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与现代性——《一个非文学性命题》引发的理论问题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09
吴文反对共同性的一个重点是世界性。它认为，世界性和民族性都是整体性概念，必须以个体化立场来打破之。关于共同性与个体性的关系已经说明，此不赘述。这里重点讨论一下确立世界文学对文学现代性的意义。吴文没有探讨文学世界性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意义，而且对文学世界性概念给以否定性的描述，实际上否定了文学世界性的意义。固然，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学世界化具有了负面因素，甚至引起了民族性的反弹。但世界性是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中国文学走出古典、迈向现代的动因之一。中国古代文学基本上是封闭的，在五四前仍然没有进人世界文学的体系之中。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内部缺乏现代性的源泉，中国文学走向现代是接受世界文学冲击的结果。五四文学革命就是引进现代西方文学思潮和文学思想，打破中国文学的封闭性，以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后来的现代主义取代中国的古典主义。如果说在五四以后的文学实践中，又存在着某种封闭的倾向，那么，在新时期又开始了世界化的进程。只有在世界化的视野下，才能宏观地描述20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发展。吴文强调文学的个性化立场本身并没有错，但把个性化和世界化对立起来就不正确了。个性化与世界化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彼此并不构成对立。文学世界化是接受文学现代性，而文学现代性恰恰肯定文学的个体性，否定中国古典主义对个体性的压抑。文学个体性也必然汇人文学世界性的潮流之中，世界文学就是由个性化的文学构成的。同样，中国文学史的重构也只有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下才有可能。当然，吴文提倡以作家的个性来穿越世界文学的影响，以保持文学的个性化品格，这是正确的。但必须首先肯定而不是否定世界文学的概念。同样，也不能否定文学民族性的概念，它与文学的个体性也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二者也不构成对立，以个
体性否定民族性也是错误的。因此，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不能避开文学现代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问题。吴文主张以个体性穿越共同性来取代世界性与民族性的二元对立恐怕难以成立，因为要穿越的共同性也就是世界性和民族性，只有肯定世界性和民族性，才能穿越它们，否则只是一句空话。
吴文对‘`20世纪中国文学”观的最后一点责难是它把白话文革命称为文学革命。吴文认为，白话文革命只是文体革命，“这些变化对文学来说还不是本体性的变化，而是技术性、文体性以及载道的‘道’的变化，并且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学发展的一贯特点。”它认定，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到“20世纪中国文学”观都犯了将“文学工具革命”等同于“文学革命”的错误。这些论点与前面的观点一样，存在着某些正确的思想，也存在着许多混乱和谬误。五四白话文革命自然不能等同于文学革命的全部，但又是文学革命的一部分，所谓“文体性”实际上是文学性的一个方面，而绝非与文学性无关，这不是什么“将‘文学工具革命’等同于‘文学革命”’。原因首先在于，语言不是外在于文学的形式，文学是语言艺术，语言是文学的“本体”。因此，文学语言体系的变化，必然是文学深层结构的变革。文言文是传统文学的语言，而白话文是现代文学的语言，由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转变，标志着由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变。其次，白话文革命标志着文学主体的现代变换。语言不只是思想的工具，一定的语言还与一定的社会主体相关联。文言文是传统社会士大夫的书面语言，文言文文学就是士大夫的文学。五四提倡的现代白话文是新兴的城市平民的语言，白话文学也就是现代城市平民知识分子的文学，它也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白话文学。因此，白话文革命不仅是文体的变换，更是文学主体由传统士大夫向现代城市平民知识分子的转变。文学主体的现代转变是文学革命的前提条件，也是文学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文学革命从白话文革命开始，并不是偶然的，它体现了文学现代变革的要求。正因为有了白话文学，新兴市民才取代传统士大夫成为文学的主休，而现代文学，包括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才得到繁荣。再次，语言也不只是“文学观的载体”，不是与思想无关的“形式”，语言包含着一定的世界观；因此，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的区别就绝不仅仅是载体、形式的差别，不只是“技术性、文体性的变化”，而是不同文学体系的差别，即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差别，简言之，白话文革命是文学现代性的内容之一。五四倡导的现代白话文不同于传统的白话文，因为它已经吸取、创造了许多现代的语汇，改造、淘汰了许多陈旧的语汇，创造了新的语法，构造了一个新的汉语体系。这个新的汉语体系是新的意义体系，蕴涵着新的世界观。这不是简单的、自然的语言变化，而是一场语言、文化和世界观的革命，因而也是一场文学的革命。白话文学与文言文学的区别不仅是文体的改换，更是意义世界的改换。文言文学描写的是古代世界，传达的是传统的思想；白话文学描写的是现代的世界，传达的是现代的思想。吴文把现代白话文等同于古代白话文，甚至认为后者比前者更有成就。这种比较本身就是对五四白话文的现代意义的抹杀。当然，白话文革命只是文学现代性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五四开创的文学现代性是不充分的，不成熟的，因为它仅仅呼唤、肯定现代性而没有反思、批判现代性。尽管如此，五四白话文革命的意义是不容低估的。对于五四白话文革命的意义，过去仅仅从文学形式的角度来加以肯定，这是不够的，必须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的高度来加以评价，才能深刻地揭示其历史意义。吴文从传统的语言观念出发，贬低五四白话文革命，也贬低了20世纪白话文学。它认为20世纪中国白话文学具有“工具性、平庸性、贫困性”，原因是没有进行文学观的革命，而误将文学工具的革命当作文学革命。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吴文显然评价过低，但本文不拟对此详加讨论，而只想指出，20世纪中国文学之所以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特别是五四以后没有摆脱文以载道的传统，有复杂的社会原因和文学自身的原因，并不是由于没有进行文学观的革命。五四文学革命就是文学观念的革命，它倡导文学独立，反对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念。陈独秀断言“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4］刘半农指出：“甲之说日‘文以载道’。不知道是道，文是文，二者万难并作一谈。”［5］李大钊也提出：“……是为文学而创作的，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6］五四文学革命并非只是文化革命或文体革命，也是深刻的文学观念的革命，这一点，是不应否定的。五四文学革命的成果之所以没有得到巩固，文学独立变成了新的文以载道，是因为对传统的革新不彻底，在深层动机中还保留着以文学救亡的观念，因此以后才产生了新的文以载道的观念。同时，还因为社会革命的冲击，特别是新的社会革命是不同于五四前的西式革命，而是东方文化背景的苏俄式革命，它需要文学作为宣传手段，文学必须为历史作出牺牲。［7］但不管怎样，以白话文运动开始的五四文学革命开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之源，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迁回之后，我们能够继承这个传统，把中国文学推向现代的历史高度。
以上对吴文的批评并不是对他的思想的全盘否定，而只是指出其不全面、不合理之处。对于其合理的、有价值的思想，应当给以肯定。它提出的“文学穿越文化政治”、“个体穿越共同”的“否定主义美学”，明显继承了西方现代文论的一些观点，如阿多诺的否定性文论等；它对文学批判性的强调无疑具有合理性。吴文对“20世纪中国文学”观的批评也有一些真知灼见。但吴文又有重大缺陷，它把文学的本质简单化，在强调文学的否定性的同时，却忽视了文学的现实属性和历史性，也忽视了文学的语言本质，因此对“加世纪中国文学”的否定就变得不合理了。必须指出，吴文没有摆脱传统的本质主义的影响。传统的本质主义认为是事物只有一个单一本质，这个本质是固定不变的。这种本质主义受到了现代哲学的批判。按照现代的哲学观念，事物的性质是在不同的层次、关系中被确定的，因此事物就具有多重本质和属性。文学也不只有单一本质，而有多层次、多重本质，包括原型的层次和属性，现实的层次和属性，审美的层次和属性。而不同的文学形态又突出r不同的性质，如通俗文学突出了原型层次和消遣娱乐性；严肃文学突出了现实层次和意识形态性；纯文学突出了审美层次和审美超越性。虽然吴文关于文学史的一些见解不乏深刻之处，但由于其文学观的片面性，难免作出不正确的结论。如果把吴文提出的否定主义应用于文学史，就可能发生问题。例如，茅盾的《子夜》，尽管意识形态性冲淡了审美意义，但作为严肃文学的代表，仍然具有不可抹杀的历史地位。而按照吴文的理论，它没有穿透政治文化，就不具有文学性，就没有价值。如果把吴文的理论应用于通俗文学，问题就更大了，因为通俗文学更难以穿越政治文化，从而导致完全抹杀通俗文学的价值。这种片面性不仅体现于吴文，而且具有普遍性。传统本质主义和单一本质的文学观念至今仍然支配着文学理论界，严重阻碍了文学理论的现代发展，必须注意克服。只有确立了这种新的文学本质观，才能为文学史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这就是笔者作文商榷的原因。
注释
［1见《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141—154页。以下所引吴文均出此。
［2参阅杨春时《文学本质新论》，《学术月刊》1999年第4期，第67-70页。
［3参阅杨春时《文学史论》，《北方论丛》1990年第3期，第45-49页。
［4《文学革命论)，载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6号。
［5《我之文学改良观)，载1917年5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3号。
［6《什么是新文学》，载1919年12月8日，社会问题号。
［7］参阅杨春时《百年文心—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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