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网格化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研究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社会治理提出了诸如“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等明确的战略要求，更加强调社会参与性，其内涵则包括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社会治理方式创新、行政职能转变等多方面的内容。事实上，网格化管理模式就是在政府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服务方式的过程中应运而生的。网格化管理工作首批试点实践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然后被移植到全国各地，但在如火如荼的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体系建设中存在很多不足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回答“为什么要选择网格化服务管理、何种网格化服务管理是社会所需”等基本问题，从理论上理清了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体系建设与社区治理、社会治理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重要意义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为社区治理理论的研究和完善提供一定的思考和借鉴。同时，笔者又立足于重庆市的实际，对实践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提出一些思考和合理化的建议，希望能为重庆市社会治理水平的提高略尽绵薄之力。
一、社区治理理论下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建设的相关概述
（一）社区治理的内涵与外延
1.治理理论
治理（governance）概念源自古典拉丁文或古希腊语“引领导航”（steering）一词，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指的是在特定范围内行使权威。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治理主要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组织机构管理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相互冲突的或者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1]。
2.社区治理理论
社区治理，是将治理理念引入社区管理实践中，即社区范围内的政府、组织机构及社会公众，依据国家正式的法律、法规以及非正式社区规范等，通过民主协商、协调互动、协同行动等方式对涉及社区共同利益的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管理，从而增强社区活力，增进社区成员社会福利，推进社区发展进步的过程和机制 [2]。据此，社区治理至少包含四个关键要素：主体多元、管理、服务、互动。其中，管理是对秩序的控制，服务是对公共服务的提供，互动是社区各个主体间既包含纵向又包含横向的沟通、协调、利益平衡的总和。
3.社区治理的方式
治理的能力主要取决于治理的方式，在特定社会中，治理方式的运作和治理结构的形成与特定的社会制度（秩序）密切相关[3]。一般来讲，社区治理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治理方式：行政化的治理方式、社会化的治理方式和市场化的治理方式。所谓行政化的治理方式，就是马克斯 ? 韦伯所提出的以“科层制”为代表的国家理性支配下的治理技术，本文研究的社区网格化管理正是这种方式；所谓社会化的治理方式，是社会自发形成的各种组织、各类成员按照社会运行规律和逻辑形成的一种治理方式，其主要形式表现为非正式民主协商；所谓市场化治理方式，是将市场机制引入社区治理中，实现行政管理到公共服务的转变。在现有实际的社区治理中，这三种方式相互交织、互为补充，动态贯穿社区治理的全过程。因此，对社区治理方式的研究，显得尤为有意义，本文对网格化管理的研究也在此框架下展开。
（二）网格化管理与社区治理
1.网格化管理的内涵和外延
网格化管理有多种定义。结合重庆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实际，笔者认为，网格化管理是一种基于现代信息技术与管理科学，以“人、地、物、事、组织”为管理内容，对社区内相关要素和功能进行优化整合、合理配置、有效利用，从而达到情况更加清楚、管理更加精细、服务更加到位的一种行政化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的方式。由此，可以总结出网格化管理三大核心特点：一是空间网格的划分。以人缘、地缘等不同标准，在一定单位内进行网格划分。二是管理对象的多样。包括“人、地、事、物、组织”，基本包含了所有对社区治理有意义的重要因素。三是信息体系的建构，构建一个与之匹配的信息系统，才能支撑它切实运转。
2.网格化在优化社区治理方面的优势
（1）及时传递信息。从另一种角度来说，网格化模式是数字信息技术与科层化行政体制互动结合的产物。在“互联网+”的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和规模都呈现几何爆炸增长之势，网格服务管理团队每天的巡视和排查，将社情民意从被动接收变为主动收集，缩短收集与反馈间隔，有利于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2）有效服务社区。网格化模式的核心特征是权力下沉，在编制不变、辖区不变的前提下继续细分，将区、街、镇的部分职权和资源下沉覆盖至社区，实际上对原有的“条与线”重新横向协调，可以更加有效地整合各类行政资源，解决服务居民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3）提高行政效能。网格化管理中数字化的推广倒逼行政方式的转变，或许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科层。依托网格化信息系统，可直接管理到社区，甚至网格这个层级，而街道办事处“二传手”的角色是否还有必要，或是否需要重新定位和改革值得商榷。目前，已经有某些省市成功开展了撤销街道办事处、设立公共服务中心的试点。
（三）网格化管理与社区自治
网格化管理备受诟病的一点，便是压制了社区自治。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的盛行，是没有处理好社区治理三种方式之间的关系。按照前文所述，社区治理有三种方式：行政化方式、市场化方式、社会化方式。三种方式对社区治理都很重要，三者之间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彼此协作配合的关系。即在一种方式不能有效起作用的时候，几种方式之间可以互为补充，共同达到“善治”的目的。因此，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处理好网格化管理和社区自治的关系，就是处理好“权力”和“权利”之间的关系。应当看到“全能政府”与“无限自治”都是非常危险的倾向。具体到网格化管理当中，要注意的便是从人员配置、信息来源、处理事务的边界等一系列具体细节和操作中，协调好双方的关系。 二、重庆市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认识不统一
在重庆市委、市政府层面对网格化管理的认识和规划都不统一，主要有两种比较片面的认识导致此项工作不能顺利开展：一是“全能网格论”，似乎与党和政府系统相关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网格化来解决。直接的表现就是各个部门的任何工作在基层都冠以“网格化”的名头和工作方法。目前，就有市综治委、市民政局、市卫生计生委三个主要部门在大力推广网格化，其余的消防、农业、检疫也提出了各自的网格化管理。其中不禁让人质疑，各个网格化之间是什么关系，难道每推行一项工作就要划定一套网格、搭建一套专门人马吗？即各划各的网，各做各的事，互相不搭界。二是“网格无用论”，网格化在实际工作中除了增加管理层级、徒增行政成本外，究竟有什么实际用处，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减少或者高效，反而有增加工作量之嫌，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广大基层社区工作者。
（二）定位不准确
以笔者的了解，重庆市综治委在推广网格化方面，走在了全市各个部门前列。据统计，截至2015年11月底，全市城镇社区已经实现网格化全覆盖，行政村网格化覆盖率达到81.5%，已有网格工作人员13万余名，其中专职2.2万余名[4]。而仅在综治系统内部，网格化的推广就千差万别。其中，有以大渡口为代表的“大网格”。其主要参考了上海、北京等地的经验，以将所有与社会管理有关的工作全部贯穿到网格中。以沙坪坝为代表的“中网格”，综合考量推行难度、运行成本、运行效果等多方面，立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9大核心业务。以渝北为代表的“小网格”，以传统综治业务中的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这一个单项工作为切入点。如下表1。
从表1可以看出，网格化到底有没有范围和边界、范围和边界在哪里，无论是认识还是具体做法都不一样。表1中的几个区做法较有代表性，但是在市级层面对于如何定位迟迟没有形成统一认识，所以各项工作推进起来也比较慢且浮于表面。
（三）机制不健全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不健全。一是运行机制不健全。这点突出表现在工作的整合和分配方面。具体到社区这个层面的表现是，原来由计生专干、劳社协管员等各个专门工作人员做的事情，全部都交由综治专干一个人承担了，这显然是没有理清条块之间的关系造成的。二是保障等长效机制建设不健全。很多区县并没有专门的网格化管理工作经费，都是牵头的部门（大多是综治部门）从自身的办公经费里面挤出一些来做，这显然不利于工作长效持续地开展。三是培训机制不健全。具体表现为网格工作人员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均不合理，又没有相应的制度化培训，不能很好地开展工作。
（四）程式化严重
主要表现为“纸上网格化”，即只把网格按照一定的标准机械地画出来，然后象征性地配备相应的人员。从台账上来说都很完善，但是实际当中并没有真正运行。造成这样的主要原因是还没有建立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即没有与数字化结合，网格化就没有生命力，只能流于形式，变成纸上很漂亮、经验汇报中很响亮、实际运行中却无用的东西。
（五）认可度有待提高
与官方的“热火朝天”相比，居民对网格化管理的反应并不理想，网格化的知晓率和满意度都有待提高。在笔者到社区实地走访的过程中，很多居民并不知晓自己就“被网格化”了，也不清楚网格化究竟是做什么的，没有感觉到因此给生活带来了多少便利或者是平安，网格化有沦为官方“自娱自乐”的游戏之嫌。
三、完善重庆市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体系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一）树立科学的政绩观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将“管理”改为“治理”，是执政理念上的重大转变。它意味着“社会秩序的维护和达成不再是政府单方面的事务，而是政府、社会和公众共同的事务；政府不再是单一的管理主体，公民社会也不再是单一的被管理客体；治理过程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单向度控制，而应是多元主体的平等协商与合作”[5]。创新社区治理作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需要持续地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增强各方参与主体的互动。因此，提升网格化的服务能力与水平，推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成为我们转变观念、主动适应新形势下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必然选择。
（二）建设符合本市实际的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
首先，要根据重庆市实际，科学定位发展何种程度的网格化。如果要建立“大网格”，必须由主要领导牵头，由政府办公室承担具体的日常办公事务；如果建立“中网格”，可以由分管政法的常委领导牵头，由综合治理办公室承担具体的日常办公事务；如果建立“小网格”，只需政府分管领导牵头，该项工作的主管部门承担日常办公事务。无论是哪位领导或者哪个部门牵头，必须配备责、权、利相当的手段，否则无法避免类似“小马拉大车”的协调不了的尴尬局面。其次，要加强部门间的协作配合。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是社区综合性系统改革工程，可最大限度地整合和配置社区的各类资源和力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公众之间的共同合作，理顺“纵向――横向”、“条与块”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绝不是哪个部门牵头，最后工作就汇集到哪个部门。同时，联席会议制度应当设计为基本议事规则，当遇到两个及以上部门相互交叉管理的社区管理事项，需明确主要责任部门的每项管理任务以及其他责任部门配合协作的义务，统筹解决工作推进中遇到的棘手问题。最后，要建立网格事项准入制度，列明网格服务管理范围清单，未进入清单的事项，不得随时随意下达指令，避免出现“筐越装越大”、“越来越拖不动”的现象。
（三）切实发挥好各类信息数据服务决策的作用
首先，要建立符合重庆市地方特色的信息系统。自2009年开始，重庆市综治委就提出要建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信息系统，至今该系统仍未建立。2013年，重庆市综合治理委员会又提出要建立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至今仍然处于调研阶段，推进进度缓慢。主要纠结点就在于前文所述的定位问题，对于网格化应该包含哪些工作内容、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层次的系统定位不清：想做“大网格、大系统”，又担心协调不动；做“中网格、中系统”又觉得没有创新；做“小网格、小系统”又觉得不能解决问题。2016年3月1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础数据规范》（GB/T31000―2015）正式施行，明确了综治9+X基础数据库的标准，笔者建议应抓住国家大力发展大数据的机遇，尽快解决建立全市统一的网格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息系统，强化信息共享、数据挖掘、分析模型建立等工作，科学利用大数据服务决策。 （四）与社区自治有机衔接
在前面章节的分析中，我们提到了要在网格化制度、结构等细节设计方面协调好与社区自治的关系。要实现社会治理需要公民的广泛参与，网格化管理要想持续发展必须要实现行政权力与社区自治的完美融合。具体到重庆市的网格化制度设计方面，主要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人员选配上。在网格化管理的参与人员上，除了社区的委员、街道的干部等带有“官”色彩的人员外，还应加重社区群众的参与比例。二是在议事规则上。社区自治是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与实现的表达过程。因此，应当确保网格中的群众代表有相当的发言权、决策权。同时，应当与社区中已有的居民大会等议事制度相衔接。三是培育公民参与。基层活力来源于基层民主的有序参与，在网格化工作的实践中，充分挖掘和培育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意识和能力。用网格来带动社区自治的发展，以社区自治来促进公共服务，形成网格化管理、社区自治和公共服务三者的良性发展，有效发挥三个系统的优势，提高网格化管理的操作性。
（五）多措并举，强化宣传发动
一是充分运用新媒体吸引公众参与。开通公众微信号，将本地网格化管理的服务内容、开展范围、网格管理人员等信息发布出来，让80、90后等年轻的居民和社会单位对网格化相关内容有基本的了解。开发网格化管理APP，人人都是网格化信息员，可以将发现的信息第一时间上报有关单位进行处置，从而便捷地参与到网格化管理的实践中。二是充分利用原有宣传阵地。针对年龄稍长的居民，可以通过开展演出、组织社区活动、在醒目位置张贴宣传资料、发放联系卡等传统方式宣传网格服务管理内容、功能、项目、制度，进而引导热心群众通过网格服务管理团队互动等形式，踊跃参与到网格化建设中。三是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在全面推广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工作的同时，选择一批有基础的社区、社会单位作为示范点进行重点指导推动，切实把示范点培育成有特色、有成效的典型示范。选择一批热心群众，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带动和感染周围的群众积极参与到网格化服务管理建设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