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指标起源的反思——章太炎、鲁迅“文学”争议的当代启示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7-01-08
作为２０世纪初年轻的现代思想家，与老一代“有学问的革命家”的争议没有形成共识，争议本身极具深层的现代意蕴和各类观念竞争角逐的张力，极具象征意义。在对古代传统的一面，他们强调伟大情感的独立性，这使他们与传统文学教化观和梁启超们“以古目观新制”的文学救国论形成对立；他们强调情感的伟大和激越，这使他们与以刘师培为代表的文选派所强调的“凡为文者，在声为宫商，在色为翰藻”的观点相区别，显现出突出的现代张力。在对当代西方的一面，他们强调情感的民族性和反叛性，使他们摆脱了徘徊于“可信”与“可爱”间的王国维以直觉静观为核心、以忧生而厌世为底色的美学观和游戏慰藉说区别开来。就师弟间而言，他们都是基于现代焦虑和文化困境，在现代思想的极限处一同挣扎、战斗，有着卓绝的经历和深刻的体验，在对中国传统和西方近代文明的批判与超越中开拓现代性思路。对民族远古文明的追慕，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文化偏至论》）的文化复兴思路，使师弟间精神距离非常贴近和契合，也与太炎先生在羁居日本的艰难困苦中提出的“张扬国粹”和“文学复古”思路形成内在呼应。但在回眸与前瞻之间，老师着意于“分理明察”基础上的“持论议礼”的文章，发挥现实的战斗力，对民族的希望系之于实事求是和科学理性的精神，而这一切都落实于文学的“文字”，因为文字是文学的基础；而年轻一辈则寄厚望于“摩罗诗力”和“血书悲哀”的小说和诗歌，强调情感的独到性和“摩罗诗力”，企图以此张扬天才“神思”和民族“心声”，“掊物质而张灵明”、“尊个人而张精神”（《文化偏至论》），“扬真美”“娱人情”，动人哀乐，兼得“表见文化”、“辅翼道德”和“救援经济”之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与老师基于民族文化的立场，鼓吹“以文字为准”、强调文章的内容性和思想性的思路不同，学生一辈相信西方式现代文化的分化，立志把自己的使命落实于文学的“情感”，这突出地表明“所谓艺术和文学的‘纯粹’独立的观念，只能是在思考人的存在时视‘精神’为绝对内在性的西方思想带来的观念”（参见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载《学人》第１０辑，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清末民初时期周氏兄弟的文学思路，可算是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情感指标的起源。虽然在当时非常孤独寂寥，也受到非常尊敬的伟大老师的思想的挤压也“默默不服”，但周氏兄弟仍在西学资源的启发下，在感受和反思社会急剧变迁的现代性体会中，以自己近乎喑哑的呐喊和沉潜的努力，独立自主地开拓着一桩力图突破中国传统和超越西方近代传统的审美现代性路线，其核心在于标举本土民众和战士情思的心声，张扬现代情感。在这逐渐生长着的审美现代性思路中，情感审美指标不仅成为从传统文化世界中独立出来并获得文学自治权的合法依据，而且扩展为一种人的真正的存在方式，即，独有文艺或以情感、或以直觉的方式获得观照整个世界和日常生活的制高点，独有文艺能够超越现代社会理性化的囚笼，成为制约、批判和反思古典文化与现代文化最可信赖的方式和武器。百年之后看来，这是一条突出的审美现代性思路。这种审美现代性思路，在五四时期得以全面显彰，年轻一代的文学思想逐渐占据上风，并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中国文艺和文论由此从古典走向现代，从上层走向民众，从儒家之附庸走向独立自足。
由此可见，“情感”指标的起源其实也蕴含着自身深刻的张力。百年以来，随着时代的变迁，从古代的性、心、意、志不分治，到周氏兄弟青春激情及其抑制，到情感独占文学、文艺以情感审美为重要或根本指标，情感和情感的内涵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长期以来，在一种近乎激进而革命的心态中，现代文学试图追求绝对的、个体的和独一无二的“真情实感”，应该说，这种思路和追求在历史上一度占统治地位，对现代文化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种要求和欲望，并不能解决章太炎式对“知”“情”判然二分的悬疑，也不能确保文本中的情感内容和表现方式不随时代发展而变化，更不能保证文艺能永远追求这种“真情实感”的惟一性和纯洁性。显而易见的是，在当代这样一步步走向消费化商品化的社会，２０世纪初所想象的人格个性、伟大灵思和民族心声，在经过一世纪的书写后已略显疲惫和身姿僵硬，并且在众声喧哗逐渐潜隐。新的思维方法和情感方式已在涌现。也就是说，“情感”指标作为文艺现代性的重要维度，有其深刻的历史的具体的内涵，它在２１世纪的发展、丰富和变迁，都是值得进一步在历史的辩证法中深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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