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曾国藩的教育实践与职业技术教育
曾国藩（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的人生智慧，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作者从目前的众多关于曾国藩的著作和论文中以关键词曾国藩职业教育、曾国藩技术教育、曾国藩职业技术教育进行搜索，遗憾的是没有发现这方面的专著和专门性的论文。因此，基于对目前的有关曾国藩教育方面的材料作者加以整理，以本人有限的能力试着探析曾国藩的实践活动与职业技术教育。在姜军的博士论文《中国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建构研究》中这样说道：职业技术教育是职业教育与技术教育的统一，是以普通教育为基础，以技能培养为中心，通过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对劳动者进行专门性的职业知识、技能和态度教育，使其现在或将来能够顺利获得职业和终身学习能力的社会活动。因此，作者希望通过从曾国藩与职业教育和曾国藩与技术教育两个方面着手，旨在试着去探析曾国藩的教育实践活动与今天我们所说的职业技术教育如出一辙。
一、从职业教育看曾国藩
职业教育是西方世界的产物。鸦片战争以后，为了救亡图存、求强求富，当时在中国的知识界掀起了一场学习西方的教育制度，批判旧教育，建立新教育的热潮。我国的职业教育就是这一热潮中产生的。1904 年，山西农林学堂总办姚文栋在《添聘普通教习文》中写道：“论教育原理，与国民最有关系者，一为普通教育，一为职业教育……”，就目前文献资料看，这是“职业教育”这一名词的最早出现。纪芝信主编的《职业技术教育学》将“职业教育”定义为：在一定普通教育基础上，为适应某种职业需要而进行的专门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教育，使受教育者成为社会职业所需要的应用人才。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是“职业性、生产性和社会性”这种观点形成的时间比较长且比较稳固，周明星将之称为“老三性”。黄炎培在《职业教育机关唯一的生命是什么？》一文中指出，职业学校“从其本质来说，就是社会性；从其作用来说就是社会化。”所谓社会化，在他看来就是“办职业教育，并须注意时代趋势与应走之途径，社会需要某种人才。”“办职业教育，是绝对不许关了门干的，也绝不许在书本里讨生活的……所以，职业教育，绝对不许理想家和书呆子去干的。”也就是说，黄炎培所说的社会化实际上就是指教育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从以上观点不难看出职业教育应与社会密切相关，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社会性，若是脱离了社会的时代背景，那样的教育就是失败的，更谈不上是职业教育。
在当时中国处在清王朝的后期，战乱遍及大江南北，西方列强用他们的坚船历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形式内忧外患，可当时没有一只船可以作为战舰，没有一个士兵熟悉水师，这些我们在曾国藩全集中均有描述，他说：“现在两湖地方，无一舟可为战舰，无一卒习于水师，今若带勇但赴鄂省，则鄂省已无贼矣；若驰赴下游，则贼以水去，我以陆追，曾不能与之相遇，又何能痛加攻剿哉？再四思维，总以办船为第一先务”。可以看出当时兴办船务以及水师学校是根据时代特征、社会需要而发展的制造业和培养了一部分专业人员，符合职业教育的社会性。
曾国藩在继承传统教育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社会实际，提出了“西学为用”的教育观，首先设立翻译馆，培养翻译人才，并翻译外国书籍，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并要在引进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和吸收创新，培养了大量的专职人员。曾国藩创办军械技术学校也是着眼于服务社会，在当时极具先进意义。另还派遣幼童赴美留学，试图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全面的学习，以开放的心态，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迎接教育国际化的趋势。这些成绩均可以看出曾国藩所办教育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和时代的要求，不仅着眼国内社会的问题，而且放眼世界还要跟上国际社会的发展。
二、从技术教育看曾国藩
198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技术和职业教育术语》中，第8条为“技术教育”（Technical Education）；第 9 条为“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技术教育”是一种培养中、高级技术人员的教育；作者在网络搜索技术教育解释为：“技术教育主要是指生产劳动方面的知识技能。”这里所指的生产技术教育主要是指劳动技能教育，它包括技术的学习、掌握与应用等相关联系的活动方式方法。由以上概念可以看出技术教育相对职业教育更高级一些，也就是说职业教育是技能人才的培养，而技术教育是原创科技人才或者是高科技人才的培养。
1861年曾国藩在遵旨筹议总理衙门购买外国船炮时，表示：“购成之后，访葬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对曾国藩而言，购买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是学习制造，这就是一个技术活动了，我们不仅要学会用，而且要学会制造。对这一点，曾国藩日后致函毛鸿宾，直言不讳：“弟前年初次复奏购买轮船，本欲访募军思之士，智巧之匠，演习试造，以勤远略，未敢逮问九世之仇，亦非稍蓄三年之艾。今所购七船既已化为乌有，不得不另求造船之方，拟开设铁厂，粗立规模。”同治元、二年间，“试造洋器”，还造过一艘小轮船，名为“黄鹊”号。这可以说是曾国藩“制洋器”思想的初次实践，但由于“全用汉人，未雇洋将”，所造之轮船“行使迟钝，不甚得法”。加上总理衙门购船未成，曾国藩决意扩充规模，开设铁厂，派容阂到美国购买“制器之器”，“另求造船之方”。这即是后来江南制造局的组成部分。曾国藩、李鸿章联衔上《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业折》，称：“西人学求实济，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人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遮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奥秘，苟非遍览久习，而本源无由洞彻，而曲折无由自明。古人谓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之庄岳之间；又曰百闻不如一见，比物此志也。”经过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精心策划，幼童留美这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得以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可以说，中国最早的留学生种子是由曾国藩等地方督抚播撤的。在他的积极倡导、主持下，制造出中国第一艘兵轮和第一台车床，炼制出中国近代第一磅火药和第一炉钢水，造就出中国近代一大批技术工人和一部分工程技术人员；首次翻译出版西方近代科技等方面的书籍数百种，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培养人员为以后的技术活动储备力量，可视为技术教育的一种软实力。 三、从职业技术教育看曾国藩
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坚定捍卫者，但是他也不一味盲从，在他认为守道要与救世并举。在当时的社会，他敏锐地觉察到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他所做的符合职业技术教育适应社会性的要求。可见在当时的中国已经就在进行着职业技术教育，虽然我们没有明确的提出这个名称。下面作者就从职业技术教育的四个方面来解读曾国藩。
（一）工读模式
曾国藩认为人才要通过教育提升，主张“勤教”与“严绳”主张育用并重，教与用交替进行，既用人又育人，即今天我们推崇的工读形式。“勤教”即如他所说：“人才以培养而出，器识以历练而成”。“满意之选不可得，故取其次，带徐徐教育可也”。“严绳”就是严格考察。其考察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道德、品行、作风、能力等方面。要求全面发展的人才，对于合格者，尤其是优胜者，破格提拔；而对于不合格者，则坚决撤换。曾国藩的幕府，既是储才之所，更是教育人、培养人、考察人的学校。
（二）发展特色教育
中国近代学校的产生，是与19世纪中叶多事之秋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中外矛盾开始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中西文化大冲突和大交汇，封建社会全面衰败和资本主义开始产生，正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交织的时期。这为曾国藩办学提供了启示，翻译西方书籍，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修复书院，发展教育，还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启动了近代教育国际化的大门，并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曾国藩目睹了西方科技的威力，但他不全盘西化，不盲目崇拜，坚持古代优秀传统文化。曾国藩认为近代化决不是西化，近代化是一种历史潮流，国人必须以一种顺应潮流的开放心态去迎接近代化的挑战，闭关锁国不是强国之路（文化传统的“虚无主义”和“优越论”都是近代化的阻力），只有对我国文化传统进行近代转换和综合创新，才是富国强民的根本之道。光绪皇帝考虑改良维新，废除科举兴学校等各项改革都无疾而终，这说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全盘西化，在中国行不通。当前，发达国家的职业技术教育现状及成果对我国职业技术教育仍然起着全方位“示范”作用，我们可以学习借鉴，但是不能盲从西化。
（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曾国藩主张学习理论知识应与实践经验相结合。理论知识是根本，但实践经验也不容忽略。他认为理论知识主要是读儒家经典，“盖人不读则已，亦既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具体来说，他把儒家教育内容分成四部分，即如他所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他力图兼采汉宋两学之长，使义理与经世相结合。四者中言程朱理学、纲常礼教之义理之学是根本，但经世治邦的能力也不能忽视。他特别强调“经济之学”的重要性，认为官制、财用、盐政、漕务等都是宜考究的天下大事。他曾说“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见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艰苦，问于旁观则自知效验。”在一定程度上，他突破了仅以经书为学习对象的模式，而注重于在实践经验中学以致用。他还告诫自己的部属和弟子们要脚踏实地，不务虚名，要破除一切陈规陋习，学会因时而变。他说“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他还说：“吾谓读书不求强记，此亦养身之道。凡求强记者，尚有好名之心横亘于方寸，故愈不能记；若全无名心，记亦可，不记亦可，此心宽然无累，反觉安舒，或反能记一二处，亦未可也”。可见，他很重视思考与理解，同时他又能辩证地提出理解与实践和生活积累的关系，解决知和行的辩证关系。这也就是他所谓的朱子“切己体察”之法。
四、总结
曾国藩作为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河；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有的评论者说：如果以人物断代的话，曾国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人，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人。这句话从某一角度，概括了曾国藩的个人作用和影响。这些影响的形成与他的教育思想密切相关。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职业技术教育的肇始，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