这种学术俱乐部的管理不依赖教会和政府，完全由民间管理，课程设置也是自主安排。因此，与早期的教会学校比起来，新出现的教学模式（大学）更代表一种自由、独立和开放的近代精神。到欧洲中世纪，出现的高等教育机构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征，如组成了系（faculty）和学院（college），它聘请了稳定的教学人员，开设了规定的课程，实施正式的考试，颁发被公众认可的毕业文凭或学位等。
中国近现代大学起始于洋务运动兴起后的西学渐入，1895年，盛宣怀创办天津中西学堂，第二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以“科教救国，实业兴邦”为宗旨，以培养高级人才为办学目标，它是我国近代最早的一所工科大学，即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堂的创办，开启了中国大学教育的航程。1898年，京师大学堂在戊戌变法中应运而生，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和综合性大学，也为当时最高的学府。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为首任校长。1916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北京大学不仅是当时的国学中心，更是全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北大“自由、民主”的精神和显赫声望延续长存。清华大学的前身始于1911年庚款兴学而创立的清华学堂，初期为留美预备学堂。1925年，清华学校设大学部，开始招收4年制大学生，1928年开始组建为国立清华大学，罗家伦为首任校长，此后清华大学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最高水平的高等学府。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大学也迅速组建和发展起来。
二、大学理念的变迁
中世纪大学最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世界精神、超国界的性格。它有其共同的语言―拉丁语和共同的宗教―基督教，中世纪大学的世界精神后来随着拉丁语的死亡、宗教的分裂而解体，直到19世纪末才渐渐复苏，至20世纪又蔚为风气。现代大学的超国界已不在共同的语言或宗教方面，而在科学的思想和共认的知识性格。19世纪的牛津学者纽曼认为，大学之理念是“教学的机构”，是培育“人才”的机构。虽然几个世纪以来大学的理想和性格发生了许多的变化，但这个理念依然是古典大学留给今日大学最重要的遗产。
19世纪末，大学的性质开始发生巨变，这一改变起始于德国的柏林大学，它认为大学是“研究中心”，教师的首要任务是自由地从事“创造性地学问”，这种大学的理念与纽曼的观点迥然不同，因为它重在“发展”知识而不在“传授”知识，但它仍然把“教学”当作大学重要的功能之一。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学教育在世界各地蓬勃的发展，美国的很多名牌大学如哈佛、芝加哥、耶鲁大学继承并超越了德国大学的模式发展出自己的性格。美国大学的求新，求适应社会变化，求赶上时代的步伐已经将大学彻底地参与到社会中去。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大学已不自觉地成为社会的“服务站”，象牙塔内和象牙塔外的界限渐渐淡漠，甚至泯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市场的介入，触动了大学传统中的某些保守倾向，使得大学生活更为真实。在信息化和全球化两大潮流的共同冲击下，联合与共享已经成为21世纪世界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新潮流。这种大学的理念和以前纽曼的构想相差十万八千里，但它也确确实实成为许多大学有意或无意的模型。
大学从中世纪发展到今天，在层次、类型、组织形式、结构及专业等方面都有着很大变化，但是在这些变化后面，还应该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那就是大学是传道、授业、解惑、发展知识、学术自由的地方。20世纪90年代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各国的教育部长特别强调了“大学在促进文明和人类价值观方面的作用”，他们说“大学必须是利用它们的学术地位和声望来保卫和传播人类普遍接受的价值观，诸如和平、公正、自由、平等和团结”。虽然身处繁华的市场经济氛围中，但大学无功利性的精神和对于“真、善、美”的追求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大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其最核心的东西不能够改变：它仍然是探寻高深学问的场所，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它仍然提倡学术自由，对人类文化和精神发展怀有使命感。应该说，这才是21世纪大学理念的发展和进步。 三、现代大学的内涵与高等教育改革的辩证关系
大学（university）这个名称，是1228年由教皇颁布的敕令首先使用的。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本是执有特许状的一种社团，享有高度的自由，实行自治。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中国，如何确保大学在躁动的社会氛围中保持自身的特质和内在精神，坚守大学之“魂”，是亟需学界认真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
1.什么是大学灵魂
有学者认为，大学必须具备“牛虻精神”，意为大学是社会肌体上的一只硕大的“牛虻”，是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策源地，“牛虻精神”是大学批判精神的真实写照。而大学的批判精神源于大学对社会、对国家乃至全人类的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源于大学对探索未知、寻求真理的不懈追求。也有学者认为，大学具有形而上的品格，人的求知本性使人有走向形而上的可能，大学则是让人现实地走向形而上的天路；还有学者认为：大爱是大学的灵魂，大爱是与大学的大楼、大师相互交融的一种精神存在，大学之大爱将尊重人作为一种物质与精神存在的价值，不但强调人之理性，也强调人之超越性，为大学追求卓越提供了深层次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土壤。不管是哪一种说法，都充分强调学术自由是大学发展的价值前提，是大学不可或缺的灵魂和精髓。欧洲中世纪的大学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教会的控制，在课程设置上必须开设神学课程；大学的教师也大多来自传教士或基督徒，但是教会统治的是人的信仰，封建领主管辖的是人的世俗生活，而大学的疆域则是学术与知识。中世纪大学有自治和学术自由，教师有权竞选校长或院长，大学生更多的来自市民或农民家庭而不是贵族家庭，这种民主和平等成为当时大学所拥有的重要品质之一。在市场经济化浪潮中，由于人类理念的缺乏和信仰的破灭，大学精神逐步迷失，大学的品质被误解和扭曲，学术共同体被利益分享的松散联合体所取代，大学陷入被市场“包围收购”的危险境地。所以，新形势下高等教育的改革在重塑大学精神，坚守大学之“魂”方面仍然非常有必要。
2.大学灵魂是大学永葆青春活力与理性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现代教育的核心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这是大学教育最基础的东西，所以坚持自主办学、学术自由、以师生为本应该是现在大学的基本标志。我国高等教育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环境下，政府对学校指手画脚、管制过多，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干涉过多，学校缺少自治自主权，“对外是学校自治、独立自主，对内是尊重学术自由、教授或教师治校”成为高等教育领域一句不切实际的修饰。这些教育的弊端导致各高校培养模式单一活力不足、人才结构不合理等矛盾突出，大学改革势在必行，高等教育去行政化的办学思想不应该成为一句空话。教育去行政化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关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和大学的关系和大学内部的关系。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要处理好大学内部的关系，即如何优化大学内部的治理结构、处理好学术和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在学校学术事务的决策和教育资源配置方面，能够更多地尊重专家学者们的意见；当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并行时，行政要为学术让路，让学术成为一片净土，成为学子们自由翱翔的天空。这才是真正意义的现代大学，教育领导者及改革者唯有从这里出发，抓住重点，才能坚守大学的精髓，也唯有这种深层次的改革才能从需求入手，切实为高等教育办实事，让高等教育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综合素质高且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才。
3.在通识教育中寻找失落的大学精神
30年前，国家教育部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高校要减少必修课，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这个决定的颁布，让教育者们醒悟，只有将教学的严谨性和灵活性有机结合，才有可能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提供空间，从此以后，各高校学分制改革如火如荼。通识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适应时代要求、具有创造性、和谐发展的个体，它唤醒了当代大学生的创造性学习能力和学习主体意识，而学分制的推行正好为通识教育提供了新的内涵、动力和手段，是对高校通识教育的深化和落实。事实证明，高等教育改革如果不加强通识教育，不把它放到应有的位置，对人才的成长非常不利，大学应成为大师、大境、大士、大业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高等教育倡导和践行通识教育，是21世纪大学文化精神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
4.在国际视野中重塑大学精神
曾有学者说过：为何今天的中国教育培养不出像民国时期那么杰出的人才？原因之一，在于民国时期的大学创办之初就懂得与国际接轨。比如，蔡元培先生在德国留学多年，他担任北大校长，就吸取德国教育的精神治学，所以北大民主自由，能成为当时的国学中心和新文化的发祥地；那时候，除了民办大学，民办中小学也很发达，很多外国人在中国办学；新中国成立后，在大学担任教师的也大部分是留学归国的热血青年，他们知识渊博，学术功底扎实，与国外有着密切的学术交流。在这种开阔的国际视野和宽松的人文环境下，才有了一批像蔡元培先生一样学术卓越的杰出人才。经济全球化，加快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步伐，因此大学光有自己的改革还是不行，还要开阔视野，引进竞争机制，推动外来的大学与老大学之间的良性竞争，重塑大学精神，这样我国的高等教育才会出现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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