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棱镜群体”现象与社会政策建设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4）05-0112-05
一、“三棱镜群体”现象的由来及其在当下中国的表现
“三棱镜群体”一词来源于齐格蒙特?鲍曼对犹太人群体社会地位的分析，但追根溯源则是齐美尔对“陌生人”概念的解读。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的“陌生人”包括很多群体，如罗马时代的奴隶、西班牙的摩尔人等，其中最典型的是中间商（intermediate trader）犹太人[1]。齐格蒙特?鲍曼继承齐美尔的思想，对陌生人议题进行了持续关注和阐发，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他分析了犹太人宗教层面的特点，鉴于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渊源关系，犹太教和犹太人的存在对基督教理论的当然性构成了永久的挑战，并且，犹太人相信先知来临之后就能返回家乡，因而，他们并不把现在居住的地方作为自己的家乡，所以，基督教及其信徒始终对犹太教和犹太人持排斥态度[2]49。尤其值得深思的是，在这部著作中，鲍曼从阶级、阶层层面对犹太人群体进行了分析，基督教会规定他们只能从事中间商、放贷者和收租者等基督徒所认为的下贱职业，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效应：贵族等上流社会固然把犹太人看做奴仆，认为他们缺乏修养、贪婪和野蛮；但是，就普通城市市民和乡村农民来看，犹太人冷酷且傲慢，是盘剥者和统治者。因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对横亘在他们之间的犹太人群体持否定态度，都将不满情绪和愤怒非理性地发泄在这个群体身上。犹太人就像一块三棱镜，从不同方向看他们，其形象完全不同，鲍曼因而形象地将犹太人群体喻之为“三棱镜群体”（prismatic category）[2]57。
目前，中国的医护人员等也不幸成为了这样的“三棱镜群体”。近年来，我国因医患关系引发的冲突事件时有发生，并在公共领域迅速传播和放大。从发生地域来看，中国从东到西、从南之北都发生过袭击医护人员的事件；从袭击人员来看，既有学生，也有官员，当然，更多的是其他普通的社会人员。在官员面前，医生是弱势群体；在学生和其他社会人员面前，医生又是强势群体。和医生一样，城管这个职业群体也具有“三棱镜”的特征，在普通民众看来，他们是强势群体，今天已经成为“暴力”的代名词，当城管对摊贩采取强制执法时，舆论一边倒地谴责城管；而城管们认为自己也是弱势群体，当小贩占道经商而使道路拥挤难行时，上级领导、相关部门和社会舆论又会谴责城管不作为，城管执法常常陷入“塔西佗陷阱”。此外，连绵不断的拆迁事件中的拆迁户群体也一样，利益攸关的基层领导视他们为妨碍当地经济建设大业的“刁民”，斥责他们贪得无厌；大众则认为绝大多数拆迁户都是利益受损者，蛮横不讲道理者在该群体中只占少数，对他们持同情态度。除了医生、城管和拆迁户外，教师和临时工等也成为或被想象成为“三棱镜群体”之一，昭示着中国社会政策建设面临新的挑战。
二、我国“三棱镜群体”现象折射的社会背景
“三棱镜群体”现象表明中国社会政策建设面临新的挑战，亟待进一步提高在社会保障、社会整合、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工作成效。
（一）以医患关系为代表的紧张的社会关系带来的挑战
新医改自启动以来至今虽然有5年了，但是，医患冲突依然多发、复发，伤害医护人员的事件时有所闻。例如，2013年10月17日到27日，上海、辽宁、广东、湖北、浙江和江西在十天内先后发生6起伤害医生的案件，其中浙江温岭伤医案致1死2伤。2014年3月5日，潮州中心医院一年轻医生被家属押着游行，正处“两会”召开时期，引起各界高度关注。有的医院采取在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配备安检设施和严格管控刀具等措施，然而，收效甚微。医患纠纷一直处于高发态势，重建有序、和谐的医患关系已成当务之急。除了医患关系外，“仇富现象”等也备受社会关注，表明紧张的社会关系亟待化解。
（二）城市化带来的挑战
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正在由乡土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2012年，名义城镇化率为52.57%，实际的人口城镇化率为35%[3]。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工商业的突飞猛进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城市问题和新的农村问题。前者如贫民区、高自杀率、高犯罪率以及因失业、破产、疾病和残疾等带来的城市贫困人员成为新贫困群体。王德文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调查数据得出，如果以中位数人均收入的50%作为贫困线，中国城镇贫困率则为18.7%，人口加权的收入贫困发生率为20.8%[4]。“基于统计数据测算，中国目前城市合理的贫困线大约在人均年收入7500-8500元之间，贫困人口数大约为5000万人，是目前低保标准和受保人数的2倍左右。”[5]可见，城市贫困人群的规模依然很大，贫民区和城乡贫困问题诱发了大量的犯罪现象。同时，城市化的高歌猛进一路伴随着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农村家庭空心化现象严重，从而导致许多农村地区出现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问题，这些留守群体缺乏安全感和精神慰藉，留守妇女还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和生产活动，非常需要获得社会保护。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导致大量人户分离现象，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很难在城市获得教育、医疗和住房等社会保障服务。快速城市化还导致大量失地农民，该群体的就业、医疗等社会保障迫切需要得到社会重视。
（三）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 中国社会结构在漫长的社会变迁中基本保持不变，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情况发生很大的变化。一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失衡，基本呈现逐年增高趋势，1953年为104.88，1982年为107.63，1990年为111.36，2000年上升到116.86，2010年更是达到118.06，严重偏离正常值范围[6]。另外，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8.87%[7]，现在进入加速老龄化阶段。性别比失调、加速老龄化等现象加大了社会稳定、养老金、医疗费等方面的压力。二是家庭结构的变化。农村家庭平均规模从1980年的5.54人一直降到2009年的3.98人，农村家庭平均规模持续下降，在未来一定时期内，这一下降趋势仍将持续下去，到2030年，农村家庭规模将缩小到3.05人，2050年将进一步缩小到2.67人[8]。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家庭结构呈现出一些新的情况：家庭规模小型化、空巢家庭中年化和家庭结构倒金字塔化，这些新情况将在未来使赡养和疾病照料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此外，就业结构等带来的问题也需要积极应对。
（四）社会分化带来的挑战
改革开放激发了人们的劳动热情，调动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同时也带来了资源、利益和需求等方面的分化，改革开放前所形成的干部、工人和农民三大群体正在分化成更多的阶层。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社会差别逐步形成，社会差别带来社会分化，因而，社会分化是社会向前发展的一个客观现象。如果采取平均主义的态度对待社会差别，不切实际地消除或遏制社会分化，整个社会将失去活力，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已经有过这样的教训。因而，社会分化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层间的社会差异应当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波动，当它超过人们心理上的可接受程度时，人们就会感觉到明显的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公布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4；此外，2010年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发布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远高于世界平均0.44的水平。即使就统计局的数据来说，也足够说明家庭之间、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亟待缩小，否则，将危及社会的良性运行。中国社会分层除了层间的社会差异过大的问题外，另一个问题是社会分层结构出现刚性化的趋势，中下阶层实现向上流动的渠道和机会不断减少，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出现了断裂的迹象。社会不平等和刚性的社会分层结构都会引发社会冲突。
（五）风险社会带来的挑战
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人类发展突飞猛进的同时，社会问题日益突出，风险社会悄然来临，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受到更多威胁，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交织。早在2003年，中国人均GDP就突破了1000美元，表明中国财富积累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进入黄金发展期，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进入危机多发期，贝克就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9]。这些风险无法依靠科技解决，更难在已有制度内消化，在制度上寻求突破是从根本上化解这些矛盾的良策。随着人口流动频率的加快、非正规就业群体规模的扩大以及集体谈判制度的缺乏等问题的涌现，迫切需要在社会政策方面有所突破。
（六）新自由主义思想带来的冲击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力慢慢减弱，新自由主义逐渐盛行，其思想不仅席卷西方世界，而且对亚、非、拉地区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理论上，许多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回归自由等伦理取向，在实践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经济实践都向新自由主义转变，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社会政策领域，基本上朝向民营化、私有化、减少福利开支、强调个人责任等方向发展，这些都对中国社会政策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早期改革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区分开来，从而把经济政策应用到社会领域，导致社会领域过度市场化，也即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深刻地影响到社会领域，医疗、教育、住房等要求政府大量投资的领域，事实上成为公民个体的沉重负担，并且，从根本上抑制了消费，不利于内需的启动。无论是减轻公民负担还是激发内需，都需要厘清新自由主义思想与社会建设、社会政策的关系。
三、发挥社会政策对“三棱镜群体”现象治理的功能
加强社会建设和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已经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其中，社会政策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措施和主要手段，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也要靠社会政策来保障。
（一）减缓社会不平等程度
在传统社会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物质资料的产出非常有限而人口不断增加，同时，阶级剥削和压迫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状况，低收入人口、弱势群体很难获得相对平等的发展机会。以前，中国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在各群体之间的分配很不平衡，尤其是对下层民众的可及性降低，初次分配中的不平等越来越多地扩展到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对于现代政府来说，通过制定和执行社会政策，所有社会群体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消除社会不平等成为主要的执政目标之一。社会政策作为调节社会差别、减少阶层差距的社会设置，能对社会不公平现象进行有效干预和纠治。根据联合国关于人类公平发展的理念，社会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在于防止社会不平等超出公众的承受范围[10]。
（二）促进资源公平配置
资源配置包括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资源的初次配置，主要体现在增量分配上，二是资源的流动，即再配置，主要是体现在资源的存量调整。宏观上的资源配置指资源在不同部门、地区和生产单位之间的分配，“帕氏定理”可以作为判断宏观上的资源配置是否达到最优状况的评价标准。需要原则、公平原则和效益原则是资源配置应当遵守的三个原则，合理配置资源以实现供需平衡的目标是资源配置的基本要求，在遵守前两个原则的同时，重视效益原则。中国在医疗、教育、住房、就业、养老和救助等方面的资源配置在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各主要社会群体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帕累托改进”的空间，社会政策能够在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目标中充分发挥积极作用。 （三）保持社会活力
社会活力指组成社会的各要素所发挥的有利于该社会机体实现正向变迁的多种功能的综合，是社会自我修复、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自变量，它体现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之中。改革开放前的大部分时期，中国的社会活力异常微弱；改革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社会活力重新得以焕发出来，然而，在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过程中忽略了社会事业发展，导致社会活力依然不足。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切实解决民生问题，发展社会组织并让公民参与进来，政府进一步向社会放权，只有这样，社会活力才会进一步激发出来，社会治理才会更加有序。以正义、公平为价值理念的社会政策，为人们追求财富和自身利益提供有效的辩护并且保护弱者，从而获得民众的认同，使社会凝聚力得以保持和提升，每一个个体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它为保障社会活力持续、健康地焕发提供价值论基点。
（四）构建良性互动的社会关系
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现在依然处于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处于一个矛盾多发期。社会政策重视构建良性互动的社会关系，持续关注女性、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少数民族、残障人员和外来人口等社会群体。近十多年以来，中国在教育、医疗、住房和就业等方面的社会政策的覆盖面逐步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今后，对贫弱群体的社会救助还要进一步加强，这些社会政策的推行和完善有利于社会个体之间、社会群体之间以及个体和群体之间的良性互动。
（五）协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人们曾经在较长时期内认为经济政策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手段，社会政策不仅不能创造财富，还要消耗财富，是政府财政支出的一种负担。虽然早在1968年联合国相关会议就提出了“发展型社会福利”的概念，11年后，又提出了相关方案，然而，该理念的影响始终有限。最近20多年来，经济发展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张力引起了人们的深思，出现了社会政策研究的范式革命，提出了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念。这一范式革命将社会政策从一种再分配手段发展为一种社会投资，彻底改变了社会政策唱配角、经济政策唱主角的传统观念。通过再分配手段、社会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和资产建设等形式，使中下层群体的收入状况能够得到切实改善，内需潜力得以释放。因而，在出口受阻、内需不振的情况下，社会政策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生产性要素。
四、消解“三棱镜群体”现象的生成环境
（一）完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
“三棱镜群体”现象发生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和利益格局调整的紧要时期，利益主体多元化与利益诉求多样化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往往存在着利益不一致的地方，如果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反馈、沟通不及时，往往会形成紧张的利益关系。应该建立各阶层和各利益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机制，例如，作为基层组织的社区，直接面向大众，在体察民情、倾听民声、了解民意和集中民智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因此要重视社区这方面功能的发挥，同时，要完善民意调查制度、协商谈判制度等基本制度。另外，电视、报纸、广播和杂志等传统媒体为群众表达利益诉求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还可以利用微博等新媒体拓宽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此外，还要完善涉诉信访案件的处理。
（二）共同分享发展成果
经过3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依然存在着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扩大、教育发展不均衡、住房价格持续偏高、就业压力不断增大等民生问题。在国家财富得到极大提高的背景下，现在中国有能力实现全面改善民生、全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目标。例如，在收入分配上，进一步落实以公平为基础、以效率为导向的原则，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教育上，不断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尽快普及高中教育，维护好教育的公益性；在就业上，加强对低素质劳动力的培训，提升就业质量，规范人力资源市场；在医疗卫生上，完善国民健康政策，增加对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投入，减轻人们的医疗卫生负担等。当然，“共享”不是要回到平均主义的道路上去，而是按贡献大小实行有差别的分享，只是这个“差别”要控制在一个合情合理的范围。
（三）建构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长效机制
利益关系和谐是人际和谐、群体和谐的核心和基础，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把握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不同社会群体的特殊利益之间的关系，兼顾好各方的利益。最关键的是要从制度入手，形成一套健全有效的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长效机制，如建立利益补偿机制、约束机制和引导机制。在保证利益竞争机会平等的同时，对于竞争中的输方，社会要宽容，尤其是给那些处于生存困境中的输方以必要的关心和帮扶。利益约束机制是指建立对各利益方获取利益的行为进行规范的制度体系，采取法制等手段来约束不规范、不公正的行为来协调利益关系。利益引导机制主要指从思想观念进行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
（四）进一步推进社会建设
早在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通过《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首次提出，“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于2012年召开的“十八”，又进一步提出“五位一体”建设。总之，自2005年以来，社会建设受到空前重视，取得了可喜成就，然而，仍需大力加强。例如，在政府类型建设上，要切实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使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发挥主体作用；在公共财政上，要调整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给民生领域以更多的资金支持，向困难地区和困难群体倾斜；在民生领域，在考核地方官员政绩时，应当加强社会政策类指标的权重，使“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有明确的考核标准和考核指标，国家要进一步加大在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方面基本保障上的投入。只有把社会建设工作做好了，群体和谐共处、社会安定有序才具有一个扎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