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的演变与思考
[中国分类号]G25497[文献标志码]B[文章编号]1005-6041（2016）06-0031-04
用户教育是图书馆的基本职能之一。各种新技术的普及应用推动着信息环境的快速改变，对用户的信息素养要求在不断提高，高校图书馆需要适应这种变化，积极推动信息素养教育的规范化建设和创新变革。
1“信息素养”概念的起源和演变
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技术已经应用到文献信息处理领域，互联网络雏形初现，数字信息资源日益增加，数字信息和信息技术前所未有地进入人??的视野。1974年，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又称信息素质）的概念一经提出，就引起广泛关注，人们对信息素养的研究由此一直延续至今，衍生出大量相关概念，如“计算机素养”“媒体素养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等。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的普及和数据库技术的推广让海量数据的积累与处理成为可能。行业中积累起来的业务数据开始受到重视和利用。美国的医疗界首先对本领域的业务数据进行了规范管理，之后，美国的交通、气象、行政管理等其他行业和机构也迅速效仿，诞生了一批由国家管理层面为强制搜集各业务领域信息而制定的数据集指标，部分领域的数据管理规范甚至被上升到立法的高度予以重视。80年代，软件业兴起，进一步推动了业务信息（包括数据）的数字化管理，大规模系统性搜集业务数据的工作迅速推广，开启了大数据时代之门。大数据之“大”，不仅仅在于其“容量巨大”，“更多的意义在于，人们通过这些数据的交换、整理和分析，可以发现新的知识，创造新的价值，带来‘大知识’‘大发展’”[1]。对业务数据的价值挖掘和决策利用在各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在这样的背景下，数据素养的概念逐渐从统计领域独立出来，成为大数据环境下的基本素养指标之一，从而把人们的信息需求从传统的基于信息本身的简单“检索”提升到了探索信息背后价值规律的“数据挖掘”层面。可见，信息素养的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正在从通识型向研究型的方向深化拓展着。这一过程与时代进步相适应，也对图书馆的信息素质教育工作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
2新技术环境对高校图书馆用户教育的影响
当今社会，信息环境的变化日新月异，数字资源越来越丰富，大数据、云计算越来越普及，“互联网+”式发展使得新技术、新应用的不断涌现趋于常态化，对信息素质的教育内容以及受教方、施教方均产生极大的影响。
21 受教方：教育需求随信息需求的深入而分化
信息时代的早期与更早些的实体文献时代一样，信息获取的主流需求以显性内容（如实体文献或数字化的信息资料）为对象，这是与当时的信息服务能力相匹配的，相应的信息素质教育也停留在显性内容管理与获取的层面。进入大数据时代，信息服务能力大大加强，可获取信息资源呈海量化和细粒化（从题录和文摘级细化到全文和语义级）趋势发展，为进行隐性内容的挖掘和分析利用提供了条件，从而催生了对细粒度显性数据及其所包含的隐性内容的揭示需求，把信息需求提升到了一个颗粒度更细、应用要求更高的数据层面。这种分化还会随着信息素养向各个学科和业务领域的渗透而更加细化。美国在本世纪初开始就注意到这种需求分化，并及时作出素质要求的区分评价。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在2000年发布了《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后，又陆续出台过一系列学科信息素养标准，如2006年的《科学工程与技术领域信息素养标准》、2007年的《英美文学专业研究能力指南》、2008年的《人类学与社会学学生信息素养标准》、2010年的《心理学信息素养标准》等。在大数据时代，这种需求分化的趋势愈加明显，用户教育必须适应这样的需求特点。普遍的看法是传统的“信息素养教育”主要面向大众，属于科普教育的范畴[2―3]；而新兴的数据素养教育则面向专业领域从业者，如科学数据素养教育主要面向科研人员，培养他们开展科学研究时对科学数据获取管理和分析的能力，因此，数据素养教育属于专业技能教育的范畴，可以被看作是传统“信息素养教育”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这种深化拓展带有越来越个性化的专业背景和应用色彩，也是我们以往开展信息素质教育时容易被忽略的。
22 信息环境：教育内容随信息应用的丰富而不断更新或增加
信息获取需求的分化推动着技术应用的丰富和完善。新世纪以来，各种应用工具呈井喷式推出。这些应用工具涵盖了资源信息的发现、管理和挖掘利用三个不同需求层次。1）检索发现类工具，如国内外各种商业化的资源发现产品（EBSCO EDS、ExLibris Primo、ProQuest Summon、超星发现、维普智立方发现系统等），及免费的相关搜索引擎和检索工具（如Google Scholar、百度学术搜索等）；2）资源管理类工具，如以文献管理为主要功能的EndNote、NoteFirst、NoteExpress等，以及各种相关工具（如美国加州数字图书馆开发的开源的数据管理计划生成工具DMPTool、降低数据管理门槛的Foxtable等）；3）统计分析类工具，如通用型的SPSS、NetDraw、Ucinet、CiteSpace等和专业型的Mesquite、Chemometrics、ArcGIS Desktop等。针对数据管理和应用的工具研发已经成为快速发展的新领域[4]。专业型工具和通用型工具的分化越来越明显，成为信息素质教育需要面对的另一新趋势，对施教者也提出了更高的教育素养要求。我们庆幸地注意到，已经有高校图书馆把数据素养的内容纳入到了信息素养教育的实践中。 随着应用工具的丰富和便利，用户在享受信息红利的同时，如何提高信息道德意识，合理合法地使用各类系统所提供的内容和功能，避免恶意下载、侵害版权、非法传播之类事情发生，也是新技术环境下需要引导用户引起重视的。
23 施教方：教育途径从实体空间向虚拟空间延伸
高校图书馆开展信息素质教育的传统方式主要是开设相关课程（如文献检索课、信息检索课等）和培训讲座，尽管也利用网络进行课件发布、提供实时咨询等配套服务，但教育的主体过程还是基于实体空间展开的，这使得传统的教育方式明显受到时间和空间的约束，其受众面和推广范围也就很有限。慕课（MOOCs）的兴起对传统高等教育的方式方法带来巨大冲击，也为图书馆的用户教育模式带来了新的思路和启发。在生活节奏加快，碎片化学习成为重要教育特征的现实情况下，有必要充分利用网络传播手段来改进用户教育模式，使其适应用户受教时间与受教空间的变化，更有效地推广信息素质教育。
3新技术环境下图书馆用户教育的变革
31 重视馆员培养，保障施教队伍稳定
2015年2月19日，白宫正式任命了第一位首席数据科学家，其职责是帮助美国政府最大限度地开展大数据领域的投资，为政府机构更有效利用大数据出谋划策。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开始设置首席数据官（Chief Data Officer，CDO）。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研究员缪其浩预?y“统计分析将可能与今日的计算机和外语一样，成为任何专业大学生必备的基础知识之一”[5]。图书馆即使还没有设置专门的数据馆员岗位，也必然会把数据分析纳入到日常工作中来。培养具备数据素养的馆员队伍应该引起个人和机构的足够重视。这不仅是用户教育的需要，也是图书馆自身发展的需要。
培养具有现代信息素养的馆员队伍是开展用户信息素养教育工作的基本条件。长期以来，我国对图书馆员几乎未设职业门槛，这不利于馆员队伍素质的真正提高。目前，各图书馆从业人员学历层次在普遍提高。教育部于2015年底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把专业馆员的入职学历从之前的“大专”提高为现在的“一般应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层次学历或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并经过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或系统培训”，明确要求“高等学校应将图书馆专业馆员培养纳入学校的人才培养计划”，但由于整个职业门槛尚未真正建立，要真正提高施教队伍的水平只能依赖于各馆自身的重视程度，既要努力引进人才，更要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和发展环境，培养人才、留住人才。
32 营造数据文化环境，激发受教者的内在动力
实践是最好的教育。图书馆不仅提供网络资源，而且提供电子阅览室和各类资源导航，营造了丰富而便捷的信息环境，为用户信息素质教育提高了重要保障。大数据环境下，我们依然需要配套的教育实践环境，以提高用户教育的实效。同时，这也是图书馆自身适应数据时代的需要。2010年，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在给奥巴马总统和国会的《规划数字化的未来》报告中曾提出，“联邦政府的每一个机构和部门，都需要制定一个应对‘大数据’的战略”。图书馆也应该有应对“大数据”的发展战略，营造数据文化环境正是其中的一部分。2013年1月在荷兰召开的第八届数字保管国际会议（IDCC2103）提出了“基础设施、情报、创新：启动数据科学的研究历程”这样颇具引领性的主题[6]，把数据建设上升到基础设施建设的层面加以推动。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受到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并把开放数据作为重要的发展方向之一[7]。目前，作为开放存取运动重要分支的机构库建设正成为图书馆参与到这场变革大潮中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图书馆需要更多地投入到这种数据文化环境的建设之中，既顺应时代需要，也为用户教育提供更有效的教育环境保障。
受教者的内动力是影响用户教育效果好坏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往往容易被忽略，相关研究也相对较少。营造数据文化环境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为了催生和强化用户受教的内在动力。这也是为什么实践操作永远比理论传授更吸引受教者的原因。
33 制定信息素质评价标准，建立制度保障
开设文献检索选修课程是高校图书馆推广信息素质教育的重要办法之一，但在很多高校遇到选修人数少的困境。值得思考的有趣现象是，很多选修过的学生反映这是一门很有用的课程。与此相似的另一种常见情况是，很多用户不会使用丰富的数字资源，但又不愿意花时间参加图书馆提供的免费培训讲座，对此，图书馆也在努力改进培训方式、丰富培训内容，或举办各种活动（如有奖征答、检索比赛等），想方设法吸引用户的参与。根据穆尔斯定律，“如果获取信息比不获取信息更麻烦的话，用户就会倾向于不使用该系统”。参加信息素质教育培训是需要付出时间成本和脑力劳动的，很难指望大多数用户能够自发地为此抽出时间参加学习培训。这时，制定导向性政策（如把信息素质纳入教学要求或推行相关评价标准）就显得非常必要。
教学要求或评价标准的出台有利于用户参照了解自身信息素养的水平，并对是否接受相关培训教育做出理性选择。有很多用户其实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信息素养差距，笔者在日常用户信息素养教育的培训讲座中常对受教者做一个简单的调查，调查就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对自己使用百度的检索能力评价是（A强B中强C中弱D弱E不会评价）”，第二个是“你使用过百度的高级检索功能吗？（A经常用B用过但不经常C知道但没用过D不知道有高级检索功能）”，结果发现，有不少在第一题中自我评价为强或中强的读者，并不经常使用高级检索功能，甚至不知道百度有高级检索，说明用户对自身的信息素养水平往往缺乏正确认知，这与信息素养标准的缺失不无关系。
完善信息素质教育政策的另一个作用是规范教育内容，尤其是在新技术、新应用不断涌现的当今时代，如何适时更新补充信息素养要求和教育内容，需要有一个指导性框架。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ACRL）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于2015年完成并颁布了对《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的全新修订。我国目前可以参考的相关文件还是1992年5月由原国家教委印发的《文献检索课教学基本要求》，在信息环境发生了巨变的当今时代，这样陈旧的文件显然早已不再合适。对于个体机构来说，教育内容的制订可以根据受众需要和施教者能力来自行决定，但内容设计往往不够全面[8―9]，无法充分满足教育需求的变化。我们迫切需要一个国家层面的信息素质评价标准，作为指导用户教育实践的目标纲领。这是业内很多学者的共识[10―11]，也是推动信息素质教育的重要制度保障。
4结语
新技术的发展及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极大地丰富了信息素养的内涵，也带来信息需求和应用环境的明显改变。面对机遇与挑战，高校图书馆的信息素养教育必须应对新的形势，及时调整教育内容，制定评价标准，并在数据环境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做出变革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