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需要批判地吸收西方政治文明的成果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9-09
西方有关“党民关系”、“党政关系”、“朝野关系”等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参考比照。我们党既不应当包揽一切，代替人民当家作主，更不应当是国家机器本身，而应当是人民参与政治、当家作主的工具。党领导和执政的一切观念、内容、形式，都应当从这个基本的定位出发。这是符合政治文明建设规律的。党要继续以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为导向，调整或重构执政党同国家、公民、社会的政治关系，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改进党的执政方式。
第七，政府职能。纵观资产阶级政府发展的历史，曾经出现过“自由放任型”和“积极干预型”等不同的政府管理模式。这些政府管理模式虽然不同，但赖以确立的基础都是资产阶级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在公共管理领域中的延伸。
当代资产阶级政府在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转变政府职能，淡化行政管理，强化公共服务，把执法治理同公共服务结合起来，把无限权力变为有限权力，把神秘政府变为透明政府。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唐宁教授认为，政府应该成为一个公共的必需品而不是必要的恶魔。“我们需要一个弱势的、柔性的、能够预知变化的政府。”（注：John H.Dunning.Govermment,Globalization,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1999.p.13.）
这对我们正在强调的依法行政，转变政府职能不无借鉴意义。我们要减少政府对公共权力的垄断，纠正行政行为不规范，行政审批事项过多，自由裁量权过大，政策透明度低等缺陷。积极发挥人民群众在公共管理中的主体作用，使人民群众能充分运用民主与法治的武器，防止政府脱离国家本质的消极现象，保持政府活动与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的一致性。
第八，普选制。虽然这是资本主义标榜民主与自由的一种形式，其实质在于“金钱是政治的母乳”。但这种形式本身马、恩、列宁都认为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工人阶级的第一个政权巴黎公社就有过成功的实践：“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7页。）我们在完善以公开、公平、竞争、择优为原则的干部选任制度中，要逐步扩大“民选”的广度和深度，以健全的制度体系实现“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并通过实行对主要领导干部的差额选举，使党政官员的选举更富有竞争力，真正贯彻人民的意愿。还要把那些不具有阶级性的制度，如弹劾制，回避制，引咎辞职制，限任制，转化为我们用以管理干部队伍的有力措施。
第九，舆论监督。舆论监督在西方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被人们形象地喻为“第四种权力”。按照西方的民主理论，大众传媒是为公众服务的，而政府是公众的会犯错误的公仆，它有可能滥用职权侵害公众的权利，因此需要对政府进行监督。尽管大众传媒难免有时偏激，但是，一旦政府及其官员腐化、渎职以及违法等丑闻被公诸于众，就会对政府及执政党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因而比行政监督更有效，更快捷，更有威力。社会主义应当创造自己的舆论监督，包括进一步加大政治生活的公开化、透明化程度，进一步扩展舆论监督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制定一整套舆论监督的制度和法规，使之为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为篇幅计，此处不再细述。
三
我们党要适应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选择，必将在新时期接受一次政治现代化的洗礼，并努力创造出辉煌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就需要既坚持改革开放、吸取西方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不动摇，又对可能出现的“西化”和分化的图谋保持警觉，才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江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种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反思人类文明的走向，展现为从线性的、排他的发展观转向系统的、兼容的全球视角和多元文明关系视角。在今天，历史已成为“世界历史”，文明的脚步已经踏遍地球的每一个角落，社会主义离不开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达到了从新的历史高度来认识自己，加强和完善自己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新觉醒，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和实践中，正在实现由“革命党”向着“建设党”的转型。中国加入WTO等国际组织，意味着我国进一步融入世界，接受人类文明的共同观点。因此，在政治文明建设的探索中，如何观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如何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还应有一层重要的含义，即：要有马克思主义宽广的眼界，从世界的角度看我们自己，通过比较、借鉴，广纳博学，外为中用，获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发挥我们的优势。
然而，要借鉴别人的经验，始终应有清醒的头脑、强烈的机遇意识和稳妥的态度。
一是划清界限，既然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就有一个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的问题。如同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政治文明也不等于照抄照搬西方模式。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模式植根于这些国家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土壤，搬用西方模式导致失败和混乱的教训已经足够多了，远如拉美国家移植西方多党制带来的政权更迭，军事政变频繁，导致经济始终低增长与负增长；近如90年代非洲多党制引起的混乱和冲突，给非洲各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在这些现实面前，就连亨廷顿这样的西方文明优越论者也承认，照搬西方模式往往不能使发展中国家获得成功。中国有自己的特殊的国情，在建设政治文明方面无疑应当走自己的道路。
二是强烈的机遇意识，机遇意识是世界眼光的本质要求。我们正处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它是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正在加速进行的文明转换和社会变迁的过程。必须积极寻求、发现和把握机遇，以非常宽广的胸襟，实行全方位开放，摆脱把什么问题都问个姓“社”姓“资”的绝对化的思维方法。人类文明发展的现实实践是对立中有融合，融合中有创新，创新中保留，不要因害怕“演变”顾忌“渗透”而丧失机遇。如果在推动民主政治发展和实现社会公正方面犹豫不决，执政党就很可能成为人们宣泄心中不满的目标，印度尼西亚的专业集团、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失去执政党资格的。
三是循序渐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是一个渐进的适应性变革过程。邓小平指出：“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注：《邓小平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257页。）因此不应在形式上追求民主的进展，而应重视民主的实际成效，再也不能把群众哄起来搞“大民主”。要吸取苏联、东欧国家搞激进政治改革，导致共产党丧权的教训，把保持稳定始终作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前提。民主化与执政公信力之间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新加坡人民党能长期执政，也由于有恰当的民主机制又没有民主泛滥。总之，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可能一蹴而就，最需要扎扎实实地奋斗，在初级阶段，尤其要十分重视提高公民的民主和法制观念，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要在思想上、理论上和部署上都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把政治文明建设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