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新闻教育功利主义的幻象与困境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z.2018.05.068
Abstract "Dao" and "Qi" are two pillar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y evolved into battle in Chinese modern process to survive from the western intruder. Since its birth， journalism education has been deeply influenced by pragmatism. Under the impac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the trend of utilitarianism in journalism education is more obvious than before；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is phenomenon.
Keywords "Dao" and "Qi"； journalism education； utilitarianism
“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技术与之前相比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传播技术领域的变革对于整个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来说，可谓是千年未有之变局。“人类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新媒体与自媒体的崛起、媒体深度融合以及传统媒体的转型，都对新闻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赋予了新闻教育崭新的课题。”[1]互联网时代中的崛起迫使传统媒体和新闻教育主动转型，新闻传播教育的“道”与“器”之争也逐渐浮出水面，高校新闻教育到底是培养学生新闻理念还是教授学生娴熟的新闻业务技能，新闻教育应该坚守理念教育，还是转型为职业技能教育为主？
1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与“器”之争
《易经?系辞》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辩证地说明了事物本源与现象之间的关系，同时这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一对重要范畴。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道有天道、人道之分。天道学说即是关于宇宙根本问题，相当于西方哲学中所谓的本体论、宇宙观、自然观。人道学说即关于人生价值与人生理想，相当于通常所谓的伦理学说或道德学说，亦称人生哲学。[2]“道”和“器”同样是儒家宇宙论和人性论的中心问题，构成了儒家学理体系的两大支柱。自唐宋以来，伴随心学和理学的兴起，“道”“器”之争逐渐演变成为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之争。时至清末民族救亡图存之际，这一争论演化又为洋务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体用之争”。这一问题在当下很多学科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当下很多学科也依然面临着“道”与“器”的难题。同样问题也出现在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新闻传播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当中。新闻传播教育到底是以培养学生深厚的人文素养、丰富的社会知识为目标，还是以培养学生的新闻专业素养和技术能力为重点？这是一个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重要问题。
2 新闻传播教学中的“道”与“器”之争
国内外新闻传播教育出现的这种重实践、轻理论这种“器”和“道”之争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业界对新闻人才功利化取向和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反映。当前新闻业界人才需求的市场定位和社交媒体用户内容生产模式（UGC模式）是造成这股教育功利主义趋势的主要原因。对于上述现象我们可以尝试从实用主义深刻塑造现代新闻教育起源的角度来考察。宗教改革不仅使美洲大陆成为新教徒的聚集之地，同时也为美国科学研究带来实用主义至上的价值准则。美国作为现代新闻传播教育发源地，新闻教育受实用主义潮流的影响尤为明显。1908年沃尔特?威廉姆斯（Walter Williams）在密苏里大学创建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自现代新闻教育在中国诞生以来，“先后历经20世纪20～40年代的美国模式、50～80年代的苏联模式、90年代到现在的改革求新，伴随着中国繁复多变的近现代发展轨迹已走过了90年的漫长历史。”[3]考察中国近百年的新闻教育史，不难发现美国新闻教育模式特别是“密苏里模式”对我国早期新闻教育影响颇深。当然不可否认这种实用主义至上的新闻教育模式为中国新闻事业培养造就一批有影响力的知名记者和报人，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其对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注入的“重实践”、“轻理论”的潜流。国内外现代新闻教育从诞生时具有一种功利主义倾向，甚至出现了以技术逻辑代替人文精神。时至今日，虽然大多数新闻学院在人才培养中都要求学生在专业学习过程中同时要兼具备良好的科学意识和人文素养。但迫于就业市场的压力，新闻教育在新闻专业理想教育和新闻职业技能之间难以保持平衡。
3 新闻传播教育的学界困境
“互联网+”时代已经到来，国内有学者认为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应该以培养学生具备“熟练掌握全媒体已成为互联网+背景下传媒人必备的业务素质和能力”[4]为培养目标。在人才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中，特别是在“互联网+”背景下技术逻辑占据统治地位的形势之下，有部分学者认为目前国内传统注重学生理论修养和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课程设置模式，显然已经无法为学生的顺利就业提供砝码。新闻教育应该顺应技术潮流，对目前课程设置和实训模式加以改革。有学者提出应该“在保留传统课程教学体系中培养学生新闻传播基本技能的核心课程基础上，大幅增加媒介融合与大数据相关理论课程和实操课程，从而保障“互联网+”培养全能型人才目标的实现。”[5]甚至有学者把市场供求关系照搬到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目标体系中，认为“市场的人才需求的变化没有及时传导至教育领域，没有形成对教育领域的压力、牵引力和驱动力，也就是说人才市场没有发挥其最终决定人才生产的作用。”[6]这种功利主义的人才供需关系迫使不少新闻传播院系为增强学生进入职场后的适应性，不得不压缩综合素质类课程，提升新媒体技术在教学内容中的比重。上述观点认为新闻教育应该完全以市场需求为人才养导向，以保证学生能顺利就业首要培养目标。显然这是一种迎合市场需求而放弃新闻职业操守的短视行为，颠倒了人才培养中思维和技术的地位，存在重视新媒体技术培训而忽视理论思维训练的倾向。高校新闻教育如果把就业市场需求作为学生培养的标准，忽略对学生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博雅教育）的提升，高等教育完全沦为标准人才生产线，教育恰恰不同于商品生产，教育追求的差异化的产品。钱颖一先生就曾呼吁教育的本质最终是为了人，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有独立思考能力、人格健全的人。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新闻传播教育应该坚守新闻专业主义。蔡雯（2017）就看到了目前国内一些高校的新闻教育表现出技能化和工具化的趋势。“一些高校在课程结构与课程体系调整时，凡与新闻传播理论和技能无直接关系的各类公共课能不开尽量不开，能少开的尽量少开。尤其是文史类、管理类、艺术类的课程，在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中，被大量剔除出去。这种做法堪忧。”[7]陈昌凤（2015）也认为在当前的媒介技术变革中，“以媒介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新闻价值观仍然不会过时，新闻价值观的教育仍应当是当下新闻教育中应当坚持的重点。”[8]“新闻传媒为共利益服务的根本属性还要求其从业者对社会有全面、深刻、准确的认识 ，承担社会?t望者的责任。因此过去一直强调的“通才教育”、“厚基础”、“宽口径”等要求在新闻教育改革中不应弱化，而要继续坚守。”[9]学界也存在着坚守理念教育与顺应市场需求的对峙，新闻传播教学改革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困境之中。
4 媒介市场人才需求的业界幻象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降低了专业信息生产传播的门槛，越来越多的未经过专业新闻教育的内容生产者加入到信息传播过程当中。“甚至在一些新闻从业者看来，进入新闻行业没有很高的专业知识壁垒。”[10]传播技术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人人手中都有麦克风”的全民记者时代，专业新闻传播教育已经不如传统媒体时代显得那么不可或缺，媒介技术的发展直接绕过传统新闻生产模式对从业者的专业素养要求，以UGC模式为主的客户端、头条号、朋友圈、独立SNS网站、微博等社交媒体在互联网中蓬勃发展，视频网站也纷纷加入UGC模式。传播技术发展催生了新的内容生产模式和媒介生态环境。业界生态的剧变直接对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形成一种难以抗拒的倒逼之势，继续坚守传统新闻传播教育理念，就会让学生在就业市场失去竞争力。
业界对传媒人才需求显然和学界培养目标难以匹配。无论是传统媒体时期还是当前社交媒体大行其道，二者的关系也迥然不同于商品市场之间的供求关系，教育不同于其他产业。如果我们把商品市场的供求逻辑简单地移植到学生培养和业界关系平衡之中，难免陷入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方向上去。业界受市场竞争压力和利润驱使，不得不秉持务实的选材用人标准，更加看重学生在校期间获得的“新闻技巧”训练，倾向选择“动手能力强，上手快”的“技巧型”的学生，不愿意让学生踏入业界之后，再花费时间去适应理论到新闻实践转化的过程。因此保障学生顺利就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很多院校新闻教育人才培养目标。这种人才选择机制值得深思，吴飞（2007）等通过深度访谈“了解到一种错误倾向，即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无用，个别媒体甚至以不从新闻专业进人为乐事和特色。”[11]
5 结语
综上所述“互联网+”的技术浪潮和UGG模式的出现，促使传统新闻教育不得不反思甚至是转变教学模式。新闻教育定位在教授学生新闻职业技巧或者培养学生深刻洞见社会现实的能力之间摇摆不定。显然这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在新闻人才培养和业界人才需求之间也是难以平衡把握的，短时间之内新闻教育中“道”与“器”的争论是难以平复的。正如西美尔所担心的那样，诚然专业化是衡量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但不断加深的专业化趋势，也使人类逐渐丧失去整体客观文化的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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