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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概念的界定及其归属

作者:佚名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1-20

  3、小结

    首先,文学的本质是塑造形象,杂文的本质是要“说理”,为了使读者明白作者的“理”,作者是不拘一格的,任何形式、任何文体、任何语体、任何表现手法都可“为我所用”。人们阅读杂文的目的更多的是想知道作者揭露了一个怎样的问题、事件;对问题、事件、人物的看法评议;以及产生这种看法评议的原因。所以,杂文同称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之间,事实上存在着本质区别,把杂文隶属于文学的分类法是错误的,不应继续把杂文隶属于文学了!
其次,认为杂文属于政论语体或议论文体的说法也是不全面和难以立得稳脚的。

    最后,现今的杂文与历史上的讽谏、谏诤是不同文化的产物,不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

    (二)、文学与杂文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不同

    1、文学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

    在文学作品的创作活动中,为了塑造形象,满足读者审美愉悦需要,就必须再现或高于社会生活,作者必须把对社会生活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作者在完成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过程中,始终都是依靠形象思维来完成的。作者的创作动机只能借助在典型的或理想的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形象的典型性来表达,完全依靠具有个性和共性的典型形象的艺术感染力去影响读者的思想感情并产生共鸣,从而实现审美教育的终极目标。离开了形象思维,就不可能进行文学艺术的创作。

    2、杂文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

    杂文作品的创作过程则不然,杂文作者的思维活动与文学创作截然不同。杂文作者的思想观点的产生形成,虽然也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结果,但是杂文作者在大量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是通过抽象思维来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即通过概念、判断和推理这一系列逻辑思维来概括生活本质和客观规律的、抽象的结果不是艺术形象,而是理论。在杂文作品中,杂文作者的写作动机是直接宣示给读者的。作者的爱、憎、批判、赞成、反对、支持等评判都是极其明确的,一般地,作者也不依靠形象的艺术感染力去感动读者,而是依靠充分的说理去说服读者接受自己的主张,杂文中的形象是为“说理”服务的。

    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离不开形象思维活动,杂文作品的创作则有赖于抽象思维活动,所以两者创作过程的思维方式的偏重点不同。

    (三)、文学与杂文在当今的发展规律、发展方向和归宿不同

    “现代杂文”与“现代文学”共同起源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共同担当起唤醒民众反帝反封建的社会功利作用,曾是“同道中人”。当时代已走到21世纪的今天,杂文与文学实质上已分道扬镖,各走各的路,各有不同的发展规律、方向和归宿。

    1、当今文学的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

    在80年代以来,流传一个著名的比喻,意思是文学这驾马车承载了太多的东西,现在应该把那些不属于文学的东西从马车上卸下来,而这些不属于文学的东西自然是国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等[33]。从90年代末以来就常听到、见到“文学要回到文学本身”的呼吁,何谓“回到文学本身”呢?所谓“回到文学本身”,实际上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意即文学完全独立于国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等公共领域之外,从而是一个私人的、纯粹的、自足的美学空间[34]。

    文学本科专业的教科书温儒敏编写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有这样的论述:
P46:“随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学从政治层面转到美学层面,单一政治视野或政治与艺术二元的思想模式被打破了……”;
P47:“在创作中主题先行,一味追求作品政治倾向的明晰性,反映生活的整体性,结果亵渎了文学的尊严。”;
P276:“文学呈现出它自身的面目,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审美的愉悦和快感,让人沉浸在其中,品尝欢娱。”
方遒《散文学综论》[35] P229:“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国文学还充满那种为民族承担命运的激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这一切仿佛沉寂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思想、无深度的平庸写作或技巧的卖弄。”
    近几年大量的文学作品已显示,文学已是越来越远离政治,回到文学本身。文学已转向追求自身的审美功能和自我表现,文学不再担当社会责任、政治评判,不再自觉为某一阶层、派别、团体代言,更多是个人化的写作,哪怕是个人隐私的写作。

    2、当今杂文的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

    从近十多年的杂文来看,我们明显地感受得到杂文已从曲笔中走出来,以更为直接、直白的方式表达作者自己的思想;而且参与政治、思想引导、舆论监督的能力不断加强;他们自觉站到与统治阶级对立的立场来审视政制,为普罗大众代言;担当起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的重任,针贬时弊、抨击腐败、激浊扬清,揭示矛盾的实质,警醒麻木的灵魂,为民众的权益呐喊……

    在众多文体中,杂文的思辩性强、文体短少精悍、风格多样的特点、以及长期实践累积下来的被广大民众所接受的“说理”方式方法等等,都决定了它是众多文体中最能胜任舆论监督和思想引导的文体。当然前题是有一个开明的政治生态环境,保证它的功能正常发挥。

    现今,杂文的这种社会、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

    例如:孙志刚事件(孙志刚因没带身份证上街,被警察强行拉去收容所,在收容所被工作人员残暴殴打致死)引发了各大媒体、网络发表了大量的杂文(时评),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论证,有法律的、体制的、行政的、经济学的、社会学的、历史的、人性的、人权的、道德的、个人经验感受的、与外国相比较的等等角度,共同对收容制度进行深恶痛绝的揭露和批判,并发出保护人权、保护生命(不分贫富地位)的强烈呼喊。终于促使这一丑恶的收容制度得以灭亡。

    又例如对“非典”感染真相的披露上,终于撕开了只报喜不报忧的封条,为人民的知情权争取到了一席之位……

    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到杂文在舆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如刚离开我们的优秀杂文家牧惠,在2004年3月深圳全国杂文研讨会上的发言:“……千万别小瞧这似乎小小不言的变化。民主不是一声疾呼就可以争取到的,它必须由人民一点点一步步地争取到的。”[36]

    杂文,总是站在与统治阶级对立面即公民立场来评判政治,为普罗大众代言。在不断关注政治、靠近政治、批判政治的行动中,力求达到影响政治。正如王学谦《未能抵达终点的勇士》中有一段论述:“二三十年代杂文之所以发展迅速,丰富多姿,成为20世纪杂文的高峰,不在于其超离政治,而洽洽是因为参与了政治,你想连‘蒋委员长’都敢讽刺、挖苦,还有什么可以忌讳的呢?还怕杂文不自由吗?否则,杂文还是不得自由,还得‘异化’,杂文应该有政治权。”[37] 

    试想:假如杂文从属于文学,能做到参与政治、影响政治吗?

    近几年,杂文的题材内容范围涉及广泛,但抽其本质,则是社会批判、文明批判、政治批判,归根到底是要落实到政治批判。因为追逆文明的根源,就不可避免要触及政治;国民性的塑造离不开政治制度,所谓有怎样的政制,就会有怎样的国民性;社会问题更是政治的产物。杂文就是要你表达一种政治态度。

    3、文学与杂文各自的不同归宿

    综其上述,文学最终的归宿是艺术;杂文的归宿是政治。

    从本质上看,杂文归属于思想理论一类,当我们进一步思考:
——这些思想理论用来干什么?
——那当然是改变社会,使社会更美好,人更幸福。
——靠什么来实现“使社会更美好,使人更幸福”?
——主要靠政治!
    假如杂文也归属于文学,回到文学本身,完全独立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之外,那么杂文就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了,也不可能存在了;若要委曲求全地生存下去,杂文必定要异化。杂文,这朵带刺的花,必将枯萎于文学园中。文学与杂文归宿不同,决定它们各自要走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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