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理论的生长点在哪里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08
那么，当今的文学现实又是什么呢？在我看来，有两种趋向构成了当今文学现实的主潮。第一，由于种种因素的干扰、渗透与裹胁（这其中起码应该包括商业化因素、功利化因素和与电子或数字媒介相匹配的阅读与写作等等），传统意义上的写作（比如让人想到生命体验的倾吐）已无处藏身，传统意义上的阅读（比如让人想到修身养性、心灵净化）也已土崩瓦解。这意味着所谓的“纯”文学已变得不再纯粹，或者高雅文学已丧失了其高雅的资格与条件。第二，大众文化的勃兴首先把种种文化产品变成了泛文学的作品，它们一经出现就既改变了文学的既定结构，也形成了一种新的生产与消费模式，还把许多人对文学的理解引导到了大众文化的思路当中。这不仅意味着文学的生产已规模化与批量化，而且意味着文学受众接受文学的渠道与途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种种迹象表明，这两种趋向正在逐渐靠拢甚至有可能合二为一，它们主宰了文学的现实空间。?
面对这样的文学现实，现行的文学理论恐怕只能失语，而一旦发言，即意味着错位和扑空。比如，张艺谋的《英雄》上演之后，有的评论家曾作出如下评论：电影中虚构的残剑、飞雪、长空、无名为报国仇家恨，义无返顾谋刺秦王，在这种壮举中，他们已是“英雄”人物；刺秦悲剧发生后，他们终于醒悟到秦国的不可战胜。与其诸侯割据，生灵涂炭，不如统一“天下”，共生共荣，义士侠客遂从“个人英雄主义”升华到“民族英雄主义”，成为真正的“英雄”。这一故事虽纯属“戏说”，“但《英雄》揭示的是历史规律的真实、时代精神的真实、‘英雄’内心的真实。它达到了一种理性真实的高度”。⑤这种思考显然套用了文学理论中对文学经典的阐释模式，而实际上，《英雄》只不过是一件典型的“文化工业”产品，那里面的视觉美学效果、刻意经营的东方情调、对刺客与秦王的双双美化、拍给外国人看的心理等等，都蕴藏着非常丰富的意识形态症候。只有把它放到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也只有把它看成是典型的大众文化产品，我们才能够破译其中的秘密。而用打量文学经典的眼光来分析它，只能得出不伦不类的结论。?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才觉得文学理论有必要改变自己既成的思维方式，调整自己的僵硬姿态，把一种面向经典的阐释模式转换为直面现实的阐释模式。具体地说，就是文学理论必须面向大众文化发言。之所以如此，理由如下。?
第一，从本来的意义上看，任何一种文学理论都应该是对某一时期文学实践活动的概括与总结，唯其如此，文学理论才显得生气灌注，真实可信。但是现行的文学理论却要努力使自己变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结果它不但什么病也治不了，还把自己弄得病入膏肓，一付死相。如何改变这种局面？从现在的情况看，只有把自己的视线延伸到大众文化领域或许才不失为一种自救的办法。戴锦华把包括大众文化研究在内的文化研究看作是“想寻找、创造、生产活着的知识”，⑥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因为无论从哪方面看，大众文化都成了当今主要的文学形式，对这种活着的知识作出回应与研究，可以使文学理论从自闭走向敞开，从单一的视角走向多维的视野。文学理论因此必然会失去许多审美分析的机会，但是却获得了更多的意识形态症候分析的空间。?
第二，如前所述，现行的文学理论的构成以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为依据，而文学经典的写作与阅读又是典型的印刷文化语境中的产物。但是现在的文学与大众文化已经游离了印刷文化的背景，已经或正在变成电子文化乃至数字文化的产品。“这种文化抛弃了文字或印刷文化所具有的那种不受他人影响的、线性的、个人主义的心理状态”，⑦也把许多人投入到了特殊的生产队伍与消费群体当中。对于文学艺术来说，印刷文化向电子文化和数字文化的转型不见得就是一件好事，但却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件事情。借助于现在的文学理论所培养出来的价值观念，我们也可以正视它，但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或者正视变成了斜视或蔑视，或者只能说一些隔靴搔痒、不着四六的外行话。笔者以为，以对象本身特有的方式去把握对象，很可能才是文学理论面向大众文化发言的一种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让文学理论介入到大众文化研究领域即意味着让文学理论走出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那么，走出来的文学理论还是不是文学理论？文学理论是不是因此会改变颜色而变成了“文化研究”？一些学者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满腹狐疑，进而对“文化研究”流露出鄙薄不屑之辞。这样的担心与忧虑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其道理也只是建立在对文学理论本质主义的留恋之中。而在我看来，关键还是一个观念的转换问题。伊格尔顿在谈到“文化工业”时指出：“文学批评家一直在致力于培养少数人的敏感性，而大部分传播媒介却一直在忙于毁灭多数人的敏感性；然而，人们仍然假定，研究例如格雷或柯林斯这样的作家在性质上比考察电视或流行报刊更重要。”⑧这样的认识同样也出现在当今中国的文艺学领域。许多的研究课题、许多研究生的论文选题宁愿去面对被许多人做过的“文学”问题，却不能或不敢向已经出现和正在出现的泛文学问题叫板，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人们还固守着印刷文化时代养育而成的价值观念。然而，真实的情况却在提醒我们：文学是不断流动的，文学理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用电脑“敲”出来的文学已经不同于用毛笔“写”出来的文学，伊格尔顿所说的文学理论也已经不同于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为什么我们非要画地为牢、作茧自缚呢？?
托尼·贝尼特说：“真正需要做的事情是以理论化的形式使作家和批评家从策略运筹的角度介入通俗文学的阅读和创作。如果要赢得霸权，就应该开辟航道，而不是顶风而上。”⑨从现在的情况看，仅仅介入通俗文学已显得远远不够，只有介入大众文化，开辟出了新的航道，新世纪的文学理论才可能获得广阔的生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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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②转引自［澳］托尼·贝尼特：《马克思主义与通俗小说》，［英］弗朗西斯·马尔赫恩：《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页。
③［美］简·汤普金斯：《读者在历史上：文学反应的演变》，刘峰译，《读者反应批评》，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287页。
④罗钢、孟登迎：《文化研究与反学科的知识实践》，《文艺研究》，2002年第4期。
⑤段崇轩：《“英雄情结”的释放》，《太原日报》，2003年1月1日。
⑥戴锦华：《活的知识——论大众文化研究》，世纪中国，2002—10—14．
⑦［美］迈克儿·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金吾伦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⑧［英］特雷·伊格尔顿：《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69页。
⑨［澳］托尼·贝尼特：《马克思主义与通俗小说》，［英］弗朗西斯·马尔赫恩：《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