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记者陆铿及其新闻专业主义实践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3-0110-02
陆铿，资深名记者，有“老虎记者”、“祖师级记者”之称，被BBC称为“中国第一个广播记者”，美国华文新闻界著名老报人，曾靠辣手铁笔大声疾呼，于右任赐号“大声”，他曾与蒋介石、麦克阿瑟、马歇尔、陆征祥、胡耀邦等中外知名人物见过面或有过交往，曾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1]任职，在“二战”中任中国驻欧战地记者，曾在南京《中央日报》担任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并与友人先后创办《新闻天地》《百姓》等杂志，著有《胡耀邦访问记》《大记者三章：记者的精神与作为》《陆铿回忆与忏悔录》等。
陆铿是我国新闻史上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典型记者。新闻专业主义倡导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公正性和中立性；提倡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强调媒介的社会责任；推崇职业化教育和程式化操作。这些理念在陆铿的新闻实践活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以新闻为志业，曾表示，如果下辈子叫我选择职业和事业，我的选择仍然是新闻记者。而正是他对新闻的热爱和敏感，促使他成为了中国最早的广播记者；他坚守新闻的职业道德，在《中央日报》上揭发“孔宋贪污案”后，拒绝向蒋介石透露消息来源，谨守新闻职业道德；他坚定为新闻自由奋斗一生的志节，坚持新闻的客观性原则，做独立新闻，为公众服务，在他担任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辑期间，提出“先日报、后中央”的办报方针；他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曾因在《百姓》杂志上发表《胡耀邦访问记》而掀起轩然大波……
一、以新闻为志业，视新闻如生命――中国最早的广播记者
陆铿对新闻的热爱，简直达到了痴迷的程度，生活中最让他激动亢奋的就是新闻，甚至在他晚年80多岁撰写自己的回忆录期间，一听到新闻，就不顾一切地往外冲，敬业精神堪称天下第一。正是陆铿对新闻的热爱和敏感，促使他成为了中国最早的广播记者。1942年10月3日，“今天是重庆各界人士欢迎曾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威尔基先生的园游会。蒋夫人宋美龄女士、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和孔夫人宋霭龄女士都出席了大会。现在是现场实况广播”[2]。虽不及美国乃至世界广播史上的一代宗师――爱德华?默罗[3]那样耀眼，但中国的陆铿以这样简单的几句话开启了中国广播史上的第一次现场直播[4]。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人们普遍把广播视为娱乐工具和通信工具的背景下，陆铿的这次实况广播才使广播新闻比较受到肯定，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了广播的新闻事业属性[5]。新闻不只是他的职业，更是他的“志业”，他的自我生命在记者的志业中获得了无可替代的实现。他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表示，如果下辈子叫我选择职业和事业，我的选择仍然是新闻记者。他的友人李荆荪说：“如果一连几天得不到独家新闻，他会生病。”如同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中的主人公，他生来就是做这件事的，这是他的使命。他为什么这么喜欢新闻？著名报人于右任在早期对他的新闻教育中使他深深认识到新闻事业具有破旧立新的历史使命，而他在从事新闻事业的过程中体会到了“新闻记者是时代最快活的人”，这些都大大激励着他奠定终身从事新闻事业的志节。陆铿这种以新闻为理想的精神以及强烈的社会使命感、责任感正是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保护消息来源，坚守新闻道德――揭发孔宋贪污与蒋介石直接冲突
新闻记者有保守消息来源秘密的义务，这是陆铿心中的信条。1947年7月 29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日报》登载了一条揭发孔祥熙（蒋介石连襟）、宋子文（蒋介石妻舅）这两家公司利用政治特权向中央银行结汇3亿多美元的消息，当时国府的外汇储备总数不超过5亿美元，这一大案的揭发，引起了轩然大波，更使蒋介石震惊，随即召集会议，勒令中央宣传部正部长长李惟果、副部长兼《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查明消息来源，不管两人如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何威逼陆铿，他就是拒绝说出消息来源。晚上，提供消息的人跪到他面前，请求他不要说出来，陆铿保证即使杀头他也不会泄露消息来源。即使是蒋介石要求他说出消息来源，他也拒绝说出消息源，其心中谨记了于右任先生的教导――新闻自由与新闻道德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新闻道德，就没有新闻自由。陆铿“拒绝说出消息来源”这一举在今天看来，更是实现了新闻记者的隐匿权，隐匿权是指媒体及其工作人员有为消息来源保密的权利，即未经消息来源同意，有责任替消息来源保密。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新闻界把隐匿权列为新闻职业道德内容，有的国家将其列入新闻法。陆铿保护消息来源，坚守职业道德，堪称“新闻专业记者的典范”。
三、追求新闻自由，以公众利益为重――提出“先日报、后中央”的办报方针
加缪曾说，新闻自由是好是坏还很难说，但没有新闻自由，记者肯定会坏。追求新闻自由、实践独立新闻是陆铿做记者一贯的原则，在他任《中国日报》副总编辑和采访主任期间，以办好报纸为目标，提出“先日报、后中央”的办报方针，认为报纸应该走群众路线，以公众的利益为准则，并认为以做官代办报必遭淘汰。同时，当年陆铿这群青年记者们秉持新闻自由的原则工作，打破禁忌，曾冒险到经济部拿到调查报告，揭发孔、宋贪污国家外汇三亿多美元案；《中央日报》一名记者听到国大代表因国军军事不和，提出“杀陈诚以谢国人”，进行了如实报道；1946年5月，徐永昌将军以军令部长、密苏里舰上代表中国受降的身份，经蒋介石派为政府代表，与马歇尔、周恩来为国共和解举行“三人小组会议”，一直拒绝见记者，当时受众急于知道会议情况，陆铿于是在《中央日报》上发消息说“徐永昌将军失踪”，引发轰动。以陆铿为代表这些青年记者们的新闻实践活动，使长期靠国家拨款的事业性单位《中央日报》走上了企业化的道路，把一张南京《中央日报》办的轰轰烈烈，内容充实、版面清新、新闻快而准、广告、销路蒸蒸日上，迈向了企业化。南京《中央日报》以六十九年的经验证明了“先日报、后中央”、“报纸以新闻第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为公众服务的信条的正确性，这些信条正是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践行独立新闻，坚持新闻真实――《胡耀邦访问记》
“新闻第一”是陆铿坚守的原则，坚持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这在他创办《百姓》杂志并在《百姓》上发表《胡耀邦访问记》表现得淋漓尽致。《百姓》杂志于20世纪80年代在香港由胡菊人、陆铿等人创刊，从百姓的生活出发、坚持独立的立场、力避左右袒、秉持杜甫“独耻事干谒”精神是《百姓》理念。创刊伊始，因刊登梁漱溟批判毛泽东的一篇文章――《论毛泽东晚年过错的根源》而受到重视，美联社曾引用《百姓》关于中共中央文件的报道时称《百姓》为“香港的领导杂志”。1985年6月1日，陆铿以一个独立记者的直接观察、按照“新闻第一”、有录则登的原则在《百姓》杂志如实发表《胡耀邦访问记》，采访中胡耀邦见面就向陆铿说到，“你在国内吃了苦头了！”、“历史上我们欠了你一笔账”，让人感到胡耀邦的率真和人道；又如提到胡耀邦与王震是湖南老乡时，胡耀邦说：“他是北乡的，我是南乡的。”陆铿说：“呵！那是南北呼应。”胡耀邦说：“也可能是南辕北辙。哈哈……”整篇报道如实反映出一个开明、人道、幽默、风趣的国家领导人形象，但这篇访问记发表后，掀起了一股热流。著名作家、老记者萧乾认为《胡耀邦访问记》是采访学的一部经典之作，新闻学院的记者应该凭借本事和采访技巧使采访对象能够说出未知的东西，挖掘出新闻背后的新闻。同时，媒体要传播真实、真相和真理，新闻的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不真实的新闻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陆铿新闻思想的背后是因为他追求独立、自由、民主、和平，这与他早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地记者的生活经历分不开[2]。这使他认识到自由的新闻事业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火炬，加上当年于右任先生教导――“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昔人以此为执政者之天职，吾则以此为新闻记者之不二法门”，以及他真切地在新闻实践中感受到记者能“先天下之忧而忧”，但也能“先天下之乐而乐”，并体验到于右任所说的“新闻记者是这个时代最快活之人”，这些都为他终生从事新闻事业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陆铿具有“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情怀，他拥有崇高的新闻理想，以新闻为志业，坚守职业道德，保护消息来源，追求新闻自由，坚持做独立新闻，讲究客观公正，认为“讲真话”才是记者的价值所在，致力于推动社会进步，他的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无不是新闻专业主义的表现，而他在晚年还写了《大记者三章：记者的精神与作为》来培养、教育新一代的新闻记者，更是将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发挥到极致。无论是陆铿的新闻思想还是新闻实践，都对今天“互联网+”时代下记者如何践行新闻专业主义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