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教兴国的文化传统障碍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06-01-22
中国从秦汉至清初，科学技术一直领先于世界。可是，从17、18世纪特别是近代以后，中国逐渐地落后于西方，以至于贫穷落后、被动挨打。个中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科技发展的文化传统以及传统科技教育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尤其为我们所重视，这些问题的科学分析对于现在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有着重要的启示。我们可以从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古代方术热、经济政治背景和科技发展内在的制约因素等方面对之加以分析。
一
影响科技发展和科教兴国战略落实的因素之一是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四个特点：一、相对主义，二、一元主义，三、仁性关怀，四、泛伦理主义。相对主义是指，中国人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相关、互为依存的，没有绝对的独立的存在。譬如，儒家倡导折衷主义、中庸之道，道家提倡辩证思维、"齐万物"之相对论，中国佛家特别是华严宗主张依存论、缘起论（1），等等，他们都否定绝对的实体观念，表现出关联主义、互为联系的思想。中国人还持"场内观"（2）-------盘古、太极、道、人类都是在宇宙之内，盘古创造了世界，他自己化成了日月星辰以及河流草木；"太极"也是内在于宇宙的，它生成两仪（阴阳、乾坤等）、四象（东西南北、春夏秋冬、吉凶祸福等）、八卦，以及世界万物，等等。中国人不是从绝对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宇宙，一般来说，古人面对大自然时没有惊异之情和与天奋斗的豪情，只有对它的欣赏、崇拜和体验。与之相反，西方人是持绝对主义、实体主义观点和天人相分?quot;场外观"------上帝高高在上，缔造和推动着宇宙，把规律"塞给"大自然；人类也是宇宙的外在力量。由此，他们肯定实体的独立的存在，并进而提出原子论、个人自由论和战胜大自然的观点。
一元主义是指，古代中国人主张天人合一和思想独尊，主张"身心不二"、"道器合一"、"体用一如"以及"独尊儒术"。这种一体化的观念造成了对对象认识的模糊和权力对真理的垄断，使得近代科学技术无法在中国发展起来。而西方人与此不同，他们是二元主义乃至多元主义者-----灵肉分裂，社会矛盾对立，人与自然相抗，文化思想呈多元化的状态。正因为精神生命与肉体生命的二元对立，所以西方人只能选择满足其一------中世纪压抑肉体、满足精神，现代则精神空虚、满足肉体；正因为个人与社会冲突，"他人就是地狱"，所以西方人要以法律规范人们的行动；正因为天人分离，所以西方人致力于改造大自然，并由此发展起近代科学技术；也正因为推崇思想的多元化，所以人们的创造性得到极大的发挥。
中国文化的另一特点是，她属于仁性关怀文化，或称仁者文化、监护人文化。中国人需要的是上对下的、不平等的对生命的关怀呵护之情，皇帝、官员是仁者、监护人、圣君、清官，他们有充分的良知良能，能自觉地为官清正廉明、尽职尽责；人民时刻感受到-----至少耳边常听到来自"上面"的温暖和关怀。与这种乐观、性善文化相反，西方则是悲观、性恶文化，"材性知能"文化，或称"厄洛斯（小爱神Eros）文化"、"匠人文化"。"材性知能"本是荀子所说，指起于对异己对象的神秘感、惊异之情和好奇心而产生的占有、征服、探索的欲望。西方人所崇拜的就是在知性冲动的驱使下而勇往直前以求满足其自身创造欲、占有欲的天才、智者或英雄，而不是中国人的充满关怀精神的明君和圣贤；西方?quot;魔"、"坏蛋"也是无限制地扩展自身欲望的人，而不是中国人的"道德败坏者"。"厄洛斯"就是爱、冲动、扩张、创造和探索的代表，"匠人"也是西方人测量、分析、制造、创造之"匠心匠识"的典型；西方文化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其实就是"艺匠意识"与"工匠意识"之争。匠心匠识乃是西方科学艺术繁荣的内在原因。
中华文化的第四个特点是泛伦理主义。儒家的文化传统中几乎没有神、上帝的位置（3），这在一方面促进了古代科学的发展；西方由于上帝的因素，中世纪曾经发生大的倒退。可是，另一方面中国人又走向了泛伦理主义的反面，我们相信天人相通、天人感应，将天地日月与君臣父子联系起来，将宇宙唯心化、主观化，把科学理论伦理化，从而使得大自然失去了客观的地位，科学也不可能独立地发展。再加上儒家重道轻器，鄙视"奇技淫巧"，所以可以说，儒家价值观对科学发展主要起着束缚和阻碍的作用。因此，在中国古代，往往儒家衰落，科学技术才会有大的发展。如东汉、南北朝、明末时，才出现了张衡、蔡伦、祖冲之、徐光启、李时珍、宋应星等重要人物。儒家加强控制时或者社会出现大动乱时，科学技术就无法存在、传播，而陷于停滞，或毁于一旦。
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也存在着泛伦理主义的缺陷，所谓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只是讲经读经、传播儒家伦理道德的地方。另外，古代的教育重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民间兴起的书院全是关于人文道德的，科技只能流传于民间，而且与特定的匠人、具体的产品密不可分。这些因素都逐渐成为科教发展的巨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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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科技发展和科教兴国战略落实的因素之一是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四个特点：一、相对主义，二、一元主义，三、仁性关怀，四、泛伦理主义。相对主义是指，中国人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相关、互为依存的，没有绝对的独立的存在。譬如，儒家倡导折衷主义、中庸之道，道家提倡辩证思维、"齐万物"之相对论，中国佛家特别是华严宗主张依存论、缘起论（1），等等，他们都否定绝对的实体观念，表现出关联主义、互为联系的思想。中国人还持"场内观"（2）-------盘古、太极、道、人类都是在宇宙之内，盘古创造了世界，他自己化成了日月星辰以及河流草木；"太极"也是内在于宇宙的，它生成两仪（阴阳、乾坤等）、四象（东西南北、春夏秋冬、吉凶祸福等）、八卦，以及世界万物，等等。中国人不是从绝对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宇宙，一般来说，古人面对大自然时没有惊异之情和与天奋斗的豪情，只有对它的欣赏、崇拜和体验。与之相反，西方人是持绝对主义、实体主义观点和天人相分?quot;场外观"------上帝高高在上，缔造和推动着宇宙，把规律"塞给"大自然；人类也是宇宙的外在力量。由此，他们肯定实体的独立的存在，并进而提出原子论、个人自由论和战胜大自然的观点。
一元主义是指，古代中国人主张天人合一和思想独尊，主张"身心不二"、"道器合一"、"体用一如"以及"独尊儒术"。这种一体化的观念造成了对对象认识的模糊和权力对真理的垄断，使得近代科学技术无法在中国发展起来。而西方人与此不同，他们是二元主义乃至多元主义者-----灵肉分裂，社会矛盾对立，人与自然相抗，文化思想呈多元化的状态。正因为精神生命与肉体生命的二元对立，所以西方人只能选择满足其一------中世纪压抑肉体、满足精神，现代则精神空虚、满足肉体；正因为个人与社会冲突，"他人就是地狱"，所以西方人要以法律规范人们的行动；正因为天人分离，所以西方人致力于改造大自然，并由此发展起近代科学技术；也正因为推崇思想的多元化，所以人们的创造性得到极大的发挥。
中国文化的另一特点是，她属于仁性关怀文化，或称仁者文化、监护人文化。中国人需要的是上对下的、不平等的对生命的关怀呵护之情，皇帝、官员是仁者、监护人、圣君、清官，他们有充分的良知良能，能自觉地为官清正廉明、尽职尽责；人民时刻感受到-----至少耳边常听到来自"上面"的温暖和关怀。与这种乐观、性善文化相反，西方则是悲观、性恶文化，"材性知能"文化，或称"厄洛斯（小爱神Eros）文化"、"匠人文化"。"材性知能"本是荀子所说，指起于对异己对象的神秘感、惊异之情和好奇心而产生的占有、征服、探索的欲望。西方人所崇拜的就是在知性冲动的驱使下而勇往直前以求满足其自身创造欲、占有欲的天才、智者或英雄，而不是中国人的充满关怀精神的明君和圣贤；西方?quot;魔"、"坏蛋"也是无限制地扩展自身欲望的人，而不是中国人的"道德败坏者"。"厄洛斯"就是爱、冲动、扩张、创造和探索的代表，"匠人"也是西方人测量、分析、制造、创造之"匠心匠识"的典型；西方文化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其实就是"艺匠意识"与"工匠意识"之争。匠心匠识乃是西方科学艺术繁荣的内在原因。
中华文化的第四个特点是泛伦理主义。儒家的文化传统中几乎没有神、上帝的位置（3），这在一方面促进了古代科学的发展；西方由于上帝的因素，中世纪曾经发生大的倒退。可是，另一方面中国人又走向了泛伦理主义的反面，我们相信天人相通、天人感应，将天地日月与君臣父子联系起来，将宇宙唯心化、主观化，把科学理论伦理化，从而使得大自然失去了客观的地位，科学也不可能独立地发展。再加上儒家重道轻器，鄙视"奇技淫巧"，所以可以说，儒家价值观对科学发展主要起着束缚和阻碍的作用。因此，在中国古代，往往儒家衰落，科学技术才会有大的发展。如东汉、南北朝、明末时，才出现了张衡、蔡伦、祖冲之、徐光启、李时珍、宋应星等重要人物。儒家加强控制时或者社会出现大动乱时，科学技术就无法存在、传播，而陷于停滞，或毁于一旦。
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也存在着泛伦理主义的缺陷，所谓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只是讲经读经、传播儒家伦理道德的地方。另外，古代的教育重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民间兴起的书院全是关于人文道德的，科技只能流传于民间，而且与特定的匠人、具体的产品密不可分。这些因素都逐渐成为科教发展的巨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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